1981年，纽约的一家华人理发店。老一辈华人闯美国，大多靠着“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如今，纽约下城唐人街中心的摆也街附近，100多米的街道上有20多家理发店。这些店小的只有3张座椅，大的能同时容纳10名顾客。由于收费低廉，理发店内终日一派生意兴旺的热闹景象。

1981年，男人们在弗朗基·王（Frankie Wong）肉店后面的房间里玩麻将。美国法律将华人的诸多消遣形式视为违法行为，其中包括麻将。利用这些针对华人的规定，纽约的一些执法者会故意为难华人。

今天，美国很多唐人街已经成为富有活力的、多元化的社区。但19世纪末，唐人街几乎是糟糕社区的代名词：它充斥着廉价餐厅、花里胡哨的饰品店、神秘的药水店和各种古怪的龙图腾……

那时，有些美国人把大量涌入的华人当作“黄祸”，认为他们抢夺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破坏了种族的纯洁性，甚至是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联邦法院曾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限制中国人移民美国。其中就有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它明确指出：华人不属于美国公民，并且不能加入美国国籍。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以种族为由限制移民。

这种对唐人街及华人的偏见根深蒂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几乎处处可见。比如，在不少美国电影中，唐人街都被塑造成罪恶之城。拍摄于1929年的黑帮电影《唐人街之夜》，讲述了一位白人社交名媛闯入旧金山的唐人街的遭遇。导演威廉·A·威尔曼把唐人街塑造成一个“华人黑社会”，人们以鸦片为燃料，处处是骇人听闻的暴力、犯罪。

在被排斥的时代，在美国谋生的华人，像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一样，不得不在一片陌生而并不友善的土地上讨生活。他们很难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生活，求职也被排斥在主流行业之外，只能在洗衣房、餐厅工作。

但唐人街一直在改变，随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移民法和移民配额逐渐放宽，华人在美国的定居点迅速增加，唐人街的人口、规模、经济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商店、小企业经历多次停业后，又再度重生。破旧的建筑被拆除，唐人街的面积也不断扩大，并在美国各处兴起、发展、繁荣。

摄影师布德·格里克（Bud Glick）一直关注美国唐人街的变化，他从1981年开始深入纽约曼哈顿下城区唐人街，持续近四年拍摄华人的日常生活，留下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它们呈现了被长期误解的唐人街华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

在格里克的镜头下，这些“美漂”华人并没有三头六臂，更不是犯罪分子，他们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你能看到40年前的华人日常生活细节和场景：一个单身男人在公寓中静静地读报或吃饭；一个工人在当时无处不在的手洗洗衣房里搓衣服；几个孩子在操场上玩或者在街上闲逛……还有杂乱的服装厂、堆满布料的桌子。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年轻人穿着朋克摇滚乐队Ramones（雷蒙斯乐队）的T恤，这更像是唐人街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预兆。

实际上，格里克所做的不仅是描绘了纽约唐人街的街头生活、居民和家庭场景，还敏感地记录了一个动态的典型社区。现在的唐人街已经有了实质性改变，成为一个由新一代移民创造的多元化社区。

时隔近40年，格里克重新整理当年拍摄的照片、访谈音频、文字摘录。美国华人博物馆与纽约博物馆将以此为内容，举办两个展览——“内部生活：20世纪80年代华裔美国人的照片”与“内部生活：当代关于纽约华人的摄影作品”。

格里克认为，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排华的声音，中国人又在被少部分美国政客和他们的支持者妖魔化。他希望展示移民社区的力量，推翻这种倒退思想背后的刻板印象、假设和焦虑。

“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反驳一种偏见。”他说，“这些照片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移民故事，即坚持不懈地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排斥他们的社会中得以立足。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政治在过去存在，在如今仍然存在。它在当时是错的，现在依旧是错的。”

1982年，纽约华南（Wah Nan）公司。当地华人常在这里聚会或接收邮件。一部分华人做生意积攒资金，开了个人企业，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1982年，纽约贝亚德(Bayard)街的单身公寓。华人大多居住便宜的公寓，抱团取暖。

1982年，位于纽约贝亚德（Bayard）街的单身公寓。华人大多住在不透光的公寓楼里。很多人挤在没有暖气，只有床铺的房间里，吃饭、睡觉都在同一个房间。

1983年，李金浩（Kam Ho Lee）和他的孙子文森特·李（Vincent Lee），纽约埃尔德里奇街（Eldridge）9号。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后，美国华人数量减少。1890年代全美的华人人口减少了15%以上，但是纽约华人不但没减，反而增加。

1982年，孩子在操场上玩。

1983年，纽约哥伦布公园中的中国人。哥伦布公园就在唐人街旁边，是为数不多的华人休闲娱乐的处所，公园立有孙中山铜像。如今，哥伦布公园依然是纽约唐人街居民区内文化生活中心。人们经常来这里下棋、练太极，有时还可以看到中国戏曲和传统音乐表演。

1984年，华人正在纽约贝亚德（Bayard）街庆祝农历新年。纽约是移民大熔炉，美国的反华风潮还没蔓延时，华人在纽约生存相对容易，但随着越来越多华人涌入，对华人的歧视言论开始出现在报刊媒体上。媒体只描写华人是“有着杏仁眼的流亡大军”，他们不诚实、不道德、不讲卫生，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有吸鸦片、吃老鼠和狗的不良习惯。

1982年，纽约亨利（Henry）街上，几个中国工人正搬运海鲜。美国人认为大量涌入的中国工人是“黄祸”，是他们抢夺了当地白人的工作机会。

1983年，乔兰（Geolan）运动服装厂，摄于纽约中央（Centre）街201号三楼。工厂于20世纪90年代倒闭。很多华人商店、小企业经历过多次停业，随着移民政策放宽，华人工厂陆续在纽约重现。

1981年，周先生和夫人在纽约的公寓。周先生曾把妻子留在中国，两人30多年没有见面，对此他一度十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