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于内地中产阶层朋友圈的代购们可能要凉了。

刘童（化名）还清楚地记得9月1日那天，她的朋友圈和群组里一片哀号。一天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并规定该法案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本次立法在电商经营资质、纳税、处罚标准等方面予以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界定。

该法案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而电子商务经营者在《电子商务法》中包含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一些规模较大的代购开始减价售卖库存，希望在大限将至前能赚多少是多少。但包括刘童在内的更多代购仍在观望，他们并不清楚新法案的施行力度究竟如何，会在多大程度上波及自身，不少人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不过是一阵风，过后“马照跑，舞照跳”。但靴子落地的速度远比他们想象中要快。

“十一”假期，据网传视频，在上海浦东机场，一个航班有100多人在等着交税，不少是从日韩欧美归来的代购客，没想到刚回国就被机场的海关抓个正着，面临众多罚款，不少代购“损失惨重”。

这一消息再次传遍了代购圈，刘童本人并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此前多是抽查，像这样的严查很少。”虽然上海海关表示最近政策执行上未有变动，但刘童们的心头也难言轻松。

不仅如此，有媒体报道，杭州已经提前对代购商户进行“营业执照核实”。

辛苦钱与原罪

钱越来越难挣了，在《电子商务法》出炉之前，这就已经是某些个体代购的共识。嘉嘉（化名）本科毕业后留学美国，现在某实验室工作，她从事代购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代购本来是赚钱的，做的人多了就成了做慈善。”嘉嘉对《凤凰周刊》说道。

刘童因为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往返韩国，在今年年初顺便也做起了代购的生意。她多次听说有很多老牌代购年入千万的神话，但她觉得自己挣的都是辛苦钱。“一家家店的跑，找出最便宜的那家才能多赚一点。大包小裹地往国内背，再挨个发给客户，时间成本就已经很高的，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是聊胜于无。”

2018年9月28日，浦东机场突袭代购，所有人全部开箱排队等待过机检查。

正品利润低，那假货呢？在刘童看来，即便不考虑法律因素，自己的客户都是朋友或朋友介绍的居多，“杀熟赚钱还是挺可耻的，也犯不上。”

但假货始终是代购这一行当的原罪，其中以奢侈品为甚。奢侈品代购联手鉴定网站出示所谓的“真品鉴定报告”，早就是代购圈公开的秘密了，代购圈有专门为代购开具伪造正品鉴定证书的网站。部分售假奢侈品代购会向消费者推荐一家鉴定机构，虽然鉴定结果是正品，但网站却是假的。

代购向消费者保证正品的方式除了对天发誓和展示证书外，还有就是直播扫街，对专柜和商品进行展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收到的产品一定为真。

嘉嘉表示，“在美国退货很方便的，直播时候给你看一眼，播完立刻退货，结果发你的就是假的，这种情况很普遍。甚至于真假这个事情没办法证明，我只能说相信我的人就买，不相信的人我也不做他的生意。”

今年年初，苏州市警方破获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品牌化妆品案件，查获假冒境内外品牌化妆品8万余件，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其中，许多伪劣产品通过伪造成海外“代购”而流入普通消费者手中。而很多消费者直接与代购在微信进行交易，没有公开平台作为保障，后续出现问题想要维权，却发现早已被代购拉黑。

2016年12月18日，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课题组发布了《电商税收流失报告》，该报告指出，与实体店相比，C2C电商2015年少缴税在436.6亿-614.33亿元之间；2016年少缴税在531.53亿-747.92亿元；课题组预测，2018年C2C电商少缴税数额可能会超过1000亿元。带来的税收流失其实才是代购最大的原罪。

这不是一个新话题，政策层面也一直都有动作。

2010年9月1日，海关总署将外国邮寄进境的个人物品免征额度从原来的500元调整为50元，并规定“个人邮寄进出境物品超出规定限值的，应办理退运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2014年8月1日实施的规定中，海关总署要求“电子商务企业或个人、支付企业、海关监管场所经营人、物流企业等，应按照规定通过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适时向电子商务通关管理平台传送交易、支付、仓储和物流等数据”。

但两项旨在限制“灰色代购”的文件效果不彰。原因在于海关检查是随机的，被海关查到无非就是选择报税或退运，一方面海外代购数量庞大，执法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处罚程度也不具有威慑力，主动报税的代购寥寥。这才催生出了历时五年，经过三次征求意见、四次审议的《电子商务法》的出炉。

而大部分代购与消费者的连接主要发生在微信和微店上，该如何区分个体购买和商业行为之间的区别？

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个人从事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就纳税而言，即使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电子商务经营者也应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并如实申报纳税。如果违反此法相关规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将会被处以2万-50万元不等的罚款。

应对与出路

随着大限之期一步步临近，出路在哪里？成为每个代购从业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刘童不觉得这门生意以后做不下去了，“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成本最终还是要转到消费者那里。”

但包含税负等成本的加入会导致个体代购最重要价格优势的丧失，这可能是个体代购与跨境电商平台相比唯一的优势。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8上半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交易规模达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4%，预计2018全年将达到1.9万亿元。

这些玩家要么依托于巨头，如天猫国际、苏宁海外购、京东全球购等；要么依托于垂直领域，如小红书、孩子王、母婴之家等。

2014年海关总署“56号文”生效：未经备案的私人海外代购将被定为非法。也正是政策的规范，为海外的亚马逊、乐天，本土的天猫国际、京东、洋码头等企业，迎来了在中国发展正规跨境物流电商的机遇。

2018年9月14日，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政务服务中心为网店经营者、网络代购、微商等推出审核合一、立等可取、半小时之内发放营业执照等一系列便民举措，鼓励支持电子商务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

阿里巴巴2017年国际零售业务收入73.3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3%。截至今年3月份，在《福布斯》全球最具价值排行榜上前100名的品牌中，已有75%的品牌在天猫或天猫国际平台上建立了电商业务。

当然，新规的出台对于跨境电商平台影响也不小，但其承重能力和规范化程度远胜于个体代购，也不是政策层面的打击对象，还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

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久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此次通过的《电子商务法》，电商平台反应还是比较大，主要因为电商平台的平台责任明显加大。主要包括：电商平台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采取必要措施的,所需承担责任明确并加大，行政罚款数额也大幅增加。其次，电商广告宣传面临更严格规定，借此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入驻各大跨境电商平台是大型代购商的选择之一，但平台的强势也让他们感到压力。Craty是一位大型奢侈品海外代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跨境电商合作的时候，拿到的货永远保持着60%比例面向直接的客户，这群人可以帮助他解决现金流，让他知道哪些款在市场热销，也是他跟跨境电商谈判的理由。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单个的客户相对跨境电商来说，没有压价以及永远都会找上门来。

跨境电商业务也是各地政府为了提振地方经济的通用手段，但保税区过高的入场费用也让人望而却步。很多原本的代购也开始转型为时尚买手，从卖产品到改卖服务，但这要求从业者具有相当的时尚嗅觉和知识积累，这又是大部分代购从业者所不具备的。

但新规仍然面临着与此前相同的困境，广泛存在于微信和微店的购买行为如何获取和界定？执法难度与执法量都会很惊人，同时需要平台的协助。

此前有媒体报道，目前处理海外代购关税方面，海关并非会执行统一标准，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即执法量与难度都很高。有些代购依靠在海关的人脉资源，不用申报，打个招呼就可以放行。如何克服，取决于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丝不苟和精细程度。

早年间代购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信息不对等，而随着目前透明度的提高，不仅是产品价格在官网上随手可得，各色对代购行当的“扒皮”视频和知乎回答充斥网络，代购还有秘密吗？国内的客户一点点了解代购的运作模式，对电商平台的信任度一点点增强，那时代购们将失去利用价值，产业链上将不会再有代购的位置。

对于未来，嘉嘉很淡然，“现在其实不知道怎么办，其他的代购朋友想法也是一样茫然，不过能做就做，加价就是了，做不了就算了，只是对于全职代购的人影响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