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当听到有中国学者在点评明治维新与此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关联性时，刚做完发言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显得有些焦躁。他倚在椅子上，快速扇动着手中的紫色日式花扇，眼睛斜视窗外。

与其他参会的日本学者不同，多年来，北冈伸一灵活游走在政界和学界之间，并成为多位日本首相的咨询顾问。

2014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的决议案，正式解禁战后长期以来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自我限制。其中“武力行使三条件”的蓝本，来源于专家智库“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提交的报告。该智库的代理主席，正是时任日本国际大学校长的北冈伸一。

2015年，北冈伸一以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代理主席的身份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起草了战后70周年谈话。他对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第一智囊”。

即便如此，北冈伸一坚称自身与日本高层保持距离，并批评如今的日本缺乏明治时期锐意革新的勇气。在他眼中，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极为光彩的一页，此后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之路，源于日俄战争后政治家对天皇的神化，“这是错误的开始”。

如今担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理事长的北冈伸一忘不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他畅谈起十多年前作为日方首席委员与中日两国学者一起推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经历。借助当时中日关系“融冰”红利催生起的这次项目，至今仍是两国史学界对近代不幸历史及战后的历史问题探寻共识的高峰。可惜的是，伴随两国关系的再度恶化，这项研究陷入停滞。

直到现在，北冈伸一仍然期待共同研究的重启。这背后有着他对中日关系理性发展的期盼，也有着他个人的情愫。2016年，作为中方首席委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病逝，北冈赶到北京参加送别仪式。虽然两人在学术研讨中有过多次交锋，但北冈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步平的怀念与敬佩之情。

面对中日关系近一年来的转暖之势，北冈伸一表达了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并强调，应将作为经济强国的中国视为日本的发展优势。这位深谙东亚近代史的学者在采访后留下了如此寄语：“为了亚洲，愿我们共同分享日本的经验。”

如今的日本政府和幕府非常相似

凤凰周刊：150年前，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现代化。你的同门、日本史学家三谷博教授认为，明治维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之一。在你看来，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明治维新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北冈伸一：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到访日本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得出结论，美国革命和明治维新是人类社会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他还认为，明治维新并不为众人所知。这一点我不同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非常了解这段历史。

谈到明治维新对今天的意义，每当想起明治维新，我都对当下的日本政治进展缓慢感到失望。我们应该记得，日本曾做过非常大的改变来应对国际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应以同样的速度做出同样的成就。但今天的政治被既得利益所束缚，没有关注到应该做的事情。

凤凰周刊：19世纪50年代，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重压。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但同一时期清朝的改革却失败了。你怎么看？

北冈伸一：我知道有些人仍然怀疑明治维新是否真的成功了。当我将时间限制在1868年至1890年或1900年时，无疑是成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有许多强大的大名，可以与幕府竞争。这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就被废除的封建主义，让日本与当时的清朝很不一样。

此外，日本人已经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日本发展更好的国家。因此，日本将样板从中国转换为西方国家并不困难。但中国人那时还不了解还有比自己更强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变对他们来说很困难。再有，日本的领导人主要出身于底层，最初都是武士。武士的心态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判断谁是强者。如果明知敌人更强大，就不会开战。当知道西方国家比日本强大，面临着难以匹敌的局面时，他们立即明白应该怎么做了。

而当时清朝的高层心态与京都的贵族有些相似——他们来自上层，不那么了解技术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生在南方的战事漠不关心。最终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危机，让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

凤凰周刊：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你认为，明治维新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北冈伸一：明治维新的意义在于，开放和自由民权。明治时期，日本民众逐渐获得自由，以及懂得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利，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关键点。

凤凰周刊：你曾表示，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中，日本实现了超出预期的发展，因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人口增长，另一个是杰出的领导人。你也批评过，过去30年里，日本已经从一流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的二流国家。为什么会这么说？

北冈伸一：幕府早在1807年前后就非常清楚，西方强国可能很快会来到日本。那是在明治维新发生的五十多年前，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英国等国家相互对峙。此关系也影响到了东亚。英国当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本身的国土面积很小，但抵达日本的时候，已经获得了很多的殖民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英国借由海上军事行动运送枪支，使得他们有能力赢得鸦片战争。尽管幕府知道西方的影响迟早会到来，但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真正的改革来应对。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预测到人口下降的趋势。此后20年间，人口确实开始下降了。但日本政府担心开放国门会接收更多东南亚人，结果什么也没做。如今的政府与幕府非常相似，这是我的担忧之处。

“我们早已习惯旁边有个庞大的中国”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中日关系不断回暖。安倍首相有望于今年10月访问中国。你对此有哪些期待？今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你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又有什么期望？

北冈伸一：虽然有些西方人在猜测中国和日本会相互竞争，但我们是邻居，共同相处了两千多年。所以我总说，不用担心，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早已习惯旁边有个庞大的中国。日中被联系在一起是命运的安排，应将中国——这个经济强国视作我们的一个优势。当然，中国扩大军事力量也是我们的关切之一。我们必须探索出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式。

我现在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理事长。JICA在中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现在JICA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正在缩小，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已经不需要接受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了。但我们仍在各个领域与中国民间保持接触，并留下了很多遗产。我认为，可以善用已有的人际关系和过去留下的遗产。

今年2月到访中国的时候，我访问了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等地。类似的遗产还有很多，它们的作用不该被弱化，而应被强化。今年中国还成立了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来推动国际援助。我愿意就双方如何在第三国展开合作进行讨论。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开展合作。

凤凰周刊：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方面，日本如何在新时代与中国展开合作？

北冈伸一：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不再需要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但如果能从日本找到一些东西值得学习的地方，就能合作。譬如环境社会问题，这对我们两个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重要的议题。JICA会将日企带到中国进行交流。

JICA派遣了志愿者到中国，目前在华人数不算多，只有12人，相当部分人正在教授日语等。此外，我们还派遣了法律顾问到中国政府部门交流。如果中国需要在法律体系上获得更多的协助，我们也能在这方面展开合作。总之，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能够使彼此受益，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的合作领域。相信这将在日中之间创造双赢局面。

凤凰周刊：不可忽视的是，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以及东海等地区的争议仍未得到解决。为了消除疑虑，双方今年启动了海空联络机制。中日两国应如何有效维护这一机制？

北冈伸一：这很困难。我们围绕这个岛的问题僵持了很长时间。日本自1895年以来对这个地域进行有效控制。从1970年左右，中国开始就对此问题发起挑战。

虽然日中不容易在此问题达成一致，但也不愿意为此全面发生争执。维持现状或者搁置争议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两个大国为了一个小岛屿开战，是愚蠢的。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我真心希望这一问题能获得解决。

凤凰周刊：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亚洲地区的领导者。你同意这一观点吗？日本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崛起？

北冈伸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责任。当然，中国有责任去领导亚洲，或者领导世界，但他们没有特权向其他国家施压。

凤凰周刊：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单边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亦波及到其他周边国家。很多人认为，这体现出美国担忧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会改变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你怎么看？

北冈伸一：我不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对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来说，自由国际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依据国际规则来做决策。自由秩序的重要性，在于它行之有效。

在安倍首相发表的“战后70周年讲话”中，我写了诸如以下内容：非常不幸和遗憾，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打破了国际秩序。战后，我们现在认识到国际秩序是如此的重要。日本的复苏也是基于国际自由主义秩序。

经受过两次大战后，人类已经达成共识，所有国际争端都必须诉诸裁判或外交等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武力。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承诺。因此，我们致力于维护国际自由主义秩序。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支持自由贸易体系。不过，我一向对中国船只在南海的行为持批评态度。此外，中国此前在世贸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与大国身份不符。中国应成为世贸组织体系中更守规则的成员。

日中如何共同投资第三国

凤凰周刊：去年7月，你刚刚访问印尼并讨论了基础设施问题。自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人们一直担心中日两国会在东南亚发生竞争。你提到双方可以一起在第三国展开合作，可以分享更多细节吗？

北冈伸一：中国在东南亚的基建项目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当中。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高铁项目是中国和印尼在2015年夏季达成的协议。

之后10月份我被委任为JICA理事长。我对这一项目表示反对。因为在我看来，该项目在经济上并不可持续。其全程只有170公里，而高速铁路的最佳距离是500公里。兴建高铁项目，最重要的是拥有适当的距离，一定规模的人口，以及一定的富裕人群。如东京到大阪的高铁项目就满足这几个需求，其沿线有约四千万人口。

同样值得兴建高铁项目的国家例如中国，人口稠密，有很多大城市。接下来可能是印度，虽然尚待发展，但某些区域变得越来越富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原先也要建高铁，我同样表示怀疑，因为距离太近了。在亚洲，还有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去推动，例如地铁、公路等。而我们要根据一国民众的需求做出判断。

某些情况下，日本和中国可以合作。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互相竞争。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不必要的竞争。例如在非洲等地区，应该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有很多人说，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日中将展开竞争。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仔细评估，我们的投资是可以实现互补的。也有人说，我们在东南亚国家比拼影响力，这也并非事实。日本正在努力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和团结。

凤凰周刊：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因东道国的政权更迭或债务问题而受阻。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日本还可以给中国分享哪些经验？

北冈伸一：我正努力向世界许多领导人表达一个观点，让我们制定一些新的规则，以推动更多的国际合作。最近一次是在经合组织（OECD）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会议举行期间。但这还不够。中国已在基建开发方面表现得很强势了，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援助国，像土耳其，甚至是泰国、印度、摩洛哥。因此，我们应该在诸如G20等场合在环境、社会影响等方面设定一个共同的规则。

如兴建高铁项目，在中国征地是比较容易的，但其他国家是很困难的，因为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尊重当地的环境状况、财务状况十分重要。不要向财政薄弱的国家过度贷款，是世界金融界的一个共同规则。我想中国将来会更有选择性地挑选项目。我们可以与当地相关人员共同展开合作，仅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是片面的，应该对不同项目区别对待。

在一些领域，日本可以分享经验，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如我之前所言，我对日本的现状持怀疑态度。明治初期的日本人非常有动力向世界学习，那是一种学习的欲望。但现在大不如前了。近年来日本停滞不前，因为没有足够勇气审视自己成功的源泉。日本应该再次向中国等其他国家学习成功的秘诀，成为当下世界的挑战者，那是我的希望。

让历史问题回归学术讨论

凤凰周刊：你的想法是否可以影响到安倍首相？

北冈伸一：我和首相并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我曾多次向他提供建议，涉及到几个重要的议题。我认为，如政府首脑需要听取我们的意见，对他们提出我们的想法是一种责任。但领导人是否接受，是他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强求。因此，提出自己的想法后，我不会再做任何事情。

比如，日中共同历史研究项目最初是安倍第一任内阁启动的，最后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完成。我在安倍首相在职期间主持过几个重要的会议。但实际上，我从未对他的政治活动给过建议。我试图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凤凰周刊：保持独立是作为学者应有的态度么？

北冈伸一：不管哪一位政治家，只要需要听取我的意见，我都可以提出意见。我曾经也向民主党政府提出过一些建议，包括批评意见。独立的风格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凤凰周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很多人所熟知。其间最大的成就，应该是把日本对华战争的本质定义为“侵略”。听说你也因此招来了日本右翼的批评。但由于两国关系恶化，该研究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仍存在许多争议，特别是对现代历史的解释。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好转了，未来如何能够克服历史认知的差异？

北冈伸一：我总希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可以重启。我们已经讨论了可以延展的时期，并有了初稿。未来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至于我是否会再次领导该项目，是另一个问题，我可能无法再兼顾了。

关于“侵略”的问题，我想绝大部分日本专业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只有少数专业学者或业余历史学家会持反对意见。此外，关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所起到的作用，也获得中方的很多支持。但当时，由于存在一些政治困难，所以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发表。

该项目原本进展得很好，直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源于西方国家对奥运火炬接力过程的批评，此后持续了数月，这给共同历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压力。之后中方团队希望放慢步伐。这也是为什么研究项目多花了超过一年时间的原因。作为一名学者，我认为，基于事实来阐述、分析出真相，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支持让历史问题重新回归到学术讨论层面。

凤凰周刊：9月下旬自民党将迎来总裁选举，修宪是其中重要的议题之一。请你谈一谈对安倍推动修宪的看法。

北冈伸一：宪法很重要，现实也很重要。根据明治宪法，天皇可以决定一切，但现实并非如此。天皇需要遵循顾问的建议。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现在的日本宪法第九条当中。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对普通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是试图对该条文做出一种新的解释。但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条文需要修改。对我而言，修改第九条并不是第一要务。

（感谢键睿智库对本文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