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香港立法会数据，薪俸税在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且一直维持平稳状态。2017-2018财政年度，港府薪俸税收入总额为619亿港币，占港府总收入的12.2%。占政府收入比重最高的是针对商业机构征收的利得税，约有27.4%（1390亿），过往年度亦是该税种比重最大。而在较早前的三个财政年度中，薪俸税比重维持在10.3%（591亿）、12.9%（579亿）、12.4%（593亿）。整体而言，薪俸税的设立及征收原则来自于香港的整体税制，和香港自身的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为了确保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港地位，香港大体奉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政策。低税率能够确保本港保持高水平、高质量的投资环境，为各类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和初创企业提供了非常明确和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公共财政政策指引，对各类型商业机构在香港开展商事活动颇具吸引力。港府亦公开宣示，其针对各类商业活动所收取的费用，大部分乃是以收回政府的行政成本为目的，不会对企业造成因为政府税收而出现的过大营运负担和成本。

同样，基于自由市场下商品自由流通的原则，除了少量烟草、酒精制品等商品外，香港不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税。如此一来，包括奢侈品、电子产品、欧美或日本进口食品在香港的价格，都低于邻近地区，由此形成了本港在零售服务业上的巨大优势，吸引大量以购物为入境目的的访港旅客。可见，低税率政策某种意义上促进了香港经济的成长和繁荣。

作为世界级的转运港，航运交通业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的低税政策让海运事业有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各项相关商业行为和活动不需付出高昂的成本。 例如，一艘在香港注册的船舶，在国际货运贸易中不需要向香港政府缴纳利得税；用于出租的船只获得之收入，也不需要向香港政府缴纳利得税。香港也与世界上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双重课税宽免安排，避免针对国际海运业务的收入进行双重征税，全行业的营运负担得到了减轻。

香港是奠基在法治精神上的健全市场经济体。《基本法》以明文规范的方式确立了低税率政策在香港当前难以撼动的法律地位，例如第108条则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的税制应参照过往的低税制度，更成为构成香港自由港、自由市场、资金自由进出、各类商业公司云集的制度基础所在，也形成了多年来的“小政府、大社会、重市场”的社会特色。世界银行《2017世界赋税环境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全球189个经济体系中，香港的赋税便利程度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一，在全球名列第三。

简单而低水平的税率

香港1842年开埠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港英政府并没有对居民征收带有个人所得税性质的薪俸税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0年。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港英政府开始向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民众征收薪俸税，负责征税的机关也被称为战税局。当时最初公布的征税方案中，年收入超过4810元港币的民众需要向政府缴纳4%的薪俸税。香港当时人口约百余万，最终合乎纳税条件的只有数千人。可见，彼时的薪俸税只是针对高收入阶层，对普通百姓并没有影响。

数十年来，薪俸税逐渐平民化，开始与市民日常生活产生紧密关联。据本港传媒报道，以2018年为例，港府向全港260万市民发出了报税表；其中年薪过千万的高收入阶层数量只有2000多，呈现出薪俸税已从“贵族税”完成了向“平民税”的转化。

承袭1940年的传统，薪俸税的计算范围是一位自然人居民从上年4月1日起到本年3月31日之间因为雇佣而产生的一切收入（减去免税数额），收入包含了退休金、假期薪水和股份等。港府会在每年4月开始向可能的合资格市民邮寄报税单，市民需要在报税单中如实填写自己在上一个财政年度中获取的收入情况；与此同时，雇主也会向税务局呈报下辖雇员的年度收入状况。税务局在收到雇主、雇员的信件之后，会由港府的评税主任综合每个市民的具体因素，确定其最终的薪俸税征收额度并将《缴税通知书》寄给市民。民众需要在指定期限内缴纳薪俸税，也可以对评税主任确定的缴纳数额提出复核异议。

目前，香港薪俸税的税率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边际税率，另一种是标准税率。在边际税率下，以2018/2019财政年度为例，一位居民年收入的首个5万元港币税率是2%；第二个5万元税率是6%；第三个5万元是10%；第四个5万元是14%；余额是17%。在此种计算方式中，5万元被称为是税阶。而标准税率的计算则更加简单，以全部收入的15%作为征税的税率。港府税务局会分别以标准税率和边际税率来计算每一个纳税人应当缴纳的税金，然后以较低者作为应当征收的薪俸税金额。

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统一划线的标准税率计税低于边际税率计算法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年收入非常高的人士身上，因而，全港大多数的打工者和中产阶层多以边际税率作为缴纳薪俸税的依据。即使收入极高，税率也不会超过15%。

举例而言，在边际税率计算公式下，一个月薪为15000港币的香港普通打工族，在扣除强积金（养老金供款）和基本免税额之后（每月强积金供款为月收入的10%，其中雇主付5%，雇员付5%），需要缴纳的年度薪俸税是780港币；若月薪20000港币，则每年需缴税3760港币；月薪为25000港币，每年需缴税9420港币；月薪3万则每年需缴纳17700港币。

由此，与一些奉行高累进税率的经济体相比，香港的薪俸税并未给民众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和压力。纳税人若因为自身经济财政有困难而无法即时全额缴税时，可以向税务局的追讨欠税组申请分期缴税。

丰富的税收减免措施

由于一直维持高就业率的状况，港府的薪俸税收入多年来大体维持稳定。普通港人长久以来具有非常明确的纳税人意识，因此向政府缴纳税收在绝大多数市民看来天经地义。同时，市民也非常关注港府在每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或是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中，如何运用政府资金造福民众。尤其是在政府年度收入上涨、库房呈现“水浸”式收入（意为政府年度财政收入和储备特别多）时，香港市民更加期待和希望的是政府能够从巨额的财政储备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改善民生或是减轻市民负担，即所谓的“派糖”。

在每年向港府报税的5月和6月，最引起港人关注和重视的，是港府在征收薪俸税时设立的个人免税额度和税务扣除项目这两大领域，因为市民在上述两个领域的年度开销直接决定了他们可以从港府那里获得多大程度的薪俸税减免或退返额度。

香港的个人免税额具有非常浓厚的家庭主义色彩，其所有免税类别几乎都和家庭要素具有密切联系。根据港府今年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单身的年度基本免税额为139000港币；已婚人士免税额为264000港币；子女免税额则首个出生年度为240000港币，其他年度为120000港币；供养60岁以上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可获得100000港币免税额（若长者不一起居住，免税额为5万）；供养兄弟姐妹的免税额是37500港币；单亲家长免税额为132000港币；伤残人士免税额为75000港币。可以说，透过设立个人免税额制度，香港的薪俸税制度将传统东方社会的赡养、抚养、扶养、孝亲等传统和美德融汇其中，照顾到社会现实，也能够强化家庭观念。

税务扣除则是参考个人或是家庭一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开支额度进行相应扣减。具体而言，扣除类别涉五大领域，分别是：纳税人个人的进修开支、居所带贷款利息（房屋按揭）、长者住宿照顾开支、雇员为自己支付的强积金供款及认可的慈善捐款等方面。港人只要拥有上述类别开支的证明文件，便可以申请从自己的薪俸总额中扣除相应费用以达到减税效果。其中，个人进修、房贷利息、长者住宿照顾这三类的扣款上限更达到了10万港币。

税款的宽免减扣措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依据经济状况和社会意愿在不断调整。例如今年2月，港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便宣布宽减上一个年度75%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全港约188万纳税人获益，人均获得退税12021港币，而政府财政收入也将相应减少226亿。此外，薪俸税征收的边际税阶也从原本的45000港币升高至50000港币，减轻了全港134万纳税人的负担，纳税人平均节省3052港币。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措施的发布和实施，就本质而言，乃是香港市民团体和民间力量不断争取的成果。在每年撰写财政预算案的阶段，学者、立法会议员或区议员、代表各阶层民众的社团，都会向港府提出税款宽免减扣的建议。无论赞同与否，在香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下，港府必须对这些建议作出科学及有数据支撑的回应。

低税与福利的两难

但不可否认，伴随香港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及过往港府改善民生力度不够，再连同新兴产业在香港发展仍不够强劲，香港社会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社会大部分财富较为集中在少数阶层特别是以地产及其附属关联体系为获利途径的人士手中，既有的自由经济模式虽然于过往的经济起飞贡献甚大，但如今却成为官方进行宏观调控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普通民众获得的日常福利偏少，现有公共服务体系已难以适应当前民众的基本需求，中产阶层成为既无法获得基层福利，又要承担税收和各种费用负担的“夹心阶层”。

以香港市民最为关心的全民退休保障（养老金）为例，政府、劳方、资方三者各有观点，而且均牵涉到了极为敏感和复杂的税制问题。官方有意推动和落实长远与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但运作之后会导致港府财政储备在未来出现赤字，因为在老龄化之下，现有的低税政策根本无法筹集足够多的养老金。所以要实行更具福利主义特色的养老金制度，加税是唯一的选择。港府财政司司长亦曾表示，现有薪俸税体制的税阶过小。但此看法遭到市民团体强烈反对。代表劳方的不少非政府组织或工会认为，加税于市民阶层违背社会公平。

在劳工阶层的角度而言，港府每年透过不同途径和方式获得大额收入，薪俸税的比重并非绝对多数，因而港府完全有能力依据现有的财政结构和能力改善养老制度；劳工界更认为若要增加税收费用，雇主阶层应成为负担主力，因为正是香港目前的低税制让雇主们可以赚取商业利润，适当增加税费对雇主而言只是“赚得少一点”，但若加税于劳工则是让大家“活得更困难”。另一方面，香港商界已不止一次表示，反对为了落实全民退保而将增加的税收让企业来承担，因此这会造成企业营运成本上升、不利长远发展，也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确立的简单低税制政策。

薪俸税未来如何改革、是加税还是减税，最受影响的是作为打工者的普通香港人。一直以来针对薪俸税诸多问题进行的讨论也必定会深刻影响香港的未来，特别是继续奉行自由市场还是转向福利社会，如何决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薪俸税的未来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