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夺权近四个月, 缅甸企业家艰难求生
2021/07/05 | 作者 余佩桦 | 收藏本文
2005年,主修国际关系的塞缪尔(Samuel)大学毕业后,回到位于仰光的家里和父亲一起工作。当时的缅甸处于军人政权及欧美经济制裁之下,工作机会稀缺,人才外流严重,年轻人几乎无法不靠关系找到工作。
“大多数的大型企业都跟政府或军方有关系。”塞缪尔说,“我们试图向政府供货,赚了一些钱。但实际上,很难竞争得过与军方有关系的公司,因为政府招标是由那些军人将领们决定的。”
工作了大约五年后,塞缪尔决定自行创业。起初,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生意,只是租了一个小店面,并且在黄页刊登广告。三个月后,有商人询问,是否能为当地酒店提供门锁,这开启了他接下来十年的小众生意。
塞缪尔联系上与父亲公司相熟的几位在华联系人。他对建筑行业和相关法律一无所知,只能向供应商请教行业知识,并使用缓慢的网络连线查找各类门锁产品的具体规格,并据此向业主提案,设法从中国订购门锁。
2011年,由退役将军登盛领导的准文职政府宣布开启民主改革,塞缪尔的职业生涯也出现了转机。外国投资者对缅甸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观光客也来到这里,使得酒店、办公楼和住宅的需求激增。
塞缪尔的主要客户是国际连锁品牌酒店。他承接的项目不只在商业枢纽仰光,也供货给观光胜地蒲甘、茵勒湖、额布里等城市的观光酒店。他还逐步把业务拓展至其他的建筑材料。
“在登盛政府治下,商业上的竞争变得更为公平,不论你是跟政府还是跟私营企业做生意,只要你有较好的价格和品质,就能拿到订单。”塞缪尔说。
如同缅甸大部分民营经济部门所经历的,塞缪尔也见证了酒店行业的飞跃式发展。“我们参加了各种国际研讨会,同国际伙伴一起工作。我们能看见别人走过的弯路,并从中学习。”塞缪尔说,“我们直接采购最新产品,不需要贩售那些旧技术,也不需要花时间来适应新技术。”
2021年5月7日,缅甸仰光,一名士兵在路边站岗,武装部队正在搜寻参加反军人政权示威活动的抗议者。
他举例,以往,人们要把卡片插入酒店门锁或刷卡来开门,新一代产品只需要让卡片靠近门锁就能打开,甚至都不用等顾客从包里取出卡片。“我们直接使用了这种靠卡式的门锁。”
“我们的资产正大幅缩水”
今年2月1日,塞缪尔甫一听说军队夺了权,就立刻赶去银行网点,排了数小时的队,取出了企业账户上的大部分资金,并将这些缅币兑换成美元。
“我从不信任军队。”塞缪尔说,“实际上,我们冒了险。由于银行制定的货币兑换政策,我们损失了一些零头。但没关系,保留美元是最保险的。”
三个多月过去,塞缪尔的举动被证明有先见之明,他的许多同行都在为严重的现金短缺而苦苦挣扎。
事实上,缅甸人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银行服务是在2016年至2017年。2003年,一些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倒闭引发了银行业危机,让国民普遍不敢再把积蓄存在银行。
“尤其老一辈商人,特别不信任银行。”仰光某通信设备提供商的一名经理告诉《凤凰周刊》,“进行大额交易的时候,我们会从银行取出一笔现金,直接搬到对方的办公室,双方在那边点收。”
“2016至2017年那会儿,电力供应变得稳定了,不再频繁停电,移动网络通讯和ATM机也开始普及。”缅甸第二大城曼德勒的一名居民告诉《凤凰周刊》,“我家长辈从不信任银行,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银行及电子支付,我家的零售店为了生意上的便利,从那时起开始使用银行服务。”
但眼下,许多人再度因为金融体系的崩溃而蒙受损失。
据路透社报道,2月第一周,渴求资金的军人政权试图转移缅甸央行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约10亿美元资金,但此举被美国政府挡下。
于是,军人政权禁止缅甸境内的美元账户所有者直接提取美元,而必须按照缅甸中央银行规定的汇率将美元兑换成缅币才能取现。
“但官方制定的汇率远低于市场汇率。”一名以美元账户接收工资的仰光居民告诉《凤凰周刊》,“这让我们的资产大幅缩水。”
一名缅甸推特用户写道,“有鉴于缅币币值不断跳水,我不知道出国留学的计划该怎么办。”
如今,缅币的市场汇率从变天之前的1350缅币兑1美元升至1700缅币兑1美元,黄金价格也水涨船高。为了稳住汇率,缅甸央行下了血本,单在5月下旬的一周之内就三度抛售美元,累计抛出1500万美元。
缅甸的银行将单个账户在ATM机上的单日最高提款额限定为20万至30万缅币(约合125至188美元),柜台只为那些能拿到预约号码牌的顾客——每天最多几十位——提供服务,通过移动支付或非正规金融服务提供商提现的手续费费率则从1%至10%不等。
仰光某小型科技企业创始人内可塔·昂(Nectar Aung)告诉《凤凰周刊》,“银行只允许企业每周提取约1.5万美元。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这个数额太小了。”
隶属于缅甸某大型集团旗下物流公司的一位董事告诉《凤凰周刊》,由于银行业务能力受限,其公司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作“hundi”的非正式支付方式。“我们会付现金给仰光的某人,让他在曼德勒的代理人把钱交给收款人,只是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我们所依赖的仰光和曼德勒之间的客运巴士一直在运营,但2月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没生意可做。加上民间的‘社会惩罚’(social punishment,指抵制与军方相关联企业的活动)倡议十分盛行,考虑到企业形象,我们依然支付员工工资。”上述董事说,“但如果一直没有收入,即使那些跟军方有关系的公司也无法存活下去。”
“自2月第二周以来,银行的跨行交易服务就停止了。我们不再能灵活打款到员工及卖家提供的任何账户中。有鉴于武装部队的暴力事件频发,用现金交付款项也变得不安全。”供职于某电商平台的资深财务人员钦钦(Khin Khin)告诉《凤凰周刊》,“我们公司的一个银行账户,余额一度快用完了,所幸跨行交易于5月恢复了,我们能通过企业网上银行来操作跨行交易。”
混沌的经济前景及网络中断使得其公司业绩一落千丈。一开始,公司还能继续在抗议人潮不那么拥挤的地区派送货物,但自2月下旬以来,随着军人政权开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货物派送变得不再安全,公司于3月全面暂停仓储和配送业务,只剩下财务等支持性部门继续上班。
经营数家医疗企业的史提夫(Steve)告诉《凤凰周刊》,由于没有生意可做,其公司暂停了大部分雇员的工作。当银行转账和移动支付出现问题后,其公司雇员需要前往公司领取现金工资。而由于银行摇号困难,电汇资金至外国银行也变得几乎不可操作,只能通过友人及非正式金融服务提供者来协助汇款,并支付一定的费用。
互联网商户陷入困顿
从2014年才开始普及的手机及互联网很大程度改变了缅甸人的生活及经商方式,各式电子商务平台、软件及周边服务亦在新冠流行期间蓬勃发展。
军方实施的网络审查和切断,把缅甸人的生活方式打回原点。
早在2月初,军方就封锁了脸书、推特、Instagram等社交平台,针对互联网的管制后来扩展到其他应用程序和网站,如维基百科和亚马逊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AWS)。
自2月15日以来,军方在每天凌晨1点至上午9点之间关闭互联网,并从3月中旬起完全切断移动通信网络,而大多数缅甸人主要通过手机上网。从4月起,无线宽带网络也被切断。4月28日,军方恢复了每天凌晨1点至上午9点之间的光纤宽带。但据估计,缅甸只有1%至13%的人口能用上光纤宽带。
“所有区域的光纤宽带安装申请都爆单了。”3月,曼德勒某宽带网络设备公司的一名主管告诉《凤凰周刊》,“我们变得非常忙碌。”
自从2月军方设置的互联网防火墙封锁了AWS以来,互联网企业家汉妮(Honey)一直无法访问其公司网站的云服务器。她的公司运营一个在缅甸颇受欢迎的求职平台。
现在,汉妮和她的同事只好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进入AWS控制台。作为网站安全措施的一部分,只有来自特定IP地址的用户才被允许访问该公司的云服务器。
“我们必须移除所有安全措施,才能访问云服务器。这个过程将会产生风险。”汉妮告诉《凤凰周刊》,“我们仍在观察形势的发展。如果政局变动依然持续,我们得找到重建所有安全措施的方法。”
在电商平台工作的钦钦告诉《凤凰周刊》,疫情之下,缅甸的客户行为和整个电商市场格局出现了巨大转变。“人们在脸书贩售各类物品,从家庭主妇自制的面包到金银珠宝。珠宝店还定期邀请名人开直播推销珠宝,并让顾客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讨价还价,还真有顾客下单了。”
“一些人失去了工厂的工作,却在外卖软件里找到了新机会,不少女生也加入外送员的行列。服务于电商的快递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钦钦说。
但现在,大批商户受到互联网限制的影响。28岁的特特昂(Htet Htet Aung)从2019年起经营网店,脸书禁令及网络切断意味着她无法在网上销售产品,而且人们现在倾向于省钱,而不是购买奢侈品。
“我现在有很多库存,有些化妆品的保质期快到了。”特特昂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所有货品都会被扔进垃圾桶。”
对特特昂而言,2020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她的线下活动业务因为疫情引发的管制措施而陷入停顿,电子商务项目却因为消费者被迫进行在线购物而蓬勃发展。
今年年初,随着疫情趋缓,她拿到了一些线下活动的项目合同,原本还计划从3月起开展快递业务。“但2月1日早晨,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她说,“后来所有项目都被取消了,新业务也被推迟了。”
“即使恢复运营,员工也不会回来”
更多企业正因为军方的网络审查而感到紧张。
自2月初以来,缅甸一家农业用品提供商停止在脸书平台上更新内容。“这是预防措施。我们希望遵守法律,因为现在使用脸书是非法的。”该公司一名自称为艾(Aye)的经理向《凤凰周刊》解释说,“虽然人们仍在使用脸书,就连受到军方控制的政府部门也在使用,但军方已经开始用各种借口来指责它不喜欢的个人和组织。因此,我们认为,使用脸书可能会出问题。”
“我的同事之前依然通过脸书的即时通讯软件及Viber与农民沟通,直到军方切断移动互联网。”她说,“现在,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跟农民取得联系,以此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农作物时价、物流运输等信息。”
更让艾担心的是同事的安全,“很多分店员工会抱怨现在的安全环境,他们甚至说,连待在自己家里也觉得不安全”。
2021年5月13日,缅甸仰光,人们在银行外排队取钱。因大量民众取款,不少银行被迫以取号、限制取款额度等方式来营业。
2月初,艾的公司暂停让员工前往农村出差,但位于城镇的分店依然开放,因为农民需要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但2月下旬,军方的暴力行为升级之后,运营分店变得越来越困难。3月下旬,艾的公司暂时关闭了所有店面。
“很多员工都想回老家去,而他们的家人也担心他们的安危。”艾说,“所有人都处于危机模式中,只求能先存活下去。”
5月中旬,艾的公司重启了部分分店,据她说,公司试图在较安全的城镇及农村重新开展活动。
在一家针对年轻人开办的计算机技能培训公司,负责人内可塔决定从4月起暂停公司运营两个月,但她每隔几天都会通过电话确认员工是否安好。
4月初,内可塔暂时移除了一名工作人员的公司邮箱以及他对公司数据的访问权限。这是由于军方武装部队突袭了他所居住的青年旅社,并夺取了他藏在床下的笔记本电脑。事发后,这名工作人员从仰光躲回了乡下老家。
“一方面,我很担心公司数据被泄露;另一方面,我不能责怪他,他不得不逃命。”内可塔说,“在当前的氛围下,即使我的公司恢复运营,并承诺支付工资,员工也不会回来,因为不安全。”
“现在,政府里大佬说了算”
毕业于医学院的史提夫在2015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致力于用信息技术改变缅甸的健康照护体系。在昂山素季主政时期,其公司拿到了政府合同,为卫生部门建立信息系统。政局变天后,其项目仍在实施。“军方想要表现得一切如常。”他说。
但史提夫发觉,与当局打交道的方式改变了。“在民主政府中,我们必须与数个部门、每个级别的官员接触和沟通。但现在,决策者有了更多的权力。比方说,这个决策者是某项业务的大佬(big boss),那么,他一人基本可以决定要做什么。”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就是以往军人政权治下,朋党和有钱人做生意的方式,而老百姓只会深受其害。”史提夫说,“坦白说,有些商人喜欢这种模式,他们认为这样减少了麻烦。但作为公民,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方式,这将会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很多钱会进入私人口袋,而公共项目的品质会变差,大多数人将为之所苦。”
史提夫并不满意缅甸过去十年间在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总的来说,登盛政府和昂山素季政府在医疗改革方面都没有突出表现。但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了数十年,无法一夜间改变,我们应当给政府一些时间。”
他举例说,缅甸依然没有电子病历系统(EMR),也没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分,它们被一起摆在药局的货架上。此外,医生的看诊品质、医院的预约系统及病患追踪制度也不够好。在一些偏远地区,一位助产士需要同时照看五个村庄,还得向镇上报告数据、参与公共卫生工作,工作量非常大。
“医疗和教育是一国的根基。我希望,不论谁接管了政府,都要致力于改善这些问题。”史提夫说。
缅甸“海归”将何去何从?
对于30多岁的钦钦而言,2月发生的事情是她至今遇到过的“最糟的事”。
钦钦在2004年赴新加坡留学,当时,缅甸很少人能用上互联网,她还是依靠留学机构才提交了申请。但新加坡给她带来的新鲜感只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她不断找寻机会回国。
2009年,她曾回国找过工作。“我定期购买刊登招聘启事的杂志,并抄下每间公司的地址,然后打印出数十份简历,亲自前往各家公司递交简历。”求职数月却一无所获,钦钦只好回到新加坡,并在不久后找到了新工作。
在钦钦看来,2014年是缅甸变革的关键年,当时不少大型通信公司在缅甸落地,手机上网也变得容易,“人们开始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2015年,仰光一家外资公司对她发出了工作邀约,她在两个月内搬回缅甸。她说,这是个“基于情感的决定”。
钦钦切身感受到了民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以往,我们没有旅游或休闲的概念。我的家人从不出外旅行,因为没有多余的钱,不会做没有目的的移动。”据她介绍,过去缅甸的中产阶级非常少见,许多人出国也是去泰国和新加坡做佣人或基层劳工。“但渐渐的,底层民众能在国内的工厂找到工作,像我这样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能找到办公室的岗位。至少疫情暴发前,我和朋友们能随时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改革让我们口袋里有了钱,能买车、买房、买珠宝,还能出国旅行。负责移民事务的工作人员态度也改善了许多,我们不用再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取得护照。很多人热衷于慈善,会举办各种捐赠仪式和公益活动。我们对这些干净的钱感到骄傲,这些钱是我们辛苦赚来的,而不是通过和军方打交道得到的。”钦钦说。
虽说政局动荡使得缅甸的经济前景一片黯淡,她却没有考虑再次离开家乡。“我爱缅甸,我爱这里的社会、文化、习惯和信仰。疫情期间,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当志愿者,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
30多岁的内可塔也是在军人统治时期念完大学后出国留学的。她本科主修计算机科学,却从来没在学校里用过电脑。“我当时只能在纸上写程式。”她说,“我很感兴趣的是,互联网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连接到外面的世界。我每天到网吧使用网络,利用线上资源学英文。”
毕业后,她注册了一个谷歌邮箱,给上百所学校发了电邮,寻找合适的项目和奖学金,最终选择到新加坡学习并留下工作。
海外生活打开了内可塔的眼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人们可以安全地生活、旅行和学习,恐惧并不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直到2012年,当看到当时的登盛政府逐步落实改革,越来越多外国公司进驻缅甸,她开始有了回国的想法。
在缅创业后,内可塔获得前往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短期进修及访问的机会,了解并学习了智能城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能将海外学习到的新技术运用在我的国家,真是太棒了。”她说。
内可塔乐于聘用比她年轻的人,特别是来自仰光地区以外的年轻人,“他们有许多新鲜的想法,而且更愿意学习,珍惜工作机会。”即便一些员工之后跳槽去了其他外资公司,她也感到十分骄傲。
如今为了寻求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内可塔的一些友人已经设法申请短期签证前往泰国。但内可塔不认为她会这么做,“这样我会感到内疚”。
“我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文……但我不想就这样走掉。”内可塔说,“我很担心受到政局影响的人们。这里的人信任我,愿意把捐款交给我,转给有需要的人们。即使我要去国外,也想等到事情有了眉目以后再离开。”
对于国家的未来,内可塔感到忧心。“这次的事件向投资者展现出缅甸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我们可能面临五到十年的倒退。”她直言,“即便最终人民胜过了军人政权,也可能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让外界对缅甸重拾信心。”
“由于大部分人不希望被军方统治,许多科技人才正考虑移居海外。”互联网企业家汉妮说,“如果军队继续统治下去,将会造成更严重的人才外流,白领和蓝领人士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环境。”
(应受访对象要求,内可塔、钦钦、史提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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