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张出现在湖北省仙桃市电视问政节目中的纸条，引来媒体热议。这张纸条是当地市委书记写的，当时，在电视问政现场的有仙桃市水产、交通、农业、文广新局等6家单位主要负责人，面对暗访短片暴露的一些问题，这些负责人均选择了回避。如对汉江电捕鱼屡禁不止的情况，水产局局长大谈“可能是我们工作作风不实”；对村公路宽度、厚度和强度不达标，却顺利通过验收并领取了补贴问题，交通局长不谈整改，反做起了工作报告……这一切，都让当地市委书记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写了一张纸条：“回答的局长，不要搞大话、空话、套话，离题万里，令人生气”——当主持人大声念出纸条上的内容时，现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事后，当地发布了关于这次“全媒体问政”的通报，上述6家政府部门7人被停职，5家涉事企业也收到责令停产整改、查封或重点检查等处理通知。

近些年，电视问政开始在各地流行起来，武汉、西安、长春等地都有类似节目。有些地方确实因电视问政而解决了一些问题，处理了一些干部。如做得好的武汉市，2017年年中、年末各举办了3场电视问政，共曝光问题71个，问责处理了206人；2018年8月，武汉市又举办3场问政直播，共曝光26个具体问题、涉及31个责任单位，问责了67人，其中处级干部达27人。也有些地方，节目刚开办时还略有锋芒，敢直面问题，但办着办着就味如嚼蜡了，如湖北仙桃市的这次电视问政。如此，市民自然不会买账。

电视问政节目要想获得市民的认同，前提是要允许“真问”、“敢问”。提问的是市民，评判者也应当是市民。市委书记写纸条属于特例，且不过是说出了所有观众的感受。如果不是市委书记“发飙”，而是普通市民写了这样的纸条或评论，主持人敢当众宣读吗？官员的大话、空话、套话会停止吗？答案显而易见。官员一味打官腔、说空话，不仅无法实现与市民的沟通，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电视问政节目原本设计得很好，是扩大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一个渠道——一方面有助于政务公开，另一方面也能让官员真实地了解到民众遇到的难题以及最急切的民意；既有助于官员查询、检讨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又有助于政府化解民众的怨气。电视问政的目的并不是让官员出丑，而是发现与诊断政府治理中的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电视问政对那些明知有问题、却懒政失职的官员的意义在于，把他们放到聚光灯下不留情地“烤一烤”，将其从“装睡”中唤醒。

一般直播节目只要播出就算完成了，但电视问政不，其核心不仅在“问”，更在于“答”——即节目之后的问题落实、对相关责任方的问责和整改。因此，电视问政堪称是地方政府面对民众公开政务与接受监督的一种新型机制，可视为政务公开的升级版。现在，民众对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地方政府均已意识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到一个更为直接和广大的平台上进行决策公开，能最大程度地寻求民众认同和收集社会建议。因此，根据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变，主动调整政府应对问题、决策、管理的过程，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来说，是提升执政效率的捷径，应尽快适应这种信息环境带来的变化。若不积极主动改变，时间久了，只会造成民众对政府能力的怀疑和不满，进而滋生对其权力的抗拒和排斥，给社会埋下不安定的种子，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

新的信息环境，不仅在改变民众的观察和讨论模式，也在悄悄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改变与权力相关的各种规则。对地方官员也提出了新要求——官员们必须敢于真实地面对民众，用真实的观点、真实的话语和关怀，来体现作为官员的真实价值。真实，可以说是官员进入公共话语中一种最重要的修养，它所获取的信任，是任何力量无法比拟的。其次，官员要想在节目中出彩，功夫总是在节目之外，只有多一些调查研究和问题意识，对工作了解得更深更细，才能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脚踏实地，既有判断力又有行动力，在问政节目中也会显出从容自信。据媒体报道，武汉的电视问政节目已做了7年，过去官员们上节目不敢说也不愿多说，怕说错话，但近年官员开始主动要求发言，不少官员期望借助电视平台，把民众不了解的一些问题说清说透——这就是政府执政能力的进步，是媒体对官僚作风的改变。

电视问政是“药引”，真有疗效才是关键。既然新媒体能提供诸多让官员与民众零距离沟通的模式，那么，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就更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障。一切公共治理的宏大目标，都离不开细枝末节的追问与落实。如果有一天，每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电视问政节目，每个问政节目对本地事务都可无禁区地责问官员，相信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定会有所改观。

为“电视问政”叫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