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日本首相安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幼儿教育实现全额免费。2019年下半年，日本将提高消费税率2个百分点——安倍决定将把增收税额中的8000多亿用于对幼儿园和托儿所进行补助，有3-5个儿童的家庭无需再为孩子上托儿所掏腰包。

不过，日本舆论对这一举措能否奏效持很大怀疑态度。上一次增税时自民党也给发放过临时补助，但是少子化的进展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统计，2017年日本新生儿仅为94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低值。

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福利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单身人士则变得相当悲催——苛捐杂税无法得到减免，不能享受政府和公司的补助，只能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工资少了三分之一。或许因此，有人建议干脆征收单身税，对“不结婚生娃”这一行为进行变相惩罚。

华人中产的育儿账

我的日本妻子在东京附近一家公立医院当助产师。第一胎出生时，这家医院一次性给我们发放了孩子的出生补贴。有意思的是，由于是双胞胎，剖腹产的手术费用是按照一次算的，出生补贴则是两人份，共计84万日元（约5万元人民币）。细细一算，扣除支出还小赚了一笔。

孩子出生以后，政府每四个月会给我们发放“儿童补助”，直至孩子初中毕业。日本一直有类似补助，但2012年安倍第二次内阁时大幅提高金额——我家老三现在一岁半，按照标准，三岁以下每个月15000日元（约900元人民币）；老大和老二已经四岁了，每人10000日元（约600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我所在的公司也会发放育儿补助金——每个孩子1万多日元（约700元人民币）。每个月，我都会将这两项补助金一起存进以孩子名义开设的账户里——这是我和妻子在孩子们出生以前决定的。迄今为止，老大老二名下已经拥有7万多人民币的“私房钱”——这虽说算不上巨款，但积少成多，等他们上大学时估计可以派上大用场。

目前的日本社会，约五成家庭有两个孩子，独生子女的家庭和三个孩子的家庭各占两成多。因此，三个孩子并不算是“稀有动物”。但中国同胞觉得不可思议，总会不解地问：抚养这么多孩子需要花多少银子？

坦率地说，截至目前我并未感受到太大的经济负担。每个月最大的开销除了房贷，就是三个孩子的保育园（即托儿所）费用。日本对多子家庭的托儿费用实现阶梯式收费：第一个孩子需要缴纳全价费用，第二个孩子则是半价，第三个以后全免费，金额根据父母收入上下浮动。具体到我家，三人加起来也就2000元人民币左右，还包括午餐。

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看病几近免费。由于在保育园是集体生活，孩子们时不时会感冒发烧，但每次去医院只需要交300日元（约20元人民币）。如果病情较重住院了，顶多也是30元钱人民币一天——在东京、大阪等财政相对充裕的城市，儿童医疗则实现全免费。

和很多家庭一样，我家孩子们穿的衣服要么是朋友送的，要么是二手商店买来的——很多日本父母都认为小孩个子长得快，没有必要去买新的。

东京都内一家保育园。

住这一方面，每个月4000元人民币的房贷也不算重。买房十年之内可以享受减税政策。在此期间，如果夫妇一方遇有不测，这套房子免费归家属所有，不会因为无法偿还房贷而流离失所。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这些国家和公司的福利制度，均与国籍无关。无论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依法缴纳税金便可以享受，当然更没有城市和农村户口之分了。

由于妻子是地方公务员，孩子出生后她申请了育儿假期。在此期间，一年是带薪的——尽管没有上班，但是单位每月发放相当于正常工资的60%。如果愿意，育儿假期可以延长两年，岗位给予保留。孩子们一岁时，她重新开始上班，不过每天只上半天——虽然工资少了些，却可以很好地兼顾工作和育儿。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少子化，这两年安倍内阁大力提倡所谓的“工作方式改革”，我的生活也受益不少——每到下班时间，电脑会自动出现提示画面：请赶紧关闭电脑回家。公司对上班时间不做硬性规定，如果需要照顾孩子，可以申请推迟或者提前下班，只需保证每个月工作总时间达到标准即可。最方便的，是允许员工将笔记本带回家，在家办公。

“劫富济贫”的日本社会

除了孩子，远在中国的父母也跟着我受益。

两个多月前，远在国内的母亲过完60岁生日，正式跨入花甲之年。无意间，我跟日本同事聊起这件事时，他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如果父母年收入低于日本税务局规定的标准——103万日元（约6万人民币），可以向公司申请补助金。

听了同事的建议，我仍感诧异，进入这家公司已经5年，很难相信企业福利会跨越国界。回到办公室后，我迅速登陆公司内网，很快查询到人事规章制度里确实有这么一条政策：如果抚养60岁以上的父母，只要父母年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便可申请补助，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需要提供的，是每年65万日元以上的汇款证明。不仅如此，子女每年还可以少缴纳个人所得税。

我以最快速度向父母索取了相关证明，通过工商银行东京支行网上银行向父母的账户上分别汇款，之后在公司人事部门的指引下办理完了手续。今年1月开始，这笔钱将和工资一起汇入我的账户，父母将开始“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总体来说，家人每月可以拿到3600多元人民币的补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

相比于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反而几乎不需要我操心。众所周知，日本老人很少帮助儿女带小孩，反过来他们也不需要儿女的赡养。虽然和很多日本人一样，他们很忌讳谈论钱的问题，但据我了解，两个老人每月收到的养老金总额大概有25万日元（约1.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笔钱维持老两口的生活开支绰绰有余。

日本上班族只要在一家公司干到老，都可以拿到一笔一次性退休金——这个金额大概有100多万人民币。日本老人不需要给下一代买房，所以退休金和养老金都是归自己支配——岳父烟酒不沾，就租了一块300多平方米的地，平时在上面种些瓜果；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岳母仍然掌管财政大权，控制着家庭开支，空闲时炒股买国债，老两口小富即安。

虽说日本的财富集中在老年人身上，但年轻人也不指望可以从他们那儿继承到什么。一是办理财产继承的手续十分麻烦，另外一个是昂贵的遗产继承税——最高税率达到70%。毫不夸张地说，日本通过征收高额的继承税让富人富不过三代。年纪大了，就免不了跟医院打交道，但这不会成为老年人的负担——70岁以上只需要负担医疗费用的20%，75岁以上则为10%，而且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设有上限。

东京等大城市存在着过度医疗的问题——由于医药费不高，一些老人们稍有不适就喜欢往医院里跑，病情不重也选择住院。我想，老人们或许看的不是病，而是寂寞。

对于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政府提供了最后的一道安全网——如果生活困难，只要符合条件可以去申请所谓的“生活保护”，每月领取七八千人民币，孩子上学的费用全免。不过，这些人在很多事情上需要听从政府的安排，不能用这笔钱来大吃大喝浪费，也不可以购买汽车。不过，一些日本人即便再穷也不愿意去申请这项补助——或许是面子上过意不去，他们宁愿流浪睡在桥底下，或是马路边。

虽然比不上北欧一些国家，但日本的福利政策基本上实现了“劫富济贫”。譬如，我身边一个同事最近炒比特币狂赚了一番，一个月账面上实现了200多万日元的盈利，但这却让他很郁闷——这笔钱一半以上要作为所得税上缴国库。

因孩子多而被当众感谢

孩子多，走在外面有时候真的“很拉风”。有一次，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们去东京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泡温泉。温泉入口，一个50多岁的陌生大叔一言不发地走过来，突然激动地紧握着我的双手说：“日本政府应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生了这么多孩子，为社会做出贡献！”周围的人齐刷刷地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儿童福利丰厚也从侧面印证了日本少子化之严重。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7年日本新生儿仅为94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低值。按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日本总人口将在不久的将来跌破一亿，25%以上都是需要社会抚养的老年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将成为日本的真实写照。

日本执政党为了确保选票，也经常出台一些针对老年人的福利政策——这也直接增加了年轻人的负担，让他们对社会失去信心。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全国性的大选，年轻人不愿意去投票就是最好佐证。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又进一步减弱了年轻人发言权，难以改变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社会中的优待地位。

由于工会力量强大，企业很难擅自调整员工的福利政策，这也让企业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竞争力大幅下降。一般而言，日本30岁的正式员工税前工资大概是3万元人民币，此外公司还需要为员工缴纳社会福利保险等，以及夏季和冬季的奖金——这些成本每年至少要花费50万元人民币以上。40岁以上员工的雇佣成本是这个数字的一倍以上。

和国内相比，单就育儿环境来说，日本可能在治安、食品安全和福利上略胜一筹。但是，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像脱缰野马而无法控制，处于后现代社会的日本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心态上都渐显疲态，这个优势有丧失殆尽的可能。日本生活着实方便，但恰恰是这种过度方便，可能让孩子缺失上进心，没有对理想那种饥饿式的追求，更愿意自我囚禁于狭隘的岛国。如何培养孩子的生存技能，让他们可以立足于日新月异的世界中，这值得每一个在日华人父母深思、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