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初具撬动中国经济的实力。

其中，共享单车与人工智能无疑是最大的两个现象级科技创新和创业领域。同时，它们的快速崛起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乱停乱放、押金难退、冲击就业、投机泡沫等。这些问题持续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与忧虑。

创新并不孤立，其基于一系列前提，产生一系列后果，需要一系列应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核心是激励与筛选机制的建立。

押金难退？—强化产权保护

2017年11月，成立一周年的小蓝单车宣布解散。小蓝单车是在中国影响力仅次于摩拜、ofo的第三大共享单车运营商。

据陆媒报道，小蓝单车拖欠供应商款项高达2亿元，涉及70余家供应商，公司目前已人去楼空，其用户们也无法取回预存的押金，员工工资则要拖到2018年2月春节前后才可能发放。

近几个月，倒闭的共享单车公司还有一长串：悟空单车、3Vbike、町町单车、酷骑单车、小鸣单车……

风口过后，曾经被视为共享经济典范的单车行业，其押金模式有“一物多卖、无息集资”的特征，开始受到更多的质疑。

假设一部单车交押金200元，在一座城市投放10万辆，用户有50万人，这样收取的押金是1亿元，这些资金扣除10万辆单车成本和其他营运成本，剩余的押金以目前市场上大额理财产品普遍5%以上的年化收益率，将是一笔不菲的收益。

小蓝单车CEO李刚在消失一段时间后，在网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然后继续消失在国外，留下的是一群没有退还押金的用户、等着工资付房租的员工和讨债无门的供应商。

这些员工、用户、供应商都是本轮共享单车创新创业不可缺少的参与者、支持者，如果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且不能得到及时和强有力地维护，等于教训了全社会：不要去创新创业、不要参与、不要支持、不要尝试。

2017年5月17日，南京一位市民扫码小蓝单车准备出行。半年后即曝出小蓝单车 “退场”的新闻

乱停乱放？—更新监管、规划

共享单车公司纷纷倒闭，但让各界头疼的单车乱停乱放、堵塞交通等问题，并没有缓解，一些城市路段反而更加严重。共享单车大摆长龙在多个城市的商场、写字楼、地铁站、公交站等附近一再上演，严重妨碍交通安全与市容市貌。

为此，内地多个城市一度紧急叫停了共享单车随意投放。

不过，简单的叫停投放仍属被动消极监管，并非在法规、技术、惩戒上积极行动，实现对企业和用户行为的有效监管也并不困难。

由于海外发达地区拥有成熟的交通管理法规和实践，无桩、随处可停的中国共享单车甫一进入，就被严密监管。

2017年1月，小蓝单车率先在美国旧金山投放。旋即，旧金山交通局要求其取得各种许可后再行投放，并一再强调要保护“公共路权”。小蓝单车表示将遵守法律，不再采用随取随停模式，随后租了15个私人停车点，投放了约200辆车。

中国监管部门已经迅速行动起来。2017年8月，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0部门正式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针对让人头疼的乱停乱放问题，《指导意见》提出，引导有序投放车辆，推进自行车停车点位设置和建设，并加强停放管理和监督执法，在文件16条意见中独占3条。

除去城市监管，更深层的是，一个城市的规划治理作为温床和土壤，是否有利于创新的孕育和壮大。

共享单车停车尴尬暴露出中国城市规划治理的一些问题。近年来，汽车成为很多城市交通规划的核心要素，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往往被忽视。

在自行车出行发达的荷兰、丹麦、德国等国都划定了大量的自行车专用道，提供了充足的停放设施，将公共交通与自行车交通进行整合设计，在大部分居住区实施交通静化（对机动车限速或禁入），对驾车人和骑行者进行系统的交通法规培训等。

这些国家还利用税收和行政手段使得私家车在中心城区出行十分不便，并且成本昂贵，这些手段涵盖了私家车的拥有、使用和停放环节，其结果使私家车的保有和使用成本比美国高2-3倍。

上述《指导意见》也积极学习了这些经验，如提出合理布局慢行交通网络和自行车停车设施，将其纳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并与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相衔接。积极推进自行车道建设，提高自行车道的网络化和通达性等。

金融泡沫？—抑制疯狂投机

这次共享单车创新创业可谓：来是火山爆发，去如雪山崩塌。

2016年到2017年上半年，共享单车如火如荼，一度发展到30多个品牌。2017年9月底，滴滴战略入股ofo，腾讯随即入局摩拜，几天内，大批资本一哄而上，创投圈迅速站成两队，ofo和摩拜估值迅速超过10亿美元。从融资大战、投放卡位、产品较量，再到零押金、免费，直到给用户送钱、送红包，竞争越来越失控。

表面看，这是又一轮互联网创新创业；事实上，早已成为高度金融化、泡沫化的投机。共享单车因为有一定实用性，因而沦为了投机标的。

国际金融危机后，旧的增长模式已事实结束，海量实业资金和居民储蓄游资化、投机化，轮番转战股市、楼市、外汇、大宗、期货等市场。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本质是激励和筛选机制，理应筛掉和惩罚投机者，激励和服务创新者、实干者，若作用相反，就会激励和纵容投机者，惩罚和羞辱创新者实干者。

在共享单车热潮过之后，人工智能又成为资本追逐的新宠。

某风投机构创始合伙人直言，“这个领域泡沫有点大了，以前的项目几千万、一个亿，现在可能一下变成两三亿，估值突然就虚高了，资金全往这边涌，管他懂不懂呢。”

AI冲击就业？—补齐教育短板

2017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苹果、谷歌、阿里、百度、腾讯等大佬演讲纷纷围绕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技术与产业前景已无需讨论，但其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失业和贫富两极分化，持续成为各国各界关注焦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称，2030年全球大概有3.75亿人面临重新就业。

普通工人，甚至医生、教师、记者、律师、金融业者等岗位，在AI大潮冲击下，都岌岌可危。将智能大批量生产的机器，正在攻陷这些“脑力手工艺人”。如11月6日“2017年临床执业医师综合笔试”合格线公布，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机器人取得了456分，超过合格线（360分），属于全国53万名考生的中高级水平。

与此同时，人们担忧，当人工智能所创造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国家、少数企业、少数阶层，社会恐将严重两极分化。

这种讨论极不正常，为何科技革命明明是大好事，却引起广泛恐慌？因为人们很明白：人工智能不可怕，可怕的是国际、国内是否有完善的应对制度，让所有人分享科技进步，而非小部分人受益和多数人相对被剥夺。

以教育为例，完善的教育机制可培养新经济所需的高级人才，也可预防未来的普通劳动者被技术替代。

不过，研究中国四十多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表示，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恰恰在此。

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高中普及率在75%左右。韩国、爱尔兰等成功跨入高收入的国家，在中等收入时高中普及率就已超过70%甚至更高。201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高中普及率平均为32%，中国为24%。

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在农村。2013年，中国城市的高中普及率为93%，比美国还高；但在农村，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包括职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研究发现，在0-3岁，投资回报是18倍；3-4岁是7倍；小学是3倍；大学是1倍；成人是负的。

但罗思高统计，一半左右中国农村儿童认知发育缓慢，再算上城市，超过30%的中国孩子可能有永久性认知能力缺陷。原因是营养和教育。每天讲故事给孩子听的农村父母只有10%，读书给孩子听的只有4%，近80%农村家庭只有一本儿童书或者没有一本书。

罗思高的解决办法是建设早教中心，教会农村父母、爷爷奶奶等如何跟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等，并改善孩子的健康。该实验已经见效。更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让农民工的孩子进城接受教育，而非被留守。

创新需要好的机制，以避免社会反弹，从而使创新得以顺利生长。人工智能反照的是人类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