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平原东部，有个名叫“沃特金斯克”的小城，在旧俄属于维亚特卡省，现属俄罗斯联邦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伏尔加河的重要支流卡马河发源于此。1840年5月7日，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生于这个小城。长大后，他听父命上法学院，毕业后去司法部工作，后来违背父命，离开司法部去上音乐学院，从事音乐创作。如今，每年5月7日，该市都举行柴科夫斯基音乐节，纪念这位值得故乡人骄傲的伟大作曲家。

排斥等级，追寻平等和博爱

柴科夫斯基的父亲是个矿山工程师，有俄罗斯和乌克兰哥萨克血统，柴科夫斯基的母亲有俄罗斯和法国血统。他父母都受过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教育，母亲爱弹琴、唱歌，她用花腔唱的《夜莺》给儿子留下的印象最深。有些人强调柴科夫斯基是“贵族”出身，把他高贵化，其实他的家庭只是现代社会概念里的“中产阶级”，他自己也从不觉得出身高贵。即使后来上流社会接受了“老柴”，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上层社会，而乐意做一个“圈外人”。对那些贵族、伯爵发给他的宴会邀请函，他总感到为难，能借口婉拒的就婉拒，一旦不能推辞，心里就会烦恼多时，一受邀出席就觉得如坐针毡。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

对柴科夫斯基来说，他所向往和喜欢的东西，不是那类把人们分开的东西——社会地位、门第、年龄，而是那种把人们结合起来、使他们互相平等的东西如音乐。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中等资质”、喜爱音乐的普通人。他的朋友、音乐评论家拉罗什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善良：“彼得·伊里奇有着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那种善良，谁也不怀疑的善良。不论在音乐家的创作里或者在人的心灵中，他都喜欢寻找而且善于找到优秀的东西。”

父母去世后，作为长子的柴科夫斯基成了弟妹们的“慈母”。他说：“我爱他们胜过爱我自己，准备为他们做出任何牺牲，他们会受到我的没有限度的爱。”他的弟弟莫杰斯特回忆道：“在我们生活中，最有学问、最有经验的教师，最亲爱、最温柔的母亲，也取代不了彼得·伊里奇，因为他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母亲，此外，他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 他平时善待家里仆人，主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出外旅行时厚待旅馆服务员，给小费极为慷慨。

文如其人，乐也如其人，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因而是“善良的艺术”，这种艺术歌颂人与人之间真正、温暖的关系，赞美人与人之间崇高的爱和深厚的同情心。他的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交响幻想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管弦乐序曲《大雷雨》、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作品，无不表现“善与恶”这一主题。通过善良与暴力、崇高与邪恶、爱情与死亡、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的鲜明对比和互相较量，尽情讴歌善良者和真诚者，诅咒恶毒者和黑暗势力。就如在写给朱丽叶的卓越旋律里，在写给塔吉雅娜的深情的咏叹调里，他在作品中对真、善、美倾注了诚挚的感情和深厚的爱，而这爱又不仅仅是罗密欧对朱丽叶的爱、塔吉雅娜对奥涅金的爱，而是普世共享的人对人的无限爱。

柴科夫斯基一生勤奋、多产，音乐创作包括各种体裁，数量丰富，作品全集有63卷之多。其中包括：6部交响曲、11部歌剧、3部芭蕾舞剧、106首浪漫曲，还有很多管弦乐曲、室内乐曲、钢琴曲和戏剧音乐。他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和管弦乐队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弦乐六重奏《回忆佛罗伦萨》、管弦乐曲《意大利随想曲》《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含“如歌的行板”）等等，至今是各国演奏家们的保留曲目。

以“鞋匠”精神做音乐

柴科夫斯基重视灵感和激情，更有“鞋匠”的工作态度。他曾说，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做靴子的人”，工作制度是“纯粹手工业式的”，按时按点，按部就班，“绝对正规化，没有半点马虎”。这样说并不意味他否定灵感的作用，相反，他认为灵感有两种，一种自然地来自内心，另一种来自订约。即使是订约，他也都能激发起自己的情绪，在不特别快乐的时候可以满怀欢快创作情绪，在幸福环境里也可写出忧伤的作品。管弦乐曲《1812年序曲》，就是他应约为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落成庆典而作，这座教堂毁于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中。即使是一部“应景”之作，柴科夫斯基在构思酝酿时，想象当年俄国军民英勇奋战、抗击侵略者的情景，爱国、爱人民的激情便涌上心头，写出了这首气壮山河的凯旋曲。

工作是柴科夫斯基一生最大的乐趣，他常在书信和日记中写下有关工作重要性的文字，如：“对我来说，不工作生活就没有意义。我若不作曲、不工作，我就会鄙视自己，因自己无所作为、毫无价值而陷于深深的绝望。”他又说：“任何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其实也就是一个工匠。就凭浅尝辄止、意志薄弱、懒惰懈怠来等候灵感？如果你懒懒散散，灵感不会自来。”

他甚至为“灵感”下了定义：“灵感不是一位随叫随到的访客。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工作，一个真正的诚实的艺术家不能借口兴致不佳而袖手闲坐。如果有人等着好情绪，而不去半路上迎接灵感，就很容易堕入懒怠和冷漠。他应该相信，当他克服了自己的坏情绪，灵感就必然来临。”

柴科夫斯基是“艺术劳动模范”，也是“艺术革新能手”，一辈子在音乐领域内广泛开拓、深入发掘。他继承本国音乐传统，从俄罗斯民歌和乌克兰民间音乐中汲取大量养分，也虚心学习欧洲古典音乐，把他最崇拜的莫扎特称为“心中的太阳”。他认真读、听、分析欧洲前辈和同辈们的音乐作品，旅居国外时也格外注意当地音乐，曾在《俄罗斯新闻报》上发表过许多评论和推荐文章。他不断尝试新的体裁和题材，使用新的技巧，敢在交响乐中使用圆舞曲，讲究管弦乐的配器，重视各种乐器和音响效果，他的芭蕾舞曲还将原先的娱乐性舞蹈变成了高级的典雅艺术。

他的作曲技巧和音乐风格至今仍是后辈作曲家们的范本：西欧作曲手法与本国音乐传统相结合；个人的心理气质与社会动荡的感受相结合；温和的抒情性与强烈的戏剧性相结合，曲调极其丰富，既有宽广、舒展的旋律，优美、高雅，抒发美好的情感，又有不协和音的巨大力量，激动、冲荡，渲染矛盾和冲突，不愧为“旋律之王”、“抒情交响乐最伟大的代表人物”。

能创作那么多沁人心脾的抒情旋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一生被许多地方吸引而去，在那里生活、谱曲，他对大自然的眷恋“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感谢上帝，我又与大自然完全水乳交融，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使我感受到美妙、和谐和安宁，赐予我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的爱。”正因如此，我们能从他的音乐中看见普秀河畔的翠绿平原和葱郁橡树林（《乌克兰交响曲》），听见皑皑雪野上的笃笃马蹄声、叮当铃铛声和马车夫的阵阵歌声（交响曲《冬日旅途的梦幻》），也看见辽阔大海、苍茫云水和惊涛骇浪（交响幻想曲《暴风雨》）。

在恐怖和否定中强壮成长

然而，柴科夫斯基的一生，并不始终像他在大自然面前所感到的那样“美妙、和谐和安宁”，而是充满不安、忧伤和悲怆。这些晦暗情绪来自可怕的时代，来自音乐创作过程中受到的挫折，也来自他的性倾向和失败的婚姻。

“这是恐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柴科夫斯基1878年秋在一封致梅克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沙皇政府对自由思想和言论的压制使他感到郁闷，他在信中还说，一方面是张皇失措的政府，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禁出版或被删削，思想家阿克萨科夫勇敢说了一句真话就被逐出莫斯科；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不幸的年轻人未经审讯，“就被残酷无情地流放到连乌鸦也拣不到骨头的地方去”。

这个“可悲国家的黑暗时期”使柴科夫斯基深感惊恐，也如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一样，感到痛心而又无奈。他不赞成暴力行为，反对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后，他说“我气得要疯了”。新沙皇登基后，他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亚历山大三世决策，为俄国的强大和幸福该做些什么”。后来他对亚历山大三世确有好感，因为这个沙皇观看他的芭蕾舞剧和歌剧，非常喜欢他，还与他长时间亲切交谈。

沙皇喜欢他的音乐，他自然高兴，但沙皇和一般人都不会知道，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他究竟遇到了多少冷漠、嫉妒和打击。他的《第一交响乐》曾被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安东·鲁宾斯坦全盘否定，说这样“幼稚的东西”根本不能拿出来演奏，后来却被公认为“一部真正的俄罗斯交响曲”。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被“强力集团”领袖巴拉基列夫说成是“小市民音乐”，缺乏“古代天主教徒的气质”，后来却被誉为“全部俄罗斯音乐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原是要献给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的，可奥尔以“无法演奏”加以拒绝，有个奥地利乐评家甚至破口大骂，说这部协奏曲“让人想起俄罗斯人过节时醉醺醺的面孔”，想起“野蛮人的粗野”，还可以“听到臭烘烘的味道”，后来却被各国演奏家们公认为“一首千古流芳的小提琴协奏曲”。至于《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更被鲁宾斯坦责问是“什么玩意儿”，被贬得一钱不值，可后来成了世界第一流钢琴家们竞相演奏的曲目。

柴科夫斯基是一个有尊严的音乐家，但不骄傲，不妄自尊大。他性格比较懦弱、敏感，常缺乏主见和自信，作品遭冷遇、否定时，往往会紧张、沮丧，甚至会自我贬责、悲观失望。不过，他毕竟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最终总会恢复自信，不理会别人的态度，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那种外来打击总是难以忘怀，在许多场合和文字中，他都会有所回忆。

挣扎在同性恋、无爱婚姻、柏拉图恋情间

1877年，柴科夫斯基37岁，发生了一件令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的事情，那就是错误地结了婚。其实他是个同性恋者，他的弟弟和一些朋友都知道他的性倾向，他曾向他们表述过内心的煎熬和痛苦，但并不认为同性恋是“犯罪”。可在父母催促结婚成家、周围舆论歧视同性恋者的情况下，当一个名叫米柳科娃的姑娘向他热烈表示爱慕之情时，他就贸然答应和她结婚。

米柳科娃上过音乐学院，会弹钢琴，但她的老师卡什金说她是个“音乐的聋子”，弹琴索然无味。她对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作品则毫无所知，对他正在写什么、计划写什么也毫无兴趣，她很爱说话，可说的都是曾有多少名门望族子弟追求她，使柴科夫斯基觉得她“才智低下”。离婚在那时是件不道德、不光彩的事儿，所以他决意用自杀来了事。有一次，他想把自己冻死，寒夜在齐腰深冰水里泡很久，走出水来时确信自己会得肺炎而死，但他结实的体格没有让他得病。

1923年上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富孀梅克夫人减缓了柴科夫斯基由婚姻失败带来的痛苦。她是一位酷爱音乐、善说多种语言、知书达理的女性，比柴科夫斯基大9岁，从内心崇拜柴科夫斯基，慷慨解囊，每年接济他6000卢布，但说定互不见面，互不来往。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从1877年至1890年，长达13年之久，柴科夫斯基因有她的丰厚接济而更安心于音乐创作。他将《第四交响曲》献给她，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对她说：“它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纪念碑：当时，长期的精神病痛几乎使我疯狂、毁灭，然而，突然间在这部交响曲题献的那个人身上，闪耀着复活和幸福的霞光。每当我想到如果命运没有使我遇到您、我将会变得怎样的时候，我就会感到颤栗。我的一切——生命、自由、向远大目标前进的可能性，以及我从前认为不可能的那种美满的幸福，都是您赐予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柴科夫斯基最后承受的还是丧失友情、甚至以为被“背叛”的痛楚。1890年秋，梅克夫人与他中断了一切关系。

柴科夫斯基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乐，《第六交响曲》是最后一部，又名《悲怆交响曲》。“悲怆”，那是深沉的哀伤，以“悲怆”作其最后一部力作的标题，作其一生音乐作品的尾声，那也就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部交响曲深刻而有力地体现了个人心灵的孤独和苦痛，体现了对毁灭生命的凶恶力量的抗拒，也体现了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最终以不存幻想而平静从容的心态面临死亡。

他于1893年3月完成《悲怆交响曲》，10月16日在圣彼得堡亲自指挥首演，10月26日突然因患霍乱逝世。他被安葬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公墓，八千余人参加葬礼。1978年，移居美国的俄国音乐学家奥斯洛娃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柴科夫斯基是被迫自杀而死，他的几个法学院老同学曾对他秘密进行“名誉审判”，谴责其同性恋行为，做出要他自杀、他自己也同意自杀的“裁决”。对这份调查报告，信服者和不信服者都有，谁也不能作出定论。但若柴科夫斯基真是被迫自杀，那更是一首“悲怆”之曲，这也许就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谓的“俄罗斯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