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我得开始学着叫你的名字。”上世纪70年代末，当美国前总统卡特第一次在华盛顿见到未来自己的这位左膀右臂时，如此寒暄。对他来说，这位波兰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名字，有点不太好念。

尔后，世界上无数政要、学者、媒体以及普罗大众，都像卡特一样，开始记住这个略为拗口的名字。作为美国举足轻重的战略家，他为美国五任总统开出过外交政策的“药方”，塑造了至少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而他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更被奉为战略界的“圣经”，影响当代无数决策者乃至普通民众对全球格局的判断。

5月26日，时光的齿轮在他89岁的刻度上戛然而止。消息传出，美国内外的诸多人士都不由感慨：这是巨星的陨落，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一个时代的结束。

“布热津斯基的冷战式鹰派立场在他生前没有多少人能超过，战略头脑能胜过他的人更少。”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布感慨，他的成就曾经证明知识的价值——你越了解这个世界，就越有可能影响它。“而按这个标准衡量，美国正在迅速丢掉自己的影响力。”

中美合作的推动者

在中国，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似乎要比他本人更有名气；但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他是与基辛格同期且比肩的战略家。

人们称他为鹰派，这种战略风格似乎直接写在他的脸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上世纪70年代，还是迈入晚年的21世纪，他总显得严肃、冷峻。即使满脸皱纹，他仍像极了一只雄鹰，眉骨上扬、眼神犀利、鼻梁高挺，精气神永远吊着。但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强硬且直接的风格印象深刻。一位在华盛顿采访过他的中国记者回忆说，他要求对话直接高效，坐下来不必寒暄，直接扔问题就好。

上一次他现身中国公众的视野，是三年前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作为重量级嘉宾，他做了20分钟的发言。发言中，他尽显足智多谋、眼光超前的风采，肯定了中国的崛起和不断提升的国际能力，甚至抛出了一个大多数人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猜测——也许未来，中国会迎来一位女性领导人。

虽然他不像常常来华的前国务卿基辛格那般为中国人所熟知，但在最初构建中美关系时，他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1977年，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延续了上一任开始构建的美苏中“三角外交”策略，进一步构建对苏联的新阶段遏制战略。1978年，他力排众议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面，确定了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最后一英里”安排。次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他不仅是陪同人员，甚至作为华盛顿的主人之一，在家中热情款待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内地的国际关系学科处于萌芽阶段。他1997年撰写的《大棋局》一书被翻译成中文并引入中国，成为中国学界的教科书。他以下棋之道比拟治国之道，与中国政治家们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这本仅有一百多页的学术著作，立刻受到中国学者和官员的追捧。而当中国试图构建自己全球战略的今天，这本写在美国称霸一时的战略著作，更被奉为另一种参考蓝图。

不过，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终究不同。在其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办公室里，进门显眼处摆放着一副国际象棋。按照国际象棋的规则，棋盘上的王棋不是被严防保护在局限的几格之中，而可以在整个棋盘上自由驰骋。在这盘棋中，他对美国、欧亚、俄罗斯、亚洲等区域进行清晰而准确地剖析和布局，而美国当时的整体实力就像国际象棋中的兵棋，有着很强的远射和大范围活动能力。

除了讲究规则，他还有着卓越且超前的战略眼光。1997年，即便连中国人都不曾想过“中国崛起”之时，他就做出大胆预言。华盛顿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爱吃中餐。早在他招待邓小平的年代，就将中国视为制衡苏联的一枚棋子；而今，他更将中国推到和美国比肩的地位之上。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之际，他提出“G2”集团的概念，一个由中美合作领导，但又相互竞争的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新模式。在他看来，中国能够帮助美国找到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如全球金融危机、气候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印巴关系和巴以冲突。但在当时，这并未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许多中方人士直言，在没有足够利益，甚至是没有成为超级大国意愿的前提下，中国加入G2必定会让自己承受超级大国特殊盟友的负担。这个提法恐怕放到近10年后的今天，才更为合适。

苏联崩溃的幕后推手

相比中国而言，布热津斯基一生投入更多精力的地方是苏联。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恐怕是七八十年代倡导美国挑战沉溺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苏联；加之后来美国一系列强有力的对苏打击和遏制政策，他也提早预言到苏联解体。

他和苏联结缘，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他的研究生论文是关注苏联体制下的不同国家。随后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本来他打算先前往英国深造、再回加拿大从事外交工作，然而却没能如愿——一种说法是他没拿到奖学金，另一种说法是他的签证被英国拒签。

正因如此，他转身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接着在学界和政坛大放异彩，并帮助美国在冷战中获得胜利。正如卢斯评价的那样：“如果这位学者在上世纪40年代去了伦敦而非美国，他成为高官的机会就很小——更别提能影响一个超级大国的航向了。但受益的是华盛顿。”

从大学毕业到加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署，长达14年时间里，布热津斯基都在推动美国对苏研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在美苏争霸的峥嵘岁月里，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实际政策，他都给美国的国际政治体系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游历美国是机缘巧合，那么日后研究苏联到参与整垮苏联，更像是一场命中注定。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波兰东部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当年波兰的外交官。他从小跟随父亲在德国、苏联、加拿大等国家生活，亲眼见证了二战前后德国纳粹的兴亡、以及自己的祖国如何在雅尔塔会议上被划分到苏联阵营。

从政时期，他之所以强硬地提出挑战苏联，并以人权和宗教问题为突破口，并不像今天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随手找出一个钳制对方的理由，而是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曾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二战，主要是德国和苏联）对波兰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暴力，着实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这让我更加敏感地认识到，许多国际政治本质上就是一场斗争。”

1945年波兰被苏联接手后，他的家乡被划分到乌克兰，父亲对二战后的祖国感到沉痛不已，决定从此留在加拿大。战争时代的风云迭起，对处在青少年时期的布热津斯基来说，影响可想而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他之后身为民主党，但在面对德国和波兰问题上，其强硬立场让许多共和党人都感到汗颜。

不过，他的这番才干深得卡特的青睐。在媒体播放的历史录像中，两人早上一起在白宫跑步。卡特毫不吝啬地夸奖说，“他一天就能给我提供十几个想法。而国务院一帮人，一年都提不出几个。”

卡特在其回忆录里也提到：“对我而言，布热津斯基是个有趣的人，为了达到目标，他会不断探索新方法，就算踏上一条欠考虑的路，也从不放弃思考。我们有很多分歧，历史、政治、国际热点、外交政策，我们俩常常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相处得却很好……除了家人，我最愿意在长途旅行中坐在布热津斯基身旁，就算吵架也不会无聊。”

1977年，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从左至右：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中方翻译、布热津斯基与卡特总统。

正因如此，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期间（1977年-1981年），布热津斯基掌握了制定外交政策的大权，同时参与了一系列与苏联争霸相关的历史事件：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苏联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促成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将苏联引入“阿富汗陷阱”等。

但与此同时，他强硬而固执的性格也让不少人将他描述为“不懂得人际交往”。这让他在经历政治巅峰的同时，遭到诸多非议。1980年，由于时任国务卿万斯与他强势遏制苏联的想法不合，他发动自己的媒体影响力迫使后者辞职。

不过，他的强势也并非始终所向披靡。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2000多名伊朗学生围攻，白宫连夜开会讨论应对方案。面对卡特提出的外交交涉，布热津斯基坚持派出军事力量打击伊朗。不巧的是，秘密行动最终因天气原因告败。尽管最终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美方救出人质，但这番出师不利最终导致卡特竞选连任失败。

美国精英治国时代的终结

做幕后智囊的好处，是比当权者更容易躲过负面的历史评价。尽管此后卡特淡出政坛，却留下了不少坏名声。布热津斯基的翻身却容易得多。他转身进入智库，接着为里根总统的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和老布什的总统竞选班子服务。在此期间，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苏联解体，以及后来波兰的政变。

尽管布热津斯基的自身经历带着与苏联和德国为敌的宿命，但二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对他来说也并非是“历史的终结”。美国称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节点而已。日后对国际秩序的建言能看出他的务实作风。不像美国外交学者亨廷顿和福山，他不满足停留在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刻画，他更在乎美国作为一方霸主，今后如何塑造其全球政策。这也是他写《大棋局》的侧重点。

作为美国少有的全球战略家，他也不像只盯着形势、区域和政策的人那样陷入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自恋不能自拔。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比其他人更加超前地看到中国的崛起，并大胆提出应当突出中美两国的领导力。

尽管他没有像基辛格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同样被美国人誉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搭桥人”和“冷战战士”。卡特、里根、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前总统均在公开场合或长或短地向他们口中的“布热津斯基博士”表达过致敬和感谢。像他这样，拥有全球战略眼光、又有着一线外交经验、还服务了这么多届政府的智者，在美国屈指可数。

1980年，布热津斯基访问巴基斯坦军事基地，他用机枪上的瞄准器看向了阿富汗边境。布热津斯基支持为伊斯兰军队提供数十亿的军事支援，帮助他们在阿富汗抗击入侵的苏联军队。

他和基辛格性格迥异，但在个人命运沉浮与大时代的起落中却有着诸多相似：来自欧洲、经历二战、力推美苏争霸、为美国与其他地区的和平合作推波助澜、谋划坐标美国的全球战略。他们目睹美国在二战之后走向巅峰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抱负；而在走向人生终点的道路上，又见证了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走向衰落。

去世半个月前，他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条推特上写道，“美国的领导力，是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但现在我们缺乏前者（美国的领导力），后者（稳定的国际秩序）也越来越差。”

在处理中东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美国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发酵为困顿无解的难题。有人曾批评布热津斯基，在应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手下留情”，从而酝酿出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势力，导致“9·11”事件的爆发。对此他本人并不买账，“当时来看，遏制苏联和打击阿富汗哪个更重要？”

尽管在外人眼中，他一生都在参与并影响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但到了古稀之年，他并未迷恋自己早前建立的那些概念。他在去年的一次电视专访中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国际秩序。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化的，美国的地位也是如此。”

从奥巴马时代开始，他就看到了美国的衰落，并对当权者感到失望。他在2012年曾直言：“奥巴马除了讲大道理，有勇气制定行动计划吗？我不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智库整体失势。面对特朗普那毫无从政经验的小圈子，布热津斯基在推特上发问，“美国现在还有外交政策吗？”

对布热津斯基的辞世，西方主流媒体流露出极为不舍的真情，似乎反映出他们跌落谷底的心境。在卢斯看来，当今美国面临的种种威胁，需要它在冷战期间培育的那种知识分子精英治国。驾驭这些风险需要具备才识和勇气，而这两种品质如今在华盛顿都不受重视。

在美国全面战略收缩的当下，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思想家正变得愈加渺小且无力，甚至成为和普通人不无二样的一粟。但沧海横流，谁又不是时代大棋局上的一枚小小棋子呢？对从政者而言，哪怕自己的心力和智谋仅仅改变过这个世界的一瞬，就已经足够幸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