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突然离世，来不及留下一句交代，亲人的存款、股票、保险单、数字资产等成了“沉睡账户”；家人悲痛尚未平复，却不得不奔波于银行、券商、保险公司、不动产中心、网络平台之间，陷入“证明循环”的困境。

说是“沉睡账户”，指的不仅是账户无人操作，还包括亲人想继承的权利途径也处于“沉睡”之中。钱还在，数据也在，但亲人想获得这些资产的通路，却极难找到。不少有猝然离世亲人的家庭，都遭遇过这一困境。近年，有人大代表持续关注并发问“沉睡账户”问题，也说明这一公共服务的短板，确实困扰了不少人。

过去的遗产继承制度隐含一个前提，继承人知道逝者有哪些财产，无外乎房子、存折和工资。如今，即便一个普通人，可能也有多张银行卡和信用卡，此外可能还有理财产品、基金或证券账户、商业保险、数字资产、平台积分、数字版权等。很多资产并无纸质凭证，只在手机应用和机构后台中。人如果猝然离世，因为没有密码，线索便很可能中断。

所以，如今的遗产继承首先需处理的，是找到逝者究竟有哪些遗产。过去的遗产制，只是财产处分，如今却需要包括财产发现、风险冻结、债权债务处理，以及遗产分配等一整套制度。《民法典》已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这表明，遗产继承正在成为一项系统性的财产清算工作。然而目前的公共服务，却仍然是按照过去的财产状况设计的。这是制度与社会变化形成的落差。

遗产关系确实复杂，死者可能有非婚生子女等其他亲属，也可能有再婚、非婚同居、遗赠等情形。如果一家银行只凭某位家人的陈述，就支付全部存款，也确实有可能伤害到其他继承人的权利。所以金融机构和基层部门，多要一份材料，多一道审核，也是为了保护遗产的安全。但诸多要求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普通人难以走通的迷宫。

公共部门和金融系统是掌握这些信息的。婚姻和亲属关系在户籍和档案中，财产信息在金融机构。然而这些部门因为无法交换信息，却只能让悲伤的家人在部门之间“人肉”搬运数据和材料。有一些完全可由公共部门完成的核验，变成了个人难以完成的自证。

上海的做法值得推广。上海的“一网通办”平台，在2020年就上线了“个人身后一件事”专栏，它整合了卫健、公安、人社、民政等部门的死亡证明开具、户口注销、养老医保账户结算等13项业务；2025年又迭代升级，新增了银行卡账户跨行查询、股权登记信息查询、遗嘱公证信息核查等7项服务；目前它可办理与查询的服务，达到了20项；有消息称，不动产非交易过户、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销户也将陆续上线。从多张申请表到“一张申请表”，从多部门跑到“并联审批”，从反复提交到“共享复用”，一个小小的改革，解决了市民的大问题。

上海这个改革的价值，在于改变“身后事”的责任结构。对政府而言，死亡登记、户口注销、社保终止、账户查询、不动产继承等，是属于不同部门管理的。但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并非20件事，而是亲人离世后要面对的同一件事。所以“个人身后一件事”的推出，是行政部门放弃了自己的层级思维，站到居民这一边。因为在后台完成了部门间的协同，民众就能少跑很多冤枉路。这是权力流程的改变。掌握数据者，理应承担核验责任；制定规则者，理应消除规则之间的不便。

当然，遗产继承服务中有一个矛盾始终存在，民众要求机构提供便利，但机构却承担着错付的法律风险。如果只要求银行简化材料，却未能提供权威的继承人核验结果，以及免责条件，银行仍会通过内部审核筑起门槛。在责任不清的情况下，多要一些材料，也是机构的自我保护。因此，法律还必须给机构一定的保护。金融机构如依照政府平台提供的死亡信息、亲属核验结果，按标准化程序办理了业务，只要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就应免除审查的责任。对可能有争议的大额遗产，可通过设置公告期、异议登记、临时冻结、账户监管等办法来处理。如果有人提的异议是合理的，系统再转入公证、调解或司法程序。

2024年6月后，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简化提取限额已统一提高至5万元，黄金积存、国债和部分理财产品也被纳入简化提取范围。这种风险分级是值得肯定的。制度的设立，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而需要按风险大小的不同，配置不同的成本。

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次身份转换。一个自然人逝去，但他在银行、证券、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系统中的身份，并未消失。如果这些系统不能互通信息，逝者就会在这些数据库中继续活着，而亲人却无法进入其中。“身后一件事”需要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数字治理，不是简单地把线下事搬到线上，而是指政府能依据数据库核验的信息或部门间能共享的信息，皆不再需要民众充当“人肉传递者”。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它如何服务强者和活人，更体现在它如何对待逝者或遭遇痛苦、疾病和灾难者。亲人逝去后，家属并不要求制度降低风险防范，也不是想让遗产继承变得草率，而是期待部门间能完成一些信息沟通，不再以安全的名义折腾活着的亲人。让每一笔遗产获得合法的继承，是对逝者最后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体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