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日报》报道，多地治理旧账久拖不决，因其成因复杂，矛盾交织，涉及盘根错节的多方利益。有的干部怕麻烦怕担责，不想背锅；有的干部缺思路缺招法，宁可旧账变呆账、坏账，也不愿揭盖子。其实，不管好账坏账，均非私账，怎能赖账？文章透露，2025年，辽宁推动兑现政府未履行承诺1.2万条，以实际成果印证了“旧账可理、顽疾可解、轻装可行”。

新官不理旧账，表面看是官员作风问题，实际上与财政逻辑、权力结构、权力寻租、地方发展模式、考核机制、政府信用体系等有关。一些地方官员希望在任期内能出短期可见的成果，如修广场、上项目、搞招商、造新区等，形成可视化政绩，而且，新上项目也有更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处理历史债务、化解合同纠纷、解决烂尾楼、清偿拖欠款等，则耗时长、阻力大，吃力不讨好，成绩还不易被看见。很多旧账不单纯是财务问题，背后有复杂的利益结构。如一个烂尾楼盘，背后可能同时涉及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银行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购房者维权、施工单位欠薪、法院资产冻结、官员历史决策责任等诸多问题。任何一个环节被触动，都可能牵出更大风险。

创造新项目，比修复旧问题更易获得激励。时间久了，就成为一种循环：新官上任，先与前任切割，旧问题不碰，旧承诺不认，旧债不还，旧项目不管。更危险的是，不理旧账将催生一种官场文化：风险不必解决，只要成功转移给下一任即可。一旦形成这种文化，治理决策就会严重短期化。一些决策者在任期内拍板项目，获得政治收益，债务压力却留给后来者和地方财政。如果决策成本无需承担，那么激进决策就会不断重复。于是，治理变成了一场不断重启的公共表演，而不是具有连续性的公共责任。

这其中真正被伤害的，是政府信用。政府承诺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资产，一个地方如果长期存在招商时拍胸脯、兑现时踢皮球的情形，企业就会逐渐形成预期：合同不一定算数，政策随时可变，领导换届可能推倒重来。这样的环境下，再大声的招商宣传也会失去说服力。

如今一些地方招商困难，民企投资意愿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企业最怕的不是条件苛刻，而是规则不稳定。成本高，还可以算账，不确定性却无法定价。很多民营企业之所以对一些地方政府产生戒备，是因为遭遇过政策承诺不兑现：有的是补贴拖延数年，有的是工程款长期拖欠，有的是土地协议临时变更，有的是换届后项目被废弃，有的是前任签字继任者拒绝认账等。这些行为，都是在摧毁市场基本的契约精神。因此，“新官理旧账”不是简单的道德要求，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底座。

从更深层看，它还涉及现代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地方政府到底是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公共主体。如果政府随着官员更替不断人格化，那么公共承诺就会失去稳定性。今天这个领导答应，明天那个领导否认，这样的治理，等于退化成了人治。而现代治理最重要的，恰恰是制度的连续性。领导会变，但规则不能变；官员会轮换，但政府责任不能随之消失。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形成稳定预期，公共治理才能从任期逻辑走向制度逻辑。

从《经济日报》的文章可看到，辽宁等地的实践证明，理旧账并非单纯“填坑”，而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有的用法治化路径，如对经济纠纷引入法治手段，让法律说了算，避免了人情干扰和裁量权的寻租；有的是市场化盘活，如针对一些半截子工程，不再单纯依赖财政投入，而是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将坏账转化为资产，实现了“包袱变财富”；有的是行政化提速，要求应兑尽兑，压缩中间层的推诿空间。

清理旧账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次制度体检。在清欠过程中，肯定会发现过去财政预决算体系的漏洞，以及一些招商引资政策的盲目性。通过理旧账倒逼源头治理，不仅是为了解决过去的问题，也是为了规范权力在未来的运行。

要让“新官理旧账”从干部的自发自觉转变为制度自觉，首先需强化决策追责，只有完善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才能防止旧账不断产生。如果官员们意识到，今天为了数字好看签下的浮夸合同、搞出的形象工程，即使在调任或退休后仍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寅吃卯粮”的冲动就会得到极大抑制。其次，需通过改变考核导向让“新官理旧账”成为制度自觉。理旧账的难度往往大于开新局，因此，对那些勇于揭盖子、善于啃硬骨头的官员，应给予更高的评价和更多提拔机会，不能让善于掩盖矛盾、只做表面文章的人占便宜。其三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理旧账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可能的违规前情，须明确尽职免责的界限，鼓励干部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手段化解矛盾。如果没有容错机制，官员为了避嫌或自保，依然会选择“原地踏步”。

如果各地能将“新官理旧账”深入推进，中国的地方治理也会从高速增长模式，实现向高质量治理模式的跨越。在盲目追求规模的时代，许多问题都被增长速度掩盖。旧账不仅是财务账，更是诚信账、民生账、政治账。只有让历史的欠账全部出清，才能实现对政府信用与治理连续性的深层修复。它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过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