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如果要抓住这个机遇，就不应拿中国的资料去检验西方的主流理论，或者看到中国任何现象就拿西方的主流理论来套，那样固然可以写出文章来，但是不能抓住这个时代机遇，而且还会误导社会。”5月1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上表示。

当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共同主办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新结构经济学刊》创刊号在研讨会上发布，新结构经济学会（筹）揭牌，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了新的学术平台。

观察经济现象不应带“理论预设”

林毅夫在发言时称，西方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以后，一直是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起来的，这些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等作为理论的前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都不相同，拿这些理论到我们国家来用，难免就会产生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他提出，研究者面对任何经济现象都应秉持“常无”的心态，不带任何理论预设，直接去观察现象的本质，而不是一见现象就急着套用现成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方法论源于林毅夫在1988年的亲身经历。当年中国遭遇18.5%的高通胀，西方理论主张提高利率，但中国实际采取的方式是压缩投资。林毅夫当时提出的疑问是：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像当时的主流理论评价的那样“不理性”，为何1978年到1987年期间，中国经济能连续九年保持9.9%的增长？他由此得出结论：不是中国政府不理性，而是评判它的那套理论本身的前提与中国国情不匹配。

1994年，林毅夫与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中国的奇迹》，基本形成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框架雏形，即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进而分析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2011年，林毅夫在耶鲁大学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演讲，由此向经济学界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概念。

林毅夫同时也表示，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迄今已有250年的历史。而新结构经济学被正式公布只有15年，因此自主理论创新还是星星之火，需要一代代人的加入共同努力，不断深化。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步入“无人区”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在发言时将中国经济学发展划分为从1978年、1998年、2018年等关键节点起步的不同阶段，并认为，2018年至2038年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是“无人区”，如果还是用过去的或者现有主流的知识体系去创新，很可能会走到错误的方向。

鞠建东以两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例，提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意义，一是中国的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怎么样才能既开放又不会发生金融风险，人民币怎么样才能和美元竞争。二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到底是政府，还是总公司，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去解决。并表示，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经济很难向前推进。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思想的突破，需要理论的建立，还需要技术上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