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停付令”推动学术评价体系转型
2026/03/25 | 作者 周兼明
摘要:中科院的停付令只是开始,以经费改革为切口,推动学术评价体系转型,才是当下真问题。
自3月1日起,中国科学院停止使用科研经费和中央财政拨款支付30种国际高收费开放获取(OA)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用,涉及《自然—通讯》《科学进展》等知名刊物,其单篇版面费均超过5000美元,远超全球2000美元/篇的平均水平。
中科院此次调整,直指学术出版的畸形生态:一些国际出版商借开放获取模式垄断资源,形成“既付发表费又买阅读权”模式,2023年中国作者支付的APC(论文发表费)已达53亿元人民币。部分期刊收费高,学术影响力却有限,甚至被称为“掠夺性期刊”。
这些期刊,利用国内高校教授、科研院所科研人员想发国际论文的心理,收取高额版面费。为此,还有中介机构或个人提供花钱发表服务,其中的一些费用就来自科研经费,甚至中央财政拨款。
开放获取(OA)原本被视为学术民主化的进步。传统订阅模式,公众与科研机构需高价购买数据库权限才能阅读论文,影响知识的传播。开放获取则由作者支付APC ,读者免费阅读,让欠发达地区的科研人员也能看到前沿成果,有助于推动知识的普惠。
然而在商业资本的操控下,这一模式被异化,一些出版商构建了“既付发表费又买阅读权”的双重盈利模式。因他们手握“影响因子”这一评价权杖,这些期刊又是学术界的“硬通货”,于是掌握了定价的话语权。当单篇版面费超过5000美元,远高于全球2000美元的平均水平时,问题便不再只是成本的分担,而成了某种商业垄断。
这其中有部分期刊收费高昂,却学术影响力有限,有的还存在审稿不严、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有些期刊,出现过论文发表后以学术不端为由的撤稿,让作者既蒙受经济损失,也承担了学术声誉风险。但如果只把矛头对准期刊本身,实际上是回避了背后的制度逻辑。
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某些期刊是否“掠夺”,而是国内科研长期形成的以期刊替代评价的管理标准。在当下的学术现实中,一篇论文的价值,往往通过发在哪本期刊来衡量。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经费分配、人才遴选等,都与论文数量、影响因子、期刊分区高度挂钩。我们常说的“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核心就是以可量化的指标,来代替对学术内容本身的判断。于是,学者更多地将研究目标对准可发表性,而不是问题的原创性。课题设计的趋向也是安全与可预测的,而不是带有高风险的创新。论文沦为资源竞争的筹码,而不是思想交流的载体。
在这种学术环境下,国际期刊自然成了最优投资目标。即便论文发表费高昂,只要能带来晋升、经费或排名等回报,支付行为就是理性的。因此,中科院停止支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发表,而是在财政端给这种评价体系踩下刹车。
科研经费和中央财政拨款,属于公共资源。目标是支持科研创新,而不是成为国际出版市场与国内科研人员利润与收益的一部分。如果一篇论文支付数万元,只是为了获得“某区期刊”的标签,这种支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否应当由科研人员或所在单位承担部分费用?这是财政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作者一年支付的APC达53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这笔资金足以资助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或支撑多个国家级实验室的运行。
当然,如果完全停止支持OA期刊的发表,也会影响到中国科研成果的国际传播,削弱中国学者在全球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如果学术评价标准不变,这项政策显然会加大青年学者的晋升压力,也会误伤部分高质量的OA期刊。因此,政策的关键并非是否支付,而应当是为谁支付、为怎样的质量支付。
中科院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建立更明确的支持标准。对那些真正具有学术影响力与严格审稿制度的期刊,给予支持;对那些收费明显偏高的刊物进行评估,并推动与国际出版商的谈判,争取更公平的价格。
当然,中科院的停付令只是停止使用科研经费和中央财政拨款支付清单以内的30种高收费OA期刊,那些收费合理、学术严谨的OA期刊并不在限制范围内。此外,科研人员如有横向经费、企业合作资金、个人资金等非财政来源,仍可自主选择发表。对于《自然》《科学》等混合出版期刊,可选择无APC的传统订阅模式发表。停付令可视作公共资金的理性回归,财政经费来自纳税人,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推动学术创新,而不是成为国际出版商的利润来源。
中科院的停付令只是开始,以经费改革为切口,推动学术评价体系转型,才是当下真问题。希望停付令能切断以财政资金换取期刊名头的通道,迫使高校和科研院所同步调整考核标准。只有让评价标准实现以同行评议为本,以创新价值为核,才能淡化期刊等级与影响因子,重视研究的原创性与社会贡献。
学术的本质是探索未知、创造知识,而不是为了发表论文、获取头衔。只有改变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倡导深耕细作、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才能真正净化中国的学术生态。真正的学术尊严,来自原创贡献,而不是期刊标签。真正的学术自信,不是用财政补贴支撑论文的单向发表,更不是拒绝国际交流,而是在公平规则下参与全球学术对话。这需要科研管理者放下对量化指标的路径依赖,评审专家回归专业判断本身;既要有破除“唯论文”的勇气,更要有构建新标准的智慧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