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又一起悲剧在垂直的井道中上演。

据上游新闻报道，12月27日，西安市紫郡长安小区发生一起电梯意外事故。业主群里的信息透露，一名男子在15楼等待电梯，电梯门打开的瞬间，轿厢却未如约而至。他一脚踩空，直接坠入黑暗的井道，不幸身亡。

这一脚踏空，击穿了公众脆弱的安全感。

电梯大概是现代生活中最常被忽视的冒险：走进不足两平米的金属盒子，按下按钮，把自己交给几根钢缆，悬吊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

最新数据显示，在我国目前使用的1200万台电梯中，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已超过110万台。它们像是带病上岗的老人，喘息着支撑起一座座城市的上下吞吐。同样截至这一年年底，全国发生“电梯事故41起，死亡27人”，在所有特种设备事故中占比较大。

尽管监管部门从未停止行动——12月16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督促召回缺陷电梯5.3万余台，排查隐患电梯11.4万台——但更深的隐忧在于，这个庞大的基数还在疯狂膨胀。随着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推进，各地掀起了加装电梯的热潮。根据住建部官员2025年10月公布的信息，五年来，“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了12.9万部电梯”。

我国早已成为全球电梯大国。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套正在失灵的运转系统：

在一线，维保员的负责台量早已突破“每人30台”的红线，高强度的考核逼迫他们用扫码打卡代替实地检修；在市场端，两百元的差价和隐蔽的回扣，使得愿意出低价的第三方公司挤走了正规厂家；而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链条末端，物业、业委会与维保方往往互相推诿。

于是，电梯事故成了人们每天上下班、买菜、回家途中，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

困兽

每次走进电梯，刘生都会下意识地重复一套刻板动作——避开轿厢中心，退到最深处的角落，后背紧紧抵住冰冷的金属壁。只有当身体与铁板有了实实在在的接触，他才觉得安全。

这是一次电梯事故后的应激反应。

刘生住在西安一个小区的28楼。几个月前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步入电梯。

“咚——”，先是一声沉闷的撞击，紧接着是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原本平稳运行的电梯轿厢毫无征兆地从高空下坠。剧烈的失重感让刘生瞬间窒息，后背瞬间被汗浸透。当轿厢卡在负一楼的黑暗中时，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扔进铁罐里的昆虫。

刘生事后得知，他所居住的小区共有12部电梯，从2024年10月到2025年5月短短200天里，累计停梯维修的时长超过了120天。停梯时间短则一周，长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他的惊魂一刻，不过是这部电梯在维修拉锯战中一次难以避免的崩塌。

被困住的绝望，李涵也不陌生。2024年8月28日傍晚，当电梯马上抵达9楼时，突然失控下坠，重重砸在8楼平层，紧接着又剧烈晃动了两次。

黑暗中，这个60多岁的老人拼命摁下警示铃，无人应答。电梯显示屏上的箭头反复错乱跳动，好不容易等到电梯自己恢复运行，李涵跌跌撞撞回到家，只觉得头晕恶心、浑身发软。被送到医院后，初步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花了2600多元医药费。

事后她得知，自己所乘的这部电梯，使用超过了15年。

李涵经历的“电梯幽闭症”并非个例。2025年5月重庆一起电梯事故中，几位居民被困。他们试图寻找紧急救援电话，却发现轿厢内没有任何相关标识。最终是一位同乘居民掏出手机，借着微弱的信号发出了一条求救微信。随着时间推移，轿厢内的温度不断升高，氧气稀薄，恐惧引发了生理性的过激反应——有人浑身瘫软，有人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一位70来岁的老人，四肢一直剧烈抖动，当场被120急救车接走救治。

更早之前，河北某市的一个小区，居民石安如往常一样送女儿上学，走进电梯。

电梯平稳运行几秒后，突然开始剧烈晃动，紧接着急速下坠。一声巨响后，重重砸在下方楼层。石安下意识地将女儿紧紧护在身下，自己的小腿和脚踝剧痛难忍。

事后去医院，他被诊断为左踝关节骨折、左下胫腓联合分离、左踝关节半脱位、左腓骨下段骨折、左踝内外侧副韧带损伤、左胫腓前韧带损伤，还伴有左侧腓静脉血栓。住了23天医院，仅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即便现在，还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原本规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而比坠落更折磨人的，是等待救援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是获救，还是二次伤害。

南方某市的张科，曾经在2024年大年初一下楼倒垃圾时，被困在充满未知凶险的电梯里长达27分钟。

“我第一时间联系物业求救，但物业工作人员反应特别迟缓，直到119救援人员即将抵达现场，他们还没现身。”张科说，他有心脏病，体内植入了三个支架，狭小封闭的空间、未知的危险，对他来说简直是酷刑。当电梯门终于打开时，他几乎是瘫软着被人扶出来的。

很多曾经被困电梯的人，自此有了心理阴影。

噩梦并未就此结束。

张科从6楼脱困后，维修人员正在检查故障。一名物业人员却无视现场，径直走入电梯，维修人员也未加阻拦。下一秒，电梯突然从6楼跌落到5楼，又瞬间回升至6楼。

事后，物业人员曾上门询问情况，信誓旦旦地承诺会查明电梯滑落原因，给业主一个明确交代。可张科始终没有等到物业的后续反馈。他也因心脏不适，连续两天卧床不起。

这起事故发生半个月后，当业主们在业主群里再次提及电梯问题时，物业负责人以“忘记了”为由搪塞过去，此后再也没有对张科进行过任何探望和安慰。

15天和30台

困在轿厢内的受害者最绝望时，往往会把怒火指向那个姗姗来迟的人——电梯维保员。

“我们拿着几千元工资，操着几千人的心。”从业七年的维保工黄伟觉得委屈。

初冬的深夜，一个老旧小区，他蹲在距地面3米的井道钢架上，左手攥着万用表，右手轻拨门机滑块——这是当天第8起故障，依旧是门体卡滞。“小区里的电动车、婴儿车天天蹭门，滑块磨坏了就报故障。”对于这些，他也无可奈何。

黄伟维保的这座电梯超过15年了。梯门两侧密密麻麻写着“疏通下水道”“开锁公司”电话，轿厢内张贴保健品广告。电梯开门时会发出沉闷的响声，关门时不仅有异响，还总有卡顿感。

导轨、钢丝等机械部件，让一部电梯得以运行。

“电梯超过15年，就像个老人了。传感器一老化，对乘梯人的重量判断不准，有时候才上了两个人，就判断成超载了。”黄伟说，一般来说，老电梯的导轨、钢丝绳等机械部件也会存在严重磨损。他最不愿意下老旧电梯的井，“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异味，像是什么动物尸体腐烂了”。夏天下井也很痛苦，机房温度高达50度左右，维保工人需要背着几十斤的设备在狭小的空间里作业。

可他们还得坚持下井，全年无休，随时待命。

黄伟说，他的手机24小时待命。每次听到手机响，心里都咯噔一下。偶尔手机没电关机了，整个心都悬着，生怕漏接电话，漏出任务。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数量达1360.18万张，而电梯在特种设备数量中占比50.27%。这意味着，在庞大的持证人群中，电梯维保人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黄伟，大专主修机电专业，毕业后便入行电梯维保。和所有维保工一样，他持有特种设备作业操作资格证，但真正约束他的是两个关键数字：30台和15天。

按业内常规，一名维保工每月需负责30台电梯，每15天必须保养一次；双人作业则要共管60台，每次保养不少于一小时，需逐一检查导轨、门机、安全钳等部件，这还不包括突发故障的抢修。

规定是死的，利润是活的。据黄伟透露，一些小公司为了抢生意，常将单人负责台量提至60台以上，他见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个同事一人负责70台。这个数字意味着需要“每天从早跑到晚”，“有时候所谓的保养，只是扫码签到走个过场”。尽管质监局要求保养时定位打卡，但“借同事手机代扫，自己到别处修故障”的造假操作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走过场”的代价是巨大的。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年底特种设备事故结案59起，其中81.36%因使用、管理不当引发。

对维保工来说，做这行也意味着随时在玩命——井道内钢支架间距不一，部分区域仅50厘米宽，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而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的作业均属高处作业。

虽然规定必须佩戴安全带，但黄伟承认，由于“业主催、物业逼，根本没时间绑”，“一切都看命”。他见过同事因商场井道灯光昏暗，未察觉未装好的围挡，从5楼坠落身亡；也见过同行修完电梯未及时撤出，被卡在轿厢与井道壁之间殒命。

比危险更让人心寒的是业主的误解。一次小区电梯困人，黄伟在半小时内赶到现场——《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第五条规定“接到电梯困人故障报告后，维保人员及时抵达所维保电梯所在地实施现场救援，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抵达时间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1小时”——这却被业主认为是“故意拖时间”，当众辱骂，最终又被物业要求向业主道歉；日常做电梯保养时，常有业主抱怨“电梯又坏了”，有老太太执意在保养时乘梯被拦后，坐在地上哭诉说他们“谋财害命”。

电梯保养标识。

“这个行业留不住人。”黄伟说，以省会城市为例，维保工薪资由底薪加绩效构成，做得好的月薪仅四五千元，远低于修塔吊、修锅炉等同类技术岗位。

黄伟如今已转至技术支持岗位，负责解答一线维保工疑问、提供配件。他说虽然中专、高职设有电梯专业，但毕业生多因“累、危险、钱少”不愿从事维保工作。他带过的5个徒弟，仅1人坚守，其余或转行或转做电梯配件销售。一个徒弟干了半年就转行做起了外卖，“他说做电梯维保还不如送外卖挣钱”。

“下个月再说，这个月没钱”

为什么维保会变成走过场？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

黄伟透露，目前电梯维保主要分为厂家直接维保和第三方维保。前者多为电梯品牌自带的限时免费服务，到期后，多数小区会选择更便宜的第三方维保——厂家直保虽然规范，但价格高，一台电梯每月要400元。而第三方公司，能把价格压到200元甚至更低。

低价竞争背后，是利润的摊薄与成本的压缩。第三方公司为维持盈利，常通过增加每位维保工负责的电梯数量来分摊人力成本，直接导致保养质量下降。黄伟见过有小区选用每月每台180元的维保公司，维保工一月只来一次，结果因门机故障导致居民被困，最终只得找消防队救援。还有公司为节省开支，使用翻新零件，“钢丝绳快磨断了还不更换”。

电梯内部装置。

更隐秘的“潜规则”在于，维保公司想要进场，往往还需要“打点”物业：送购物卡，或是给物业经理的亲戚安排一些轻松的工作。这些隐形成本，虽然常被叫作“公关支出”，但黄伟猜测，大概率是从维保费里扣除的。

黄伟的前东家就是因为拒绝了物业经理的“额外要求”，明明保养到位，却被物业以服务不好为由取消合作，转而选择报价更高但“好处更多”的公司。

技术在进步，但未能显著改变行业现状。黄伟说，一些大厂的电梯虽有远程诊断系统，但小公司电梯仍靠人工排查——因为远程诊断系统成本高，小公司和物业不愿投入。黄伟至今见过的最“先进”的设备是“电梯维保监控仪”。

该设备安装于电梯轿箱，具有记录维保信息与超期报警功能。

“其实就是通过科技手段，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动态监管。”黄伟说，但不是所有电梯都安装了，“要是有了这个，我们就得完全按规范操作，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也因此，在黄伟看来，维保员们“还是更希望用传统手段”。他的工具包里，常年放着万用表、各种型号的钳子、大小不一的螺丝刀、扳手、毛刷等。其中最常用的则是万用表，用来测量电梯电路中的电压等参数，以检查电路，排除故障。

行业监管同样存在漏洞。黄伟说，质监局虽然也会抽查保养记录，但“记录可造假、扫码签到能作弊”。有人曾建议监管部门开展不定期突击检查，却因“人手不足”难以落实。

2025年夏天，黄伟为一个老旧小区做技术支持时，发现使用了20年的电梯钢丝绳早已生锈。他建议物业立即更换，得到的回复是，“下个月再说，这个月没钱”。

推诿的艺术

而当隐患最终爆发成事故，原本清晰的责任链条，往往会变成一场罗生门。

2024年1月12日，吉林市一个小区的电梯失控冲顶，导致孙天和张宇身体多处骨折。

这本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时间线清晰地指向电梯公司的失职。

1月11日，该电梯已发生故障，小区物业第一时间通知了维保方；1月12日14时14分，又有一名乘客遭遇电梯事故。该男子本来要下楼，正准备出电梯时，电梯突然向上运行并伴随电梯门闭合。他由于躲避及时并未受伤，并进行了紧急呼叫。物业公司向电梯公司报告了事故情况。

维修师傅抵达现场，仅在监控室观察40分钟，便以“电梯可以正常运行”为由撤离了。

彼时，物业人员还询问电梯公司的维修人员，“此部电梯反复出现故障，是否需要停梯或是更换元件”。维修员表示不用，只需等明天派人详细检查。

维修人员离开仅1小时后，孙天和张宇走进电梯。事故发生。

在黄伟看来，行业监管仍然存在漏洞。

事后，物业公司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电梯公司仅支付3.5万元。

2024年1月30日，双方签订《关于伤者费用支付及抵顶维保费协议》，明确约定“后续伤者费用由电梯公司承担，物业公司垫付的8万元用维保费抵顶”。然而，这份协议最终成了一张废纸。电梯公司不仅拒绝履行，还在伤者起诉物业公司时，全程缺席调解。

2024年12月，法院出具调解书，要求物业公司向伤者赔偿25万元，加上此前垫付的11.5万元和2000元诉讼费，总赔偿额达36.7万元。

可当物业公司拿着调解书向电梯公司追偿时，电梯公司却称，事故原因是物业公司更换了副厂制动器造成。电梯公司还表示，他们早在2021年就发现电梯制动器有问题，要求物业公司采购原厂配件，但对方为省钱选择副厂产品。

此外，电梯公司还辩称，双方签订的抵顶协议是以“2025年想继续承接其电梯维保工作”为前提。现在物业公司单方面终止合作，协议已解除。

面对这些说辞，法院则给出了相反结论：

审理查明，电梯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副厂制动器导致事故”，且双方在抵顶协议中仅约定用维保费抵扣费用，并未将“续签合同”作为生效条件。更关键的是，根据《XX物业电梯保养合同》约定，“因维保质量造成电梯事故，由电梯公司承担第三方损害赔偿”，而事故前维修人员未排查出隐患、未采取停梯措施，显然违反了合同义务。

2025年6月，法院判决该电梯公司向物业公司支付27.84万元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这场持续17个月的纠纷，最终以物业公司艰难胜诉告终。但对于伤者，迟到的正义恐怕无法弥补一年半的身心折磨。

如果说这一案件是“事故后的责任甩锅”，发生在华东某市的纠纷则是“维修后的付款推诿”，暴露了电梯运维链条中的权责混乱。

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某小区多台电梯频繁出现变频器故障、主板损坏等问题，物业公司联系电梯公司进行维修，双方先后签署13份《合约单》和《“T”业务合约单》，确认维修费共计72876元。

而当电梯公司索要费用时，物业突然变脸，表示这笔钱该由业委会出，用维修基金支付。

电梯公司感到不解，他们认为，自己是和物业签的合约单，明确写了甲方是物业公司。

按照电梯公司的说法，双方此前签订的《XX电梯维修保养服务合同》中，维保费用一直由物业公司按时支付，从未出现过“找业委会报销”的情况，此次维修虽属于“常规维保外的额外服务”，但合约单的签订主体并未变更。

物业公司则围绕着一份《XX小区项目专项工程报请单》展开辩解。

“所有维修都报请了业委会，报请单上明确写了费用从修理基金支出，我们只是中间协调方。”物业公司称，自己在2024年8月已退出该小区服务，且在服务期间，因上一任物业公司未完成审计，维修基金账户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无法支付费用。

夹在中间的业委会，则表现出“被动担责”的态度。

“我们对物业公司联系电梯公司维修的事并不知情，只是因为电梯故障紧急，才在报请单上盖章。”业委会表示，同意用维修基金支付费用，但“逾期付款不是我们的错，是维修基金账户没开通”。

三方似乎都没错，但钱就是到不了账。

沉睡的维修金

法院最终厘清了关系：13份《合约单》上仅有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签字，无公司公章，且部分合约单的签署时间晚于维修时间，更像是“验收确认”而非“合同约定”。相反，《XX小区项目专项工程报请单》上不仅有业委会盖章，还明确标注“项目费用出资情况为修理基金”，且维修服务的直接受益者是小区业主。

同时，电梯公司也承认，“维修业务的模式与常规维保不同，需要报请业委会”，这意味着其在提供服务时，知晓费用可能从维修基金支出，而非由物业公司直接支付。

法院因此判决，由业委会向电梯公司支付72876元维修费。

在现行的电梯运维体系中，物业公司、业委会、维保公司构成了微妙的三角关系。而这起案例精准切中了电梯治理中最尴尬的“死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阎建军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到，物业公司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要求受托管理电梯，这和公众平时感觉的“维护电梯就是物业的责任”不一样。住宅小区电梯由业主共同所有，委托物业公司承担电梯管理责任——业主是“主人”，物业公司是“管家”，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长期来看，还是需要业主对电梯负起决策和监督责任。“共同财产的处置需要共同决策，业主通过成立业委会的方式来行使权利。但直到2021年，北京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不足总数的25%，有75%以上的小区没有业委会。主人缺位，电梯使用安全管理也就缺乏长期责任主体，就没人能监督物业公司，确保电梯的定期保养和维护做到位。”

每次有电梯事故，难免会发生几方责任甩锅。

而即便有业委会的情况下，当需要动用大额维修资金时，由于流程繁琐、账户冻结或业主意见不统一，资金往往难以到位。

根据相关规定，要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必须经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共同表决通过。在一些情况下，部分业主支持业委会严格管控维修基金，担心资金被挪用；另一部分业主则急于解决电梯安全问题，认为繁琐的表决程序延误了维修时机。还有业主因长期拒缴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起诉，转而质疑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沟通协调不力，形成恶性循环。

类似事件，就导致电梯维保公司成为了“最弱势的一方”——既要保障运行，还得陷入另外三方无休止的拉锯战，并有欠款风险。这种“干活拿不到钱”的预期，直接催生了维保端的消极怠工。既然钱难拿，那就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

面对这种扯皮的局面，一位曾被困在电梯里的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给出了颇为“标准”的答案，“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的责任主体，理应将安全放在首位，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完善应急机制、及时处理业主诉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守护好居民的出行安全，避免电梯惊魂事件再次上演。”

但在现实的利益博弈与资金困局面前，这段话显得苍白无力。

只要制度的漏洞没被堵上，三方的博弈还在继续，电梯安全的红线只会被不断拉低。

又一个冬天，刘生依然习惯躲在电梯的角落，张科只要听到电梯里有轻微的异响，就开始紧张。但无论多怕，刘生和张科们还是得走进去。在那个狭小的金属盒子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赌这一次的运气足够好。

（为保护隐私，本文所涉部分人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