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阿奈丝·耶夫蒂奇与父母在一起。

1986年，米兰·耶夫蒂奇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后，马上就在宝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公司里步步高升，为家人购置了一套宽敞的四居室住宅，并为安逸的退休生活攒下了积蓄。

而他女儿的求职之路则要艰难得多。24岁的阿奈丝·耶夫蒂奇于2023年12月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俄亥俄大学，她已经记不清自己为市场营销、社交媒体以及影视制作等职位投了多少份简历。近两年过去了，她仍住在父母位于费城郊区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子里，一边打着零工，一边坚持不懈地求职。

“她常说自己被‘消失’了。”68岁的耶夫蒂奇谈到女儿时说，“我非常沮丧，近乎愤怒……她甚至很难得到面试机会。”

如果你问许多年长的美国人他们的财务状况如何，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过得很宽裕。他们的房产和401(k)账户已大幅升值，期待着安稳的退休生活。但许多人却对经济十分悲观，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子女正在苦苦挣扎——难以找到工作，难以负担房贷甚至房租，难以支付医疗健康和育儿费用。

在《华尔街日报》和国家民意调查中心（NORC）今年7月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人经济观点的民意调查中，最普遍的受访者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满意，但对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近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已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这是近15年来的最高比例。近80%的人不相信孩子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好。

父母与成年子女的这种“境遇分化”，是“分屏式经济”的一部分。在这种经济模式中，高收入者和许多年长的美国人拥有丰厚的回报，而其他许多人的状况却在恶化。高收入美国人与其他群体（如年轻人或低收入工作者）之间总是存在差距。但如今，这些差距在同一家庭内部不断扩大，颠覆了年青一代在经济上超越长辈的传统期望。

某些情况下，经济宽裕的父母会补贴子女的房租，帮他们支付面试的差旅费，并为他们聘请求职教练。其他家庭则转而采取几代同堂的居住方式。

应届大学毕业生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他们通常面临比年长工作者更高的失业率，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虽然8月份美国整体失业率升至4.3%，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要高得多——在截至8月的12个月里为6.5%。这是近十年来（不包括疫情期间的失业率飙升）的最高水平。

一些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AI取代了入门级职位。另一些人则指出，公司放缓了招聘，因为不确定关税和其他监管变化将如何影响成本。应届毕业生反映，他们通过领英和其他门户网站投了数百份简历，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回应。

“他们完全得不到回音，并且越来越不顾一切地想要脱颖而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职业教练本·托宾谈到他帮助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时说，“我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人要么靠父母资助，要么和父母住在一起。许多人正在找其他工作来填补空当……有一个人通过一款应用程序帮人遛狗。”

房价自疫情暴发以来跃升了50%，这是另一个痛点。美国年轻人通常需要存钱买房，但如今许多年轻人已经放弃能买得起房的念头。

此次调查中，约23%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买得起房“极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但只有11%的人对当今的下一代抱有同样的信心。约32%的人有信心能够应付自己的开支，但相信下一代有这个能力的人数比例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俄亥俄州牛津市迈阿密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史蒂文·康恩最近被他的学生们对电影《阳光下的葡萄干》的反应所震惊，这部电影的结局是一个黑人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实现了他们经年累月的买房梦想。康恩说：“我的一个学生说，‘是的，那是他们的美国梦。我们没有那个梦。’班上所有人都点头同意。拥有自己的住房已经是他们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了。”

康恩的儿子扎克今年夏天从明尼苏达州的麦卡莱斯特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找工作。目前，扎克免费住在他父母在费城拥有的一套公寓里，他估计自己自7月以来已申请了大约400份工作，涉及从航运到博物馆工作的多个领域。

扎克说：“你就像在对着一个虚空呐喊，感觉相当不把人当人看。”他还称，他的许多朋友也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永远买不起房子，永远无法建立我们梦想中的生活。”

史蒂文·康恩和他的妻子在俄亥俄州也拥有第二套房子，并有丰厚的退休储蓄。康恩说，他们刚起步时，在艰难的学术就业市场找工作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但扎克的困境让康恩对经济的看法变得更加悲观。康恩说：“雇主和就业的世界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认为这与这个过程的数字化有很大关系……比起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感觉更孤独、更孤立。”（Jeanne Wha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