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罪魁祸首之外，纳粹杀人机器中一些“较小的齿轮”——协助谋杀者也有人受到追责。比如2022年被判有罪的Stutthof集中营前秘书弗尔希纳。去年终审维持判决时，她已99岁。弗尔希纳于今年1月去世。她被判在一万余起案件中协助谋杀。

促成这一案件审理的首席检察官维尔表示：“我们的任务仍是搜寻须面对审判的人。我们仍在继续调查集中营的情况。每座集中营都仍有大量可能仍在世的责任人，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随着年深日久，出生于1925-1928年的责任人还可能被追责。

2022年12月10日，97岁出庭的纳粹集中营前秘书弗尔希纳。

一位如今百岁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前看守受到在3300余起案件中协同杀人的指控。对维尔及其团队而言，二战后近80年找寻这些纳粹罪犯的踪迹，非常困难。因为仅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人员的出生地、出生时间都在材料中。很多时候，调查人员只看到一个名字。

自1958年12月1日纳粹罪行清查中心开始工作以来，共收集了178万张写有姓名、犯罪地点、所属单位的个人资料卡。德国检察机关和法院进行了近19000起案件的审理。除了在德国，也借助申根信息系统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搜捕，因为许多纳粹凶犯移民国外。

对一位100岁的人进行审判，还有多大意义？他们时常已失去接受审讯的能力。维尔表示，答案是明确的。“宣判有罪本身就非常重要，即便是迟来的。此外，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其意义也是极大的。”

维尔批评说，德国在二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宣判太少。他表示，原因之一是普通的刑法不足以追查国家大规模犯罪的责任人。此外，当时的立场是，除了罪魁祸首之外，其他是被纳粹误导的协从者。

除国家机关以外，个人的努力也推动了对一些纳粹凶手的法律追究。比如，在欧洲颇为知名的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就找到四名纳粹战争罪犯及帮凶的下落，并促成对其绳之以法。比如，有“里昂屠夫”之称的1942-1944年里昂的盖世太保头目巴比，以及将760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11400名儿童从法国送入集中营的里什卡和哈根。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于2015年获得德国联邦十字勋章。他们的努力也为1979年7月3日德国议会一项历史性决定奠定基石：经过近20年有关纳粹罪行追责的辩论后，德国联邦议院决定，谋杀、种族清洗不允许有追诉期限。

1945年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对20余名纳粹主要战犯进行审理。但是，如何对约850万纳粹党成员进行所谓“去纳粹化”？盟国同意，顶尖的政治和社会职务必须由致力于民主原则的人，或至少接受民主原则的人担当。但具体过程中，各占领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美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繁琐的程序。他们向所有成年人发放了一份问卷，上面有131个问题，以此将德国人分为五类：主要罪犯、有罪者、罪责较轻者、跟风者、无罪者。现代历史研究所的帕尔姆表示，仅1.5%的人被定性为主要罪犯和有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