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职称评定制度回归医疗的本质
2025/06/05 | 作者 周兼明
摘要:但在现实中,这些意见没有得到落实,媒体调查发现,大量基层医院仍将论文作为医生和护士工作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
近日,多篇妇产科领域论文内被曝出现男性患者的数据,包括“子宫肌瘤”等疾病,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有媒体梳理发现《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中外医疗》《中国医药指南》《中国农村卫生》《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等多个期刊,均存在妇产科领域论文出现男性患者的情况,所涉疾病包括子宫肌瘤、宫颈癌、羊水栓塞、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产后出血等。
在这些论文中,男性不仅患上了子宫肌瘤等妇科病,还成为研究样本,在对照组和观察组中接受“护理干预”等研究,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违背常识的论文,竟能一路“过关斩将”堂而皇之发表在医疗学术期刊上,背后暴露的问题,远比论文荒诞更让人深思。这绝非简单疏忽,而是赤裸裸的学术造假。从研究样本的编造,到由此得出的虚假研究结论,这些行为破坏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是对学术道德底线的践踏,更是对整个学术公信力的严重打击。
按正常学术期刊审核流程,一篇论文从投稿到发表,要经过初审、同行评审、终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应有筛选和把关作用。但对这些满是破绽的论文,所谓审核却集体“变盲”。可见,从论文作者到整个发表过程中,几乎没人读过这些论文,因为稍有常识的人,也能分辨这其中明显的错误。可以想象有多少粗制滥造的论文在传播,破坏学术生态,误导后辈学子。
医疗学术论文已成为“论文造假”重灾区。今年2月,《自然》发表文章,对全球撤稿机构进行统计和分析。文章显示,全球撤稿数量最多的机构中,前10位有7家是中国的医院或医学院,位于首位的是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014—2024年共有超过5%的论文被撤回。大多数论文的撤稿原因都与不当行为有关,部分医院青年医师通过论文工厂购买伪造稿件。
这些事件暴露出当前职称评定“唯论文”的弊端。在许多医院,论文数量和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几乎成为决定医护人员职称晋升、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的唯一标准。这种畸形的评价体系,让许多医护人员将时间和精力放在撰写和发表论文上,忽视了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和医学研究的本质。为达到职称评定要求,某些医护人员不惜铤而走险,选择抄袭、代写、造假等不正当手段炮制论文。
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学术论文造假问题,必须对现有职称评定体系进行改革,打破“唯论文”的桎梏,建立多元化、差异化的评价体系。2016年,人社部发布《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改革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对论文、科研等不再作硬性要求,可用能够体现专业技术工作业绩和水平的工作总结、教案、手术病例、技术推广总结、工程项目方案、专利成果等替代。但在现实中,这些意见没有得到落实,媒体调查发现,大量基层医院仍将论文作为医生和护士工作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
医学论文作为医学科研能力评价的客观指标,在职称评价中存在是合理的,但应主要在大医院中设立这些指标。基层医疗机构临床任务繁重,如果也硬性规定论文指标,必然导致“为写而写”的论文造假。基层医院应摒弃单一的论文评价方式,构建以临床能力为核心,涵盖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于临床医护人员,应重点考核其疾病诊断准确率、危重患者抢救能力、手术成功率等实际工作表现;对于从事科研教学的医护人员,除了论文,还要关注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
医院应优化职称评审流程,引入同行评议制度,邀请业内专家对申报人的学术成果和工作业绩进行客观评价;增加临床实践的考核环节,如组织模拟诊疗、病例讨论等,确保评审结果能真实反映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应根据不同专业、岗位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标准。如对外科医生,重点考核手术技术和创新能力;对护理人员,侧重护理服务质量和患者关怀;对公共卫生的医护人员,则强调疾病预防、健康宣教的工作成效。只有通过分类分层的评价,才能让每位医护人员在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而不是只挤在“论文独木桥”上比拼。
当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有明显滞后性,处罚也多是“罚酒三杯”,对涉事作者多只是进行“记过”“降级”处罚,涉事期刊多以致歉和处罚涉事编辑了事,让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建立有效监管机制,建立专门的学术不端调查机构,负责受理和调查学术不端行为举报;一旦发现论文造假,要迅速展开调查,查明真相,并依法进行处理;对于造假者,不仅要撤销其论文、取消相关荣誉和奖励,还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降级直至开除等行政处分;同时需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包括论文指导老师、期刊编辑、评审专家等。只有在“造假必究、责任共担”的高压态势下,才可能改变当下造假论文泛滥成灾的现状。
医疗学术需要的是刮骨疗毒,技术修补已无济于事,要从根本处进行改革。从取消唯论文导向的职称评审,到构建全流程监控体系;从重建医学伦理教育,到培育学术共同体的信仰,每个环节都需要管理者做一场“大手术”。只有让制度设计回归医疗本质,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基层医护人员才能在职业道路上获得应有的尊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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