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即刻平等”（Equality Now）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揭示出拉丁美洲青春期少女所经历的暗黑时刻。

一位名叫宝拉（Paola Guzmán Albarracín）的厄瓜多尔少女被其所在学校的副校长强奸致孕而自杀，她的母亲为了伸张正义奔波近20年，直到去年才让国家公开承认女儿是受害者。

“宝拉只是个16岁的少女，而那个副校长是个65岁的男人，但人们却指责我的女儿，说肯定是她引诱对方在先。”这位母亲说，“他们怎么都不明白，他才是操控和玩弄她的人，而她只是受害者。”

在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十余个拉丁美洲国家，有一条叫做“埃斯托普罗”（Estupro Provision）的法规，将强奸少女的行为定义为“欺骗或诱惑少女而发生性行为”。这使得强奸青春期少女的罪犯受到的刑罚比强奸幼女、成年女性的刑罚要轻很多。

因此，像宝拉这样的高于性同意年龄、低于成年年龄的青春期少女，难以得到所在国家法律的有效保护。她们受到性侵后，或保持沉默，或走向毁灭。

“上述具有歧视性的强奸法不仅阻碍遭受性暴力的女孩们诉诸司法，也强化了当地社会对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即刻平等”美洲地区协调员芭芭拉（Barbara Jimenez-Santiago）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她呼吁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让性暴力幸存者拥有更多诉诸司法的机会，并结束该地区司法对加害者有罪不罚的现象。

“埃斯托普罗”法规在拉美广泛存在

2002年12月，电话铃声匆忙响起的时候，佩蒂塔正在洗衣服。“你女儿宝拉服毒了。”老师在电话里说。

当佩蒂塔赶到16岁的女儿身边，宝拉流着泪说，“对不起，妈妈”。此前，宝拉吞食了11颗含有剧毒化学物质的白磷药丸。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体内烧灼的非人痛苦后，她最终死于多器官衰竭。

直到宝拉自杀后，佩蒂塔才被告知，女儿生前怀孕了。而当时催着她把女儿带走，并目睹宝拉服毒的副校长玻利瓦尔·埃斯宾（Bolívar Espín）正是让宝拉怀孕的人。有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埃斯宾一直在强奸宝拉，校长、老师和学生们都知道这件事，却没人告诉佩蒂塔。

2020年1月28日，厄瓜多尔基多，几名当地女性在该国教育部前举行抗议活动，重现智利编排的舞蹈表演《强奸犯是你》。厄瓜多尔最近向美洲人权法院承认了其在宝拉一案中的责任，宝拉16岁时遭受学校副校长性虐待后自杀。

宝拉留下了两封告别信，一封写给她的母亲，另一封写给侵犯她的人。给母亲的信里，宝拉表达了歉意，希望母亲能继续照顾好祖母。而给副校长的信中，宝拉写下了因为他而受到的痛苦。“他滥用了她的信任。她认为他是上司、是老师，他却虐待和操纵她。我女儿16岁，这个男人65岁。那不是爱。”佩蒂塔说。

佩蒂塔的生活因宝拉之死而分崩离析，接下来的19年，她开始为女儿维权。她出身贫寒，没能得到来自学校或政府的任何支持，一边奔波于不同律师、政府官员之间，一边还得照顾家里的老老小小。

经过不懈努力，宝拉的案子终于进入厄瓜多尔国家层面的审判程序，但法庭却因“证据不足”，始终未逮捕埃斯宾。法官判定，“副校长埃斯宾并没有伤害宝拉，相反，是宝拉主动向作为教育者的副校长寻求帮助，这是她‘诱惑’他的理由。”

根据厄瓜多尔法律，性同意年龄为14岁、成年年龄是18岁，而这条名为“埃斯托普罗”的条款是该国刑法典中关于性暴力犯罪的单独条款，适用于成年人因受到“欺骗或诱惑”，强奸或性虐待超过法定性同意年龄的未成年人的情况。

对比刑罚可发现，在这一法规下，强奸超过法定性同意年龄的未成年人的法律代价，远低于强奸更年幼女童或更年长女性的处罚。比如在厄瓜多尔，该条款规定，对以欺骗手段与14至18岁的人发生性关系的犯罪者，处以1至3年监禁。该国对强奸妇女的犯罪者的刑罚，则是处以19至22年监禁。

不仅厄瓜多尔，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埃斯托普罗”法规广泛存在。

“即刻平等”在最近发布的调研报告《保护失效》里揭露了美洲35个国家、43个司法管辖区中，有17个司法管辖区都有“埃斯托普罗”或与其类似的法规，体现了当地对女性贞操、道德和发生性行为禁忌的传统过时观念。

比如，玻利维亚对强奸14岁以下和18岁以上的人的罪犯，处以15到20年刑期，而对强奸14岁到18岁的人的罪犯，仅处以3到6年刑期；在巴拉圭，强奸14岁到16岁的人的罪犯，不会被判入狱，而强奸儿童和成人的罪犯，可被判处4到15年刑期；古巴的“埃斯托普罗”刑罚是3至9个月，如果强奸犯和受害者结婚，则不用被判刑……

“这类法律对于处于保护真空的青春期孩子具有歧视性，导致司法对施虐者的处罚与其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称。”芭芭拉向《凤凰周刊》评价说。除了在国际组织就职，她还是一名人权律师和社会活动家，十多年来一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倡导对性暴力受害者的司法救助以及呼吁当地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

在芭芭拉看来，“埃斯托普罗”法规基于青春期女孩引诱年长男性和她们进行性交的传统观念，让受害者为自己所遭受的性暴力负责。宝拉所在社区、学校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她与副校长存在不正当关系，却忽视了成年教师和青少年学生之间，本身就存在权力不平等。

“这种对青春期少女的歧视性的条款必须废除。”芭芭拉说，“但要废除它，必须先对国家的性暴力法律进行改革，包括将未经同意作为定义强奸的标准，确保少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免受性暴力。”

“像我这样的强奸案受害者毫无价值”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500万名15到19岁的青春期少女遭遇过被迫性行为。

针对青春期少女的性暴力，最常由熟人实施，比如备受信任的老师、亲戚、邻居等等。泛美卫生组织（PAHO）曾对来自12个国家的15至49岁女性进行调研，发现15到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遭遇熟人性暴力的发生率最高。

青春期女孩怀孕现象加剧，正是性暴力盛行的直接证明。2020年8月，泛美卫生组织发表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青少年怀孕报告》披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世界唯一一个15岁以下女性生育率呈上升趋势的地区；此外，该地区的少女怀孕率也居世界第二。

在美洲地区，像宝拉这样的受害者，除了面对法律条款的巨大阻碍，还会受到整个公检法系统以及社会习俗的层层压力。“法律缺乏明确性，加上司法系统对性暴力受害者的误解和成见，导致施虐者很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芭芭拉说。

玻利维亚少女布里萨（Brisa de Angulo）有着和宝拉类似的经历。2000年第一次被时年27岁的表哥猥亵时，布里萨才15岁。当时她吓呆了，头脑一片空白，无法作出任何反应。

这之后，表哥对她实施了长达八个月的性暴力。表哥还给布里萨洗脑，不让她向任何人透露这个黑暗的秘密。他警告说，如果她打破沉默，会毁了她的父母以及整个家庭的声誉。

这之后，布里萨患上了饮食失调症。她经常躲在房间里一哭就是好几天，甚至试图自杀。“我的父母知道我出问题了，但从未想过是性暴力。”布里萨说，直到父母带她前往特殊心理中心进行治疗，她才讲出这段遭遇。

此后多年，布里萨和父母走上了伸张正义的道路。为了维权，布里萨拜访了多位心理学家，也参加过不少与律师和检察官的会议。她的父母几乎每晚流着泪收集女儿被性侵的证据——这本应是检察官和律师的工作。

“作为头一批玻利维亚强奸案审判的受害者，我发现在当地人眼中，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毫无价值。”布里萨说。

人们都说，布里萨的案子注定会失败。布里萨的父母恳求数十名律师代理她的案子，却反复遭到拒绝，理由是同样的——他们不想为强奸受害者出庭辩护，而让自己的职业名誉受损。法官也不想审这个案子，光是转移法庭，就超过了20次。

检察官认为布里萨在撒谎，让她一遍又一遍讲述遭遇性暴力的经历，希望找出故事中的漏洞，来证明她是个迷惑大众的骗人精。布里萨记得，经过几小时的高强度询问后，检察官告诉布里萨，“你是个非常自私的人。被你控告的表哥可能会被判七年监禁，你不觉得难过吗？不考虑你的家人吗？”

2020年11月30日，哥伦比亚波哥大，一名男子经过玻利瓦尔广场，广场上摆放了1000个可爱的毛绒玩具，旨在谴责哥伦比亚平均每天有37名儿童遭受性暴力。

取证过程更是一场噩梦。一个男医生在五名男性住院医师的陪同下，对布里萨进行体检。她被命令躺在检查台上，脱光衣服。男医生探查布里萨的阴道时，强行打开她的双腿——而这一切，都在一个开着窗户的大厅里进行，遭到众人的围观。

“如果强奸案涉及青春期少女，警察和法院一般不会像对待成年女性或者女童受害者那样认真。首先这类案子在法律上被称为‘性侵犯罪’，而非‘强奸案’，从一开始就糟透了。”长期关注拉丁美洲青少年性暴力案件的牙买加学者詹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说。

詹妮弗认为，政府需要教育公众，性虐待和早期性行为对青春期女孩的负面影响。很多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都没认识到，性暴力会导致青春期女性在成年后变得自卑、抑郁，甚至有自杀倾向，而这些影响会持续一辈子。

一些女性宁愿长期忍受性暴力

拉丁美洲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对女人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强奸和伤害女性现象极为普遍，在这片大陆也是个难解的结构性问题。

据联合国妇女署2017年发布的报告，全球杀害女性人数最多的25个国家，有14个国家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在萨尔瓦多，2013年至2016年间，所有15岁及以下少女所遭遇的强奸案中，90%的加害人都未受到惩罚，有法官认为受害者“看起来像一位成年女性，而强奸犯则怀有善意”，甚至鼓励犯罪者和受害者结婚。

调研报告《保护失效》则发现，在拉丁美洲，普遍存在指责受害者、使性暴力正常化的风气，这让强奸类案件容易遭到漏报，也令受害者们不敢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

芭芭拉从事性暴力社会工作多年，根据她的经验，许多性暴力受害者，尤其是对性知识了解不充分的青春期少女，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认识自己所经历的性虐经历。接下来更难的是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很多人担心自己不被相信，或说出真相会受到指责。

“那些决定举报施虐者并对其提出指控、能勇敢面对痛苦经历的受害者，比始终沉默的受害者，能更好将这段遭遇抛在脑后、开始新生活，她们的康复过程也更为良好。”国际组织“妇女正义倡导”（Women's Justice Initiative）法律主任玛雅（Maya Kaqchikel）说。她来自危地马拉，在性别暴力领域工作近十年，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和心理咨询。

玛雅发现，由于信息匮乏、法律途径不畅通、害怕举报后受到报复等原因，一些受害者宁愿长期忍受性暴力。而这在土著部落更为严重，因为许多女性几乎与外界隔绝，也没有方式来发出她们的声音。

2020年6月，哥伦比亚军队的7名士兵在安第斯山脉附近强奸了一名年轻的土著女孩。丑闻曝光后，哥伦比亚军方被迫承认，自2016年到2020年，仅在哥伦比亚境内就发生了至少118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性暴力事件。

因此，玛雅希望强奸能更多作为一种公共犯罪被起诉，而不是让受害者自行决定是否配合接受调查和选择起诉——因为土著社区的压力对受害者影响巨大。

玛雅在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当一个被侵犯、打破沉默的女孩对她说，“终于结束了，我感觉很好，一切困难都值得”。她说，这种成就感不是来自对施虐者的复仇，而是来自与受害者所分享的正义。

但在残酷的现实之下，受害者等来的迟来正义是真正的正义吗？宝拉的母亲佩蒂塔死磕近20年，才等来女儿是受害者的证明。“我的女儿在厄瓜多尔从未得到过公平。”佩蒂塔说。由于在自己国家无法寻得司法正义，她转而将厄瓜多尔政府起诉至美洲人权法院（IACHR）。

美洲人权法院在2020年裁定，厄瓜多尔侵犯了宝拉的生命权、人格完整权、不受性别暴力和歧视的生活权利。同年12月9日，厄瓜多尔政府公开承认存在以上问题。

“我们知道，没什么能平息宝拉曾经承受的痛苦。由于当时政府的疏忽和司法效率低下，她自杀了，所有的青春和梦想也随之逝去，而罪魁祸首却从未受到惩罚。我承认我们国家在侵犯她的权利上面负有责任。”厄瓜多尔总统拉索说。

美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副校长埃斯宾“滥用权力和信任关系”导致了宝拉的自杀。除了让厄瓜多尔政府公开承认错误外，法院还命令其对宝拉家人提供心理治疗和精神赔偿。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不仅为宝拉和其家人伸张了正义，也有助于保护更多美洲地区少女免受性暴力侵害。佩蒂塔说，自己以前总是哭，现在终于得到一些安慰，哭得不那么多了。她希望人们能记住，宝拉生前是一个多么爱笑、乐于助人且热爱生活的女孩。

然而，布里萨的案子至今没能得到正义的审判。尽管布里萨想对她的表哥提出强奸指控，但在她的案件中，法官使用酌处权将“强奸罪”指控降级为“埃斯托普罗罪”。由于未能在自己国家的法院获得正义，布里萨同样将她的案件提交至美洲人权法院，目前仍在审理中。

案件的法律进程缓慢推进，受害者及其家人受到的伤害则需要更长时间来治愈。在布里萨家中，知道真相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被这件事击垮了。父母对自己没能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而愧疚，也为无法保护女儿而深感悲伤。“虽然这一切不是我们的错，但罪恶感一直存在。”她的家人说。

布里萨如今已成为一名律师，自己代理自己的案子。“我会努力倡导和改革玻利维亚相关的法律制度，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她还在2004年成立了“希望之风基金会”，为遭遇性暴力的青少年提供援助。她因为在相关领域的成就还获得过多项世界和平奖项。

“我们正努力塑造一个没有性暴力的社会，让女孩们能安全地生活，不必害怕她们的父亲、兄弟、叔叔、祖父、堂兄弟、老师、医生、牧师或邻居来侵犯她们。”布里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