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日本媒体圈不太平，媒体本身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过去日本媒体蜂拥而上攻击政治家和官僚，现在却演变成攻击同行，而且异常起劲。”日本外务省官员金田瞬向《凤凰周刊》记者苦笑道：“成为丑闻事件局外人的我们，心情好轻松。”

9月11日，当全球例行回顾美国那场恐怖袭击时，日本朝日新闻社也遭遇了近几十年来的噩梦。当天，社长木村伊量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认朝日此前所报道的两起专题有误，为此谢罪，并宣布处分涉及报道的相关职员，承诺要以编辑部门为中心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改革完成前全额退回自己的薪水。

“这次的谢罪似乎是日本左派和右派媒体对抗的转折点。”前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评论道，“战后65年来，这场对抗在这一刻决出胜负，右派人士沉浸在胜利的美酒当中，而日发行量700万份的《朝日新闻》似乎要关门大吉。”

一个月过去，这起事件仍在发酵，事件的前因后果至今仍被讨论，越来越多难以理解的问题浮出水面。“朝日新闻社在媒体的声讨轰炸下给人以报道手法肮脏、罪孽深重的印象。但随着理性人士的审视，一些被其他媒体所曲解的内容开始得到纠正。”《朝日新闻》编辑野田俊说。

两个“吉田”带来噩梦

“以后进行采访时，应该先确认对方的姓氏，如果是姓吉田，还是躲远点好了。要知道，两个‘吉田’就让朝日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金田瞬戏谑道。

本次《朝日新闻》撤回两个报道的核心人物都姓“吉田”，但是相隔两代人。第一个吉田是2011年日本地震时，福岛核电站的站长吉田昌郎；第二位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世人面前“披露”日本慰安妇问题的吉田清治。

前一起事件是地震后日本政府从厂长吉田昌郎身上获取了核电站事故的现场情况，当时问询的记录做成了《吉田调查报告》，双方约定该报告不能公开。2013年吉田因病去世，《朝日新闻》特别报道部的记者通过私人渠道获取了这份调查报告，于今年5月作为重点专题进行报道。

引爆点在于文章中有一个部分的标题为“（东电员工）违反命令擅自撤退”，指出日本地震发生4天后（2011年3月15日），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员工中有九成大约650人没有遵守命令留在第一核电站待机，而擅自撤退到10公里以南的第二核电站。

但是《吉田调查报告》中，原文只描述吉田当时命令员工待机，但结果九成人撤到了第二核电站，没有“职员违反命令”的词句。当时据说由于局面混乱，很多职工没有接到命令，谈不上是“违反命令”。

为此，其他媒体获取《吉田调查报告》后也纷纷刊文批判朝日在恶意曲解，认为抗灾抢险的核电站第一线员工应该是拯救日本的英雄，但是却被恶意说成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后一起事件来龙去脉相对简单。《朝日新闻》从1983年开始报道国家强制征用韩国女性作为慰安妇的问题。当时名为吉田清治的人自称在二战时，是山口县《劳务报》国会下关支部的动员部长，他表示本人曾赴济州岛，是第一个主张“慰安妇”等同于“性奴隶”的人。《朝日新闻》对其进行报道并予以专栏刊登。

安倍执政以来，着力在国内外“澄清”慰安妇问题，包括此前对1993年河野谈话的检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媒体披露当年《朝日新闻》引用吉田的证言是假的，因此批判其在国际上捏造“慰安妇”问题，导致日本国家形象严重受损。

为此，《朝日新闻》于今年设立第三方委员会，邀请律师、历史学家以及记者同行，对过去报道慰安妇的文章进行检讨和订正，最终于8月宣布吉田的证言和诸多材料事实矛盾，承认过去的文章不属实。

对此，依田熹家解释称，其实核电站的误报本质上没有那么严重，正文并没有篡改吉田的本意，只是对吉田所描述现象的解释有所偏差，“准确地说是记者功课没做够，但是仍向社会表示出《吉田调查报告》的功劳很大”。目前，日本左派律师团体向朝日新闻社提出抗议，认为处分不当。

对此，日本某大型通讯社资深主编饭田哲也持中间立场。在他看来，朝日为此道歉是想缩小“慰安妇误报”产生的影响，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其确实在国际理解慰安妇问题上造成了影响。“这可是‘卖国行为’，朝日应该害怕国民的声讨。要知道，吉田证言在90年代就被指有问题，但都撑过去了。真正的问题是，右派不会放过这个反击的绝好机会。”

“反朝日”下民族情绪高涨

在日本网络上，《朝日新闻》的别名之一是“侮日新闻”。

“《朝日新闻》总在贬损日本，两次误报不仅仅是没有进行多方面核实的问题，而关乎‘日本人的心性’。”日本右翼色彩浓重的《周刊文春》批判时声音高涨。长年和朝日“作战”的这家媒体，像是斩获了敌方首级一般兴奋。

在慰安妇的问题上，韩国领导人频频在国际舞台上批判日本对此问题反省不足。国民在得知这一“罪名”是莫须有后，“始作俑者”的《朝日新闻》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媒体开始对朝日口诛笔伐，甚至有杂志提出“国会应该传唤朝日社长木村伊量”。

对此，由报社和出版社等组成的大众传媒伦理恳谈会全国协商会9月下旬在松江市召开大会。有来自出版社的人士在会上反省道“要求国会传唤太离谱”、“作为媒体，这样做等于仰天而唾”。

随着没有经历过二战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日本国内对于左派的言说接受程度日益降低。每当右派发出一丝美化二战历史的声音，左派马上反制，并提及“该主张导致日本和外国关系恶化”；这种举动又反过来成为右派的攻击素材，称左派更重视其他国家利益。新生代则倾向于接受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右派保守言论。

除了“卖国”外，所谓的“朝日手法”也成为罪状之一。日本纪实文学作家门田隆将其归纳为：基于自己的主张和意识形态，断章取义，强调符合自身立场的事实，将假象当做事实来报道。他在博客中感叹：“如今这一手法暴露在光天白日之下，国民的充分认识将会给《朝日新闻》致命一击。”

在“倒朝日”的风波中，过去参与过慰安妇报道的前《朝日新闻》记者相继受到威胁。北海道北星学园大学收到威胁信件，称倘若不开除“捏造记者”植村隆，会在学校投放瓦斯炸弹，网上还有人公开了植村隆女儿的照片，扬言要逼迫其自杀。

为了鼓励北星学园大学，法政大学教授山口二郎等43人于10月初成立了名为“北星别服输!之会”的团体，认为“若不阻止这种势头，言论和学术的自由将面临崩溃”、“日本社会正处在重要关头”。

当《朝日新闻》受到痛击之时，传统右派的《产经新闻》则展现出“反抗韩国政府压迫”的伟岸姿态。10月8日，韩国检察院决定以“损害名誉”的嫌疑起诉前《产经新闻》的驻首尔支局局长加藤达也。此前7月，加藤报道称“朴槿惠在4·16‘岁月’号客轮沉没后，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危机处理，而是在和情人幽会”。

对此，日本舆论一边倒支持《产经新闻》，批判韩国以政府公权力打压媒体，妨碍报道自由。“从本质来说，产经的做法和朝日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于朴槿惠的各种八卦也没做核实就发表了，也有可能是凭空捏造。可是舆论这次没有从媒体自身的业务角度去反省，这就是搭着民族主义顺风车的好处。”依田熹家说。

媒体批评杂志《创》的总编篠田博之则认为，始于对战争反省的战后思想的主轴近十年来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应该切实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最大赢家是安倍内阁

10月3日，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说：“很多人对（朝日）误报感到悲愤，这是事实。误报也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形象。让世界认为日本以国家权力强制让女性成为性奴隶，这种中伤已经在世界横行。政府应该基于客观的事实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并战略性地强化对外宣传。”

在慰安妇问题上，右派人士一直叫嚣，如果吉田证言是假的，其炒作出的慰安妇问题也不存在，这也导致1993年政府作出的“河野谈话”失去了存在基础。在自民党内部，现任内阁大臣的高市早苗等人也向官房长官菅义伟提出，应该出台一份取代“河野谈话”的新文件。

对此，菅义伟10月3日在答辩中回答，在达成“河野谈话”的过程中，虽然听取了吉田的证言，但是认为他的证言有不少对不上历史资料，因此其言论并没有成为“河野谈话”的构成基础。安倍也表明，不会颠覆“河野谈话”的主旨，因为虽然“慰安妇”不等同于“性奴隶”，但是战时韩国妇女受到迫害是事实。如此看来，右派人士要“捣毁”“河野谈话”的目的功亏一篑。

“这次朝日的谢罪事件绝不仅是左、右派的争论，背后可有着实实在在的赢家。无论媒体间如何争吵，事件中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安倍晋三、东京电力公司以及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饭田哲也表示。

10月10日，日本《星期五编辑部周刊》刊文表示，在整个朝日谢罪的事件中，东京电力表面上没有批判朝日，背地里则希望其他媒体写更多批判报道，为此还接触其他媒体的记者，不断提供可以批判朝日的内容。此外，各种渠道都表明，有警视厅背景的相关人员曾隐藏身份，多次接触过采访《吉田调查报告》的《朝日新闻》特别报道部记者。

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决定重启核电站，位于鹿儿岛县的九州电力川内核电站已经通过安全审核，有望近期重启。此前，一贯持有反核立场的《朝日新闻》无疑是最大阻碍之一。“在我看来，《朝日新闻》就《吉田调查报告》的谢罪事件很可能是有预谋的。”依田熹家表示。

（应采访人要求，金田瞬、饭田哲也、野田俊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