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顶级流量偶像的“保质期” 为何越来越短?
当“归国三子”开始抱团取暖
2020/07/05 | 作者 冯祎 | 收藏本文
一起回忆当年在韩国做“练习生”的心酸,同台唱演,勉励后辈……2020年的夏天,在热播的女团成长类综艺节目《创造营2020》里,三位曾经分别是国内顶级流量偶像的鹿晗、吴亦凡、黄子韬竟然同台亮相了。这个“世纪大合体”的画面,在节目播出前后,一度霸占了微博热搜前排。
这是三人自韩国团体EXO退团回国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恩怨情仇后,首次有互动、有交流地合体,自然在粉丝中引起一拨“回忆杀”,微博热搜上的“爆”也在情理之中。
但与他们刚刚归国时相比,在路人看来,这次的合体反倒像是在变相说明,曾经一个人就能把微博搞瘫的顶级流量,也需要抱团儿取暖了。无怪乎网友发出感慨,中国顶流的生命周期是如此之短,终究逃不过后浪推前浪的命运。
从韩庚回国后引发的偶像热潮,带来了“流量”这个词,到鹿晗、吴亦凡等人的归国催生了新词汇“小鲜肉”,三代离韩潮简直藏着一部中国男偶像工业发展史。
初代顶流的落幕
2019年的最后一天,韩庚、卢靖姗在微博上官宣结婚喜讯,一句“你好,我的爱人”彻底让他与“偶像”这个职业划清了界线。微博下的评论也一片祝福声,鲜有脱粉、回踩、过激的言论。10年时间,初代顶流落幕了。
2005年,韩国男子偶像团体Super Junior正式出道,并诞生了第一位中国籍的韩流明星韩庚。2008年,韩庚作为队长的SJ-M分队在中国出道,主打华语市场。这距离他只身赴韩打拼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组合推出过许多大热单曲和热门综艺,是继初代“韩流”H.O.T.和东方神起后在中国拥有最多粉丝的团体。作为队长的韩庚,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都“红”了。
2019年4月21日,韩庚夫妇在北京机场时遭遇男粉丝要求合影。作为第一代海归流量小生,他已向演员转型。
2009年底,韩庚以公司活动安排过密导致患病,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理由,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请求判决与SM公司“专属合同”无效。在最红的时候,韩庚回国了,他再次成为第一个从韩国归国的爱豆。这是一招险棋,却不是一招昏棋。中国市场利益广大,当时,已有大批韩国明星涌入。
事实证明,脱离了团体的韩庚依然有影响力。在2009和2010年的微博年度热词榜上,韩庚和“给力”“神马”等词一同上榜,是榜单上唯一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如今的“韩庚”,也和“给力”“神马”一样,是充满年代感的词了,当然这是后话。
拥有无数热搜、话题、访谈、综艺、代言,以及各种形象大使、奖杯奖项傍身的韩庚,为中国本土创造了“流量”这个词。连当时媒体用的标题都史无前例:“人类已经无法阻止韩庚粉丝”。
但再高的人气也要有作品支撑,由于内地当年没有唱跳偶像太大的发展空间,加上接拍的电影口碑票房失利,以及几次偶像失格事件——从中途罢录《天天向上》、自曝让同学喝尿、偷偷把同学电脑卖掉,再到包贝尔婚礼上的著名一推,无论在粉丝还是路人看来,这位初代归国偶像的形象已经“碎满地”了。
“鹿晗们的尴尬是还在吃老本儿”
韩庚是不是“糊”了的言论从2012年就开始出现,而这个时间点正是韩国组合EXO出道,并在中国市场散发影响力的时候。2014年,鹿晗与韩国SM解约,离开EXO回国发展,随后,团队中的吴亦凡、黄子韬也相继归国,如果算上虽未解约、但在中国开了工作室的张艺兴(俗称“归国四子”),EXO的“中国属性”实质上已经消失了。
那时的“归国四子”有多火呢?火到现象级!
鹿晗、吴亦凡与黄子韬在《创造营2020》的同框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讨论。
光吉尼斯世界纪录,鹿晗就创造了3次:2012年9月,他在微博转发了一条曼联球迷俱乐部的消息,当时单条评论超过1300万,创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隔3年,这条微博评论数超过1亿,再次刷新世界纪录;随后在2016年的鹿晗北京演唱会现场,1731名粉丝头戴鹿角头饰为偶像造势,创造了“最多人同时戴鹿角”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后这个纪录是有点无聊,但也佐证了鹿晗的火。他在上海外滩和邮筒合影,邮筒就变成打卡地,走在街上,到处是他的代言广告,各种颁奖礼拿奖拿到手软。
吴亦凡的人气也不遑多让:四人中最早入驻杜莎夫人蜡像馆,也是最早上节目当导师的,动辄新歌1小时内播放量就破百万,先后成为六大“蓝血品牌”中Burberry、LV的代言人,冯小刚、徐静蕾、周星驰……各大导演也向他抛来橄榄枝。
由于归国时间略晚,张艺兴的人气巅峰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随便发一条微博,点赞数都稳定在100万,电视剧、综艺节目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黄子韬的人气虽比不上前三位,但也靠表情包、综艺和沙雕人设“出了圈”。
“小鲜肉”这个词,几乎是伴随着他们归国而诞生的。互联网时代,流量代表了偶像的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又体现在变现能力上,变现是可以直接作为商品销售给品牌的。而“小鲜肉”呢,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流量的预备役。那时的“归国四子”不仅是“小鲜肉”,更是顶级流量。
直到2017年10月,鹿晗在微博上公开与关晓彤的恋情,算是彻底触了粉丝的逆鳞,导致人气急转直下。这种霸气认爱的行为虽然赢得了路人缘,可路人是不会为他们买单、刷数据的。2019年暑期档,鹿晗主演的科幻电影《上海堡垒》遭遇票房口碑滑铁卢,像是在明晃晃地宣告一位顶流的过气。吴亦凡的境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频频靠着绯闻、槽点满满的导师语录、尴尬的演技、粉丝的奇葩行为被嘲“出圈”。加上张艺兴“小绵羊”人设的崩塌,黄子韬女友粉本就不多,“归国四子”顶流的头衔早已名不副实。
数据来得更直观,据微博点赞数调查,吴亦凡、鹿晗、张艺兴如今的人气与巅峰期相比,分别下降了50%、55%和40%。
不难发现,无论是他们的火,还是他们的口碑下滑,都如同在复制前辈韩庚的路。没有唱跳舞台、演技备受质疑,渐渐成为综艺咖,就像是一个魔咒,也在困扰着第二代海外回流偶像们。
当鹿晗在《创造营2020》上跳完一支舞蹈后,累得气喘吁吁地说:“30岁了,跳不动了”时,作为路人的我们,也感到唏嘘。“鹿晗们的尴尬是还在吃老本,他们业务水平的高光时刻还都停留在未离开韩国团体的时候。”一位娱评人说,SM造星出了名的残酷,他们对艺人的打造是方方面面的,不仅在表现出来的舞蹈、声乐、礼仪、演技,还有背后的待人接物、人设塑造、抗压能力,一切都在“策划”之中。那是被无数前辈偶像验证过的形象包装,它呈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无疑在商业上是成功的。
所以,当三个人同时站到舞台上,我们看到的“1+1+1”并没有大于3。
“出口转内销”的红利已越来越少
作为“归国四子”中的头一个,鹿晗曾享受到了巨大的粉丝红利。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为他创造了一个新词:鹿晗经济学。这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造星模式开始冲击中国传统娱乐经济的现象。”吴亦凡同样赶上了这波红利,同时也正式掀起了继韩庚之后的第二代“小鲜肉”回国潮。后来者大多以“归国四子”的发展路径为模板,开始复制圈粉之路。
王嘉尔2014年在韩国以男团GOT7成员身份出道,2015年开始常驻主持中国综艺《拜托了冰箱》。自2017年在中国成立个人工作室后,他频繁出现在热门选秀、国民综艺中。
韩团Seventeen成员徐明浩2018年就在腾讯视频推出的《潮音战纪》节目中做回国试水,反响甚微。后来担任选秀节目《青春有你》舞蹈导师,才算是在偶像界“有了姓名”,但以微博数据看,数字远不如国内流量明星漂亮。
参加韩国选秀出道的赖冠霖,在组合解散后回国,参演了改编自泰国电影的电视剧《初恋那件小事》,豆瓣评分只有5.7。
黄旭熙2018年在韩国出道,次年便加盟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
新出现的名字越来越陌生,这也明示了另一个现象:从资源到名气,“出口转内销”的红利正在越变越少。真真是“富不过三代”。
如果说过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现在则是每年有每年的偶像,甚至还有某某月限定版。2018年年度四大流量分别是蔡徐坤、易烊千玺、朱一龙和吴亦凡,这也是吴亦凡的最后时刻。至于鹿晗,整个2019年的代言数为0。到了2019年,四个位置除了易烊千玺,其他三位已换成肖战、李现和王一博。说一句“每年都在改朝换代”都不为过。
偶像也面临转换跑道
从韩国“出口转内销”什么时候变得不好使了呢?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次年崔真实主演的韩国电视剧《嫉妒》就登陆了内地电视台。随后的《星梦奇缘》《天桥风云》《爱情是什么》《夏娃的诱惑》几乎成了那个年代,中国观众对偶像剧认知的启蒙。
20世纪末的韩国刚刚遭遇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将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作为“立国”战略。开启韩流1.0时代的H.O.T.正是在那时进入中国观众的视线。在此之前,内地歌坛几乎没有唱跳明星,娱乐产品也极其匮乏,也正是在那时诞生了一个词:哈韩。
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被看重,自2004年后,不少韩国明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掘金,电视剧里但凡有韩国演员加盟,就是收视率的保证。所以作为第一个“打入”韩国人气组合的中国人,韩庚成为顶流是情理之中的事。
初代的顶级流量是日韩偶像产业与中国传统经纪模式“混血儿”:先受训于韩国,归国后偏离纯偶像路线,通过B端的传播与包装,进入影视、时尚等领域,提高大众传播度和影响力。
直到2016年9月开始实施“限韩令”,在韩国出道的中国偶像登不上国内电视台,线下的演唱会、签名会更是鲜有,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曝光度。恰恰在此时,又赶上了中国自己的“偶像元年”——2018年,爱奇艺自制综艺《偶像练习生》爆红。C位出道的蔡徐坤,成为了新一代顶流,有数据统计,大部分鹿晗的粉丝都流向了他。市场就这么大,还有乐华七子、坤音四子以及各种国产偶像在争夺粉丝。
加之国内音乐市场不景气,几乎没有唱跳舞台让这些归国人士得以施展,他们只能先通过综艺有了知名度,再进军影视业。还没通过舞台魅力吸粉,就先因演技短板掉粉了。
从“归国四子”到“四大三小”,再到“三剑客”、“几月几月男友”,国内造星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除了IP剧,连短视频都能造星了。如今,抖音的摩登兄弟刘宇宁、因带货直播而红的李佳琦,都跻身流量之列。掌握流量命运的新一代观众,是具备明显互联网特征的90后和00后们,同时,他们也是这个时代最有核心价值的商业力量。
2019年的暑期档,一边是鹿晗主演的《上海堡垒》遭遇滑铁卢,一边是新晋顶流肖战主演的《诛仙》首日票房破亿,像一场残酷的新旧接力。一位娱评人说,偶像产业注定了是一个短期营生,只是现在顶流们的保质期越来越短了。
实际上,韩国的文化输出并没有终结,除了韩剧,还有各种翻拍综艺《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拜托了冰箱》《明星大侦探》……以及练习生选秀都脱胎于韩国,中国造星的本土化历程,才刚刚开始。
曾经在窦文涛主持的一期《圆桌派》里,韩庚直言自己“想做演员”,“你说我都30岁了,还是在组合里蹦蹦跳跳吗?”也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韩庚说出了一句被认为是触及粉丝底线的话:“我不希望被粉丝‘绑架’人生”。
要知道,“流量偶像”自诞生之日起,就和粉丝间有一种微妙的“供养”关系。韩庚这句话放在偶像产业中,便是“偶像失格”行为,粉丝认为自己真金白银换来的是背叛。但从另一方面看,韩庚清楚地认识到他需要转型。他说这句话是在2018年,距离他回国后演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大武生》已过去了7年,那也是第一部被业界认证的“粉丝电影”。
偶像愿意成为产品,流量才能变现,但产品是要任人揉捏的,显然后来的韩庚并不愿意。如果说2013年的电影《致青春》、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里,韩庚出场的时间有限,更像是在客串,他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3》《万物生长》里演技还欠火候,那么《前任攻略3》的票房大卖、《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到位演绎,都在见证他的转型,即便离演技派,他还差得很远。
同样在2018年,《偶像练习生》决赛时,韩庚在微博上以乐华股东的身份为“自家孩子”加油,这时很多人才知道,第一代顶流,正在变成制造顶流的人。这位初代顶流“拓荒者”完成了自己的跑道转换。
不止从韩国归来的鹿晗、吴亦凡们,中国自产的流量李易峰、杨洋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三十而立,是否能有用实力说话的作品傍身呢?
如果偶像全靠粉丝“爱的供养”,结果只能是被流量吞噬。有时候甚至说不清他为什么就不火了,可能是黑点太多、出了绯闻、曝光率低,也可能是停滞不前、转型失败、没代表作,或者只是他的胶原蛋白流失太快。
娱乐圈的残酷,正如盘尼西林改编朴树的《New Boy》里唱的那样:总有人老去,也总有New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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