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元朝是宗教信仰最为自由宽松的时代，不但各类宗教均可自由发展，而且还能得到皇室的扶持。

道教各派都享受皇家香火，全真道掌教是皇封“大宗师”，真大道掌教是皇封“真人”，正一道掌教是皇封“天师”。罗马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中国派驻了主教，并在大都、泉州等地开辟了教区。被称为景教的聂斯脱利基督教，在朝堂上有从二品高官祟福司使庇护，在各地如蒙古、甘肃、云南以及河间、福州、杭州、扬州、镇江、常熟等地，到处都有其“十字寺”。而伊斯兰教有“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清真寺更是“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

当然，在元代最风光的宗教还数佛教。藏传佛教萨迦派被尊为皇室信仰，历任教主都是国师、帝师，地位尊崇无以复加。汉传佛教也摆脱了从“会昌法难”以来被压制的境遇，少林寺雪庭福裕禅师被尊为“诸路释教都总统”，地位仅在帝师、国师之下。他不但将少林寺分寺建到漠北草原的哈剌和林，而且在圆寂后得到“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的追封。

藏地僧团在朗达玛灭佛前曾风光无限，享受过国主致拜的荣耀。汉地僧团在唐朝前期也是登天子堂如履平地，元代享受的待遇仅能算是重温辉煌。若说佛教僧人在元朝得到前代没有的好处，其实既不是藏僧也不是汉僧，而是高丽僧。

朝鲜半岛一向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宗教也不例外。自从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各个王朝都虔诚信奉，僧人们纷纷西来“求法”。从魏晋时期开始，半岛僧人“西入中国，饱参而来，继踵而起”。凡是能学成归国者，都在半岛受到“钦风景仰”,上至王族下至百姓，均“面申虔敬，仰若圣人”。

元朝时，半岛上的王朝是高丽王朝，这更是一个崇佛的王朝，其开国太祖王建在去世时留下《十训戒》，专门强调要护持佛教，使得“东方故俗，男子年幼必从僧习句读”。很多王室成员竞相出家，甚至形成多子家庭必须送一个儿子到寺院出家的制度。高丽历任国王都是元朝皇帝的女婿，两国关系极为紧密，人员来往都不需要手续，宗教交流更是毫无阻碍。

大量高丽僧人继续着前辈的传统，东来求法。元代是高丽佛教自成体系的最后成熟期，之后东来求法不再是潮流，因此也是高丽求法僧东来的最后一个高潮。其中佼佼者，如冲鉴、景瑚、普愚、惠勤等僧人，不但学成归国后都担任“国师”“王师”，而且为半岛佛教本土化并产生出曹溪宗这样的本土宗派做出了极大贡献。

不过，求法是千百年的传统，算不得特殊。高丽僧在元代最具特色、最有好处的是其他三项：抄经、化缘、当住持。

修功德，高丽僧成抄写员

元朝的皇室贵族重臣大多数笃信佛教，身处富贵之中，要去进行苦修是很难做到的。既要信佛求福报，又舍不得世俗享受，就需要找一些方便法门来表示虔诚，比如出资修建寺庙，给僧人大量布施等等，出资抄经则被视为最好的功德。

对于佛教徒而言，经文是佛祖的语言和教诲，若是能“闻此经典，信心不逆”，便能“其福胜彼”，若是能“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就更是福报多多。从北宋时，雕版印刷佛经的工艺已经十分纯熟，可以批量印刷传播佛经，但佛教徒还是以手抄经文为贵。若是能用金、银甚至鲜血抄经，就更是大功德。

元朝皇室既然笃信佛教，对于抄经自然十分热衷，历任皇帝都不惜重金主持抄经。对于抄经人，元皇室最喜用高丽僧人。无论是藏传僧人还是汉传僧人，都在元朝宫廷受到尊崇，为何到抄经做功德时，却要用高丽僧人？

其一，藏传佛教属于密宗，以修持密法为重，僧人并不注重抄经。即使抄经也是藏文、蒙古文，而无法抄写汉文佛经。元朝皇帝既然是“天下之主”，自然要收藏各文字佛经。可汉地佛教从唐朝“会昌法难”之后，各宗派纷纷衰落，只有禅宗仍有活力，而禅宗是讲究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也不注重抄经，缺乏专业写经僧。相对的，虽然高丽佛教也分为禅、教两派，禅是禅宗，教则是包括天台、法相、唯识等其他宗派，而且禅宗远兴盛于其他宗派。但高丽王室信仰和扶持教派，由王室供养的寺院都是教派寺院，而教派各宗中便有以抄经为修行方式的僧人。

其二，因为有专门的抄经僧人，因此高丽僧人抄写的经书以楷字匀整精美，令人赏心悦目而著称。他们抄写的经书，特别得到元朝皇室的青睐。

元代水墨《玉谿思珉题赞 对月图》。图中年迈禅师正手持经书，端坐水岸树下。

召集高丽僧人抄经，从元世祖时代便开始。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世祖想要抄写一部金字《大藏经》,诏令高丽遣送写经僧。高丽王立即派华严宗僧人惠永率领100名写经僧来到大都。在大都的庆寿寺，惠永与写经僧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抄成一部金字大藏。见到经书抄成，元世祖大喜，厚赐写经僧，然后将他们礼送回国。惠永是高丽华严宗高僧，还兼通法华义理。这次抄经不但使他受到元世祖几次接见和赏赐，还有机会在大都讲经，声名大振。

到元朝第二任皇帝元成宗时，抄经的次数更为增加。元成宗分别在大德元年（1297年）、大德六年（1302年）和大德九年（1305年）遣使到高丽征求写经僧，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00人。每次抄经结束，写经僧们都会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

从第三任皇帝元武宗开始，可能是觉得每次让高丽写经僧千里迢迢来抄经太繁琐，元皇室改为让高丽在国内召集写经僧抄经，然后将抄好的经书运回元朝。这省去了写经僧的长途奔波，抄经的规模更大了。元武宗便在至大三年（1310年）命高丽召集三百名写经僧，抄写金字大藏经。这次抄经，规模空前，仅用来抄经的金箔便用了六十余锭。

对于僧人来说，抄经本就是功德，为皇帝抄经是功德又是功劳，还能得到赏赐，可算是最幸福的工作了。

求布施，携金回国修伽蓝

俗语有云“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本意并非是指出家的僧人不尊戒律，贪财无行，而是说出家人也要用钱财来做功德修寺庙、传布佛法，自然要多多益善。高丽写经僧在元朝卖力抄经，所得的赏赐大多成为高丽本土修寺建庙的资金。但写经毕竟不常有，若要“多多益善”，则需要高丽僧人们到元朝“化缘”。

元朝与高丽是翁婿之国，双方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丽的历任王后都是元朝公主，跟随公主进入高丽的元朝人为数众多，在高丽是位高权重的存在。而高丽人在元朝当官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元朝宫廷的宦官基本都是高丽人，一旦得到皇帝宠信，便可手眼通天。高丽僧人们便依据这一关系，将元朝当做了最大的施主，纷纷前来化缘。

元朝第六任皇帝泰定帝时，高丽僧宏卞主持对高丽金刚山长安寺的修缮。资金不足，在元朝当中政使的高丽人李忽笃帖木儿等人纷纷出资捐助,仍然不够工费。宏卞西入大都化缘，说动了元资政院使、高丽宦官高龙普让元朝皇室拿出了三千锭银钱，终于将长安寺完工。

元朝第七任皇帝元文宗时，高丽兴王寺动工重修,寺僧晶照、达幻二人到大都化缘。元朝贵族重臣纷纷解囊，不但让寺庙顺利修成，还捐献了法服、盂盆、威仪、法物等物品。

元朝末年，局势动荡，但元朝给高丽僧布施也未曾中断。元惠宗时，高丽僧中向入元化缘，得到大量银钱后回国重修了全州大华严普光寺。高丽僧慈惠入元化缘，不但重修了高丽宝盖山地藏寺，还得到元朝大文人危素题写记事碑。高丽僧智坚更是攀上了元惠宗宠臣、翰林学士沙剌班，使沙剌班成为自己所在金刚山普贤庵的施主，布施大量金钱以修缮寺庙。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厅内的巨型壁画《药师经变》，从中能一窥元代佛教之兴盛。

僧人化缘司空见惯，但跨国化缘只有元代出现，因为元朝奉行开放，对各国来往人员不加限制，高丽僧人们才能无所阻碍地西行化缘。其实有元一代，在元朝的高丽人数量极多，不仅入元做官的高丽贵族公卿，就是普通百姓在元朝生活者也大有人在，形成很大的高丽人社区。信仰佛教的高丽人在元朝也喜欢捐资建寺，并请高丽僧人驻寺，这又形成了高丽僧人在元朝的另一“福利”——驻寺当住持。

当住持，居寺皆高丽僧

高丽入元驻寺的僧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经元朝皇帝特别挑选征召主持皇家寺院，另一种是旅居元朝的高丽人从本国请来为他们管理寺院的。

第一种驻寺僧人，一般是在高丽就已经名声显赫的高僧，甚至出身王族公卿之家，虽然在历史上浓墨重彩，但人数并不多。

比如圆海和尚，其父是高丽检校兼门卫大护军，在高丽是金山寺住持，素有“戒行甚谨”名声。元成宗时，成宗的堂弟，驻守西北的安西王阿难达请他到自己的封地驻锡。元武宗继位后，将圆海召入大都，请他主持自己为父祖追荐冥福而修建的大崇恩福元寺。从此圆海便主持该寺长达29年，受到历任皇帝的尊礼。在元朝成为皇室御用僧侣，圆海在高丽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被高丽王赐以“慧鉴圆明遍照无碍国一大师”名号，还被封为封君。

还有义旋和尚，出身于高丽望族赵氏，父亲赵仁规是高丽判都佥议事。高丽忠宣王留居元朝期间，曾于大都彰义门外买地建报恩光孝寺，并命义旋主持。而元朝廷则又命他主持皇家寺院天源延圣寺。既主持高丽王家寺院，又主持元朝皇家寺院，义旋在两国都风光无限，元廷赐号“定慧圆通知见无碍三藏法师”,高丽则赐号“福国佑世静明普照玄悟大禅师”,并封慈恩君。义旋的徒弟熙庵和尚，在老师圆寂后继续主持寺院，被元朝封为司徒。

另一位高丽僧人戒明和尚，他虽是高丽人，但祖上已经在元朝安家，父亲崔伯渊曾任元湖北道廉访佥事。元大都大兴县有一座龙泉寺，是金朝修建的寺院，因年代久远而破败，元皇室将之重修，定为皇家供养的寺院，以戒明为该寺住持。

由皇室指定主持寺院的高丽僧，最著名的是懒翁和尚。懒翁28岁西来大都求法，拜著名高僧指空为师。指空也是传奇人物，他是印度人，出身第二种姓的刹帝利，自幼出家，法名提纳薄陀，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法。北印度自12世纪被穆斯林征服，佛教遭到残酷打击，曾经在玄奘法师时代是佛法中心的那烂陀寺被几次焚掠。指空出家时，只能跟随师父在废墟中学习。

学成后，指空遍游印度各地及东南亚、中亚，发现到处都是佛教衰颓的景象，于是“决意向东”，经阿富汗进入新疆、青海，最后在至治三年(1323年)来到元大都。指空在印度所学都是梵文佛经，是佛教徒视为最根本神圣的经典，因此指空在佛教兴盛的元朝受到极大尊崇，僧人也以拜在其门下为荣。

懒翁作为指空弟子，颇得其所传。之后又南下江南，问道于江南名僧处林、悟光、雪窗、无相、枯木荣、千岩等人。回到大都后，指空以法衣、拂子和从印度带来的梵经授予他，等于将衣钵相传，元皇室也命他主持大都广济寺。

第二种高丽驻寺僧人，都是主持在元“高侨”修建的寺院，名声不如上述皇家御用驻寺僧显赫，人数极多。在元朝常年生活的高丽人有多少虽然史无明载，但确实相当多。元朝末年，当丞相脱脱率兵攻打义军张士诚时，“柳濯等赴征军士及国人在燕京者，总二万二千人以为先锋”。乱世临时征兵，尚能在大都招募如此多的高丽人，更不用说在太平年间了。高丽人多，高丽人捐建的寺庙也多，驻寺僧自然也多，尤其是在元大都，“所居寺，皆高丽僧”。

在大都金城坊，有高丽宦官李三真、太医院使赵芬、典瑞使申当住先后筹资兴建的法王寺，是一座“寺所有者,莫不毕备”的大佛寺。寺庙为了香火繁盛，专门请高丽僧人一印和尚驻寺主持。一印和尚管理有方，让法王寺成为大都重要梵刹，还能让元皇室将金字莲经交给寺庙收藏，从而使得在大都的高丽人“好善者约春秋率钱听诵大藏经以为常”。

大都城南，高丽僧人元湛率徒弟崇安、法云得到长城郡夫人任氏的资助，购买了五亩地，修建了一座兴福寺，元湛师徒相继为寺主。

大都宛平县池水村，元中奉大夫中尚卿高丽人金伯颜察和他的妻子孙氏出资修建了一座佛祠，起名金孙弥陀寺，延请高丽僧戒洪、戒明二人主持香火。

大都房山县，有一座古刹小西天华严堂，寺中有前代石刻《华严经》，因为年代久远，石经多有损坏。高丽僧人慧月、达牧二人驻寺，见状“悯之”，于是向元资政院使高丽人高龙普、元将作院使高丽人申当住募钞千余进行补刻，将石经修缮如初。

大都澄清里，元太府大卿察罕帖木儿的夫人高丽金氏购买民宅以修建一座佛宫，专门迎请指空禅师驻寺。指空禅师是印度人，但他曾东游高丽，收了很多高丽弟子，因此该寺的管理者都是高丽僧。

高丽僧主持的寺院在元大都鳞次栉比，使得初来大都的高丽人惊奇地发现各处寺庙的僧人“皆乡人”，真有只把他乡当故乡之感。当然，由高丽僧主持的寺庙并不仅限于大都。高丽僧见龙山入元求法，在江南拜名僧中峰明本为师，学成后主持江南兜率寺。不过见龙山做住持与他是高丽人无关，算是学成升职。

幸福生活的终结

高丽僧人在元朝的幸福生活，随着元朝的灭亡也就结束了。

继元而起的明朝，虽然太祖朱元璋认为佛教劝善戒恶，讲究来世，算得“于国有补无亏”，但如果过于推崇，那便是“祸生有日矣”。他对佛教没有过分打压，但也绝不崇佛，制定各种法律限制佛教。佛教失去了皇室的推崇，修功德乃至抄经之类的佛事也就难以为继，更不会再有皇室召集高丽僧抄经了。

元朝灭亡不久，高丽王朝也随之灭亡，半岛崛起了李氏朝鲜王朝。因为高丽王朝崇佛，朝鲜王朝为表示拨乱反正，大为抑佛崇儒，批判佛教“出人伦之外，去稼穑之事，绝生生之本”。此时的佛教势力与高丽王朝时期相比大为衰弱，不再有出身高贵的僧人可以成为王室代表与宗主国交涉。曾经高丽王朝众多公卿在元朝任官的情形，早已随着元明易代不复存在。明朝对于朝鲜，仅看重官方往来而严控民间交往，高丽僧人再想西来化缘已不再可能。

元末战火使得元朝的高丽侨民风流云散，很多寺庙遭到破坏，驻寺僧也难以为继。就如义旋的徒弟熙庵和尚，在老师圆寂后受命主持多家寺院，元朝灭亡前夕主持大都黑塔高丽僧院。明军攻入大都时，僧院被毁，熙庵侥幸逃出，返回高丽。

还有那位从印度而来的指空禅师，以108岁高龄圆寂于大都，其遗体被供奉在大都天寿寺。可不过4年，明军攻来，大都陷落，天寿寺被毁，指空禅师的遗体也被“骨烬四分之”。驻寺高丽僧之一、指空的弟子达玄，收殓老师一部分尸骨后逃出大都，返回高丽。

如熙庵、达玄这样能在战乱中逃出生天的高丽驻寺僧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高丽驻寺僧恐怕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应该随着元明易代的大火而玉石俱焚，用生命见证了中朝佛教交流史上最独特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