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19年11月来到浙江诸暨阮市镇包村。这是一个以包氏族人为主的村落，总人口3000左右，地处诸暨东北27公里一处山麓缓坡，风景绝佳。它四面环山，山外环水，前有枫溪，后有白塔湖，林木葱茏。

时近岁末，山麓的风吹过脸庞，寒意已经有些重了。村外的稻田上，已经看不到耕作的农人，他们在村头巷尾悠悠然穿梭着，路上相逢笑谈，或是在集市上和肉贩、菜贩讨价还价，一派祥和的江南村镇景象。

很少有人知道，157年前，一场历时九个月的战争和杀戮，使得这里成了人间地狱：哭喊声、惨叫声在遍地死尸、处处烈焰的村中回荡。死亡人数无法精确计算，但不会少于10万。

这么多年过去，岁月和尘土似乎早已覆盖了所有的兵火痕迹，但村中心广场的橱窗，以及村中祠堂里的陈列，依然清晰记录了这段血火往事。

以太平天国的组织方式

反太平天国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攻克了太平军困守两年之久的安庆。这是太平天国战争的一个关键节点。安庆易手后，清军沿长江南下围困天京再无障碍。并且，和湘军拉锯交战多年的英王陈玉成集团，也随着安庆战役落幕而彻底溃散。整个战略形势对清廷极为有利。

与此同时，浙江战场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忠王李秀成得知安庆陷落后，立即在赣东北召集新老部属70万人杀入浙江，以期重新为太平天国开辟稳固的战略后方。

10月，以金华为根据地，侍王李世贤率部10万余人攻打宁波、温州等地，李秀成则亲率70万大军进攻绍兴、杭州及浙北诸县。浙江清军战斗力很弱，除了杭州、乍浦有少量八旗兵外，其他部队全是绿营兵，纪律松懈、士气萎靡。

太平军在浙江所向披靡，连克严州、处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杭州，迅速占领大半个浙江。太平军建立起了太平天国浙江天省，与苏福省一起，成为太平天国的战略大后方。浙江巡抚王有龄只能哀叹：“侍逆踞之而浙东之全局坏矣”，然后自杀殉国。

此间，李秀成麾下的来王陆顺德，于11月1日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绍兴府城，紧接着从浦江方向进入诸暨西南。但是，李秀成和陆顺德都没有想到，在这里，他们将面临一场跨度近九个月的艰难攻坚战。集结十多万大军，先后伤亡近2万人，对手却只是一群据守着一个小村庄的诸暨乡间农人。

这场抵抗太平天国战斗的领导者，名叫包立身，土生土长的包村人。

包立身像

包立身，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世代为农。自称曾在二十岁时只身登上百余里外的斗岩，拜一白发老人为师，之后受仙得道。诸暨故老相传，农耕生活之余，包立身常焚香默坐，预言吉凶，因此乡民称之为“包神仙”。

他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这段神秘经历：“……自庚申六月间，蒙列仙之指示，得神将之扶助。”民众也非常相信他，描述他“人或传其有异术，能布香灰为城……远近景附，遂成邑聚”。其实，包立身是一个地道的农人，识字不多，但身高力壮，“尝往来肩贩石灰”，据说能提起300斤的重物。

面临太平天国大军压境，诸暨乡村纷纷召集青壮年组织起了团练。包立身为首的包村团练，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领导的包村团练，和当地其他团练有很大区别，首先是来自于首领包立身的强烈宗教色彩。

从上斗岩遇仙这段故事出发，包立身进而声称，他侍奉的教主名叫“白鹤真人”，在梦中传授了他兵法、遁甲之术，因此他总是穿纯白色道士装，还有左右侍者氅衣负剑。时常焚香默坐如枯禅，或是白衣披发，步罡仗剑，喃喃诵咒，若有所授。这使得包立身团练看上去和当初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叙事如出一辙，更有了吊诡的“以太平天国的组织方式反太平天国”意味。

不过，基于宗教而成型的包村团练，组织纪律性明显强过当地其他团练。包村团练统一白衣白旗，然后制兵器，发义仓，募四方勇士，以竹木、稻桶、立寨筑内城，编篱为外城。又建旗于五方，居中为白色，外设东、安、忠、义四营，每个大营统领四个小营，统领、布营阵者、参谋、顾问、亲兵各司其职。

在以“东安义军”统领名义张贴的布告中，包立身这样解释他起兵反太平天国的理由：“假安民为号，遍打先锋，借设卡作奸，恣为劫掠，既索门牌之费……即乞丐亦纳钱谷。田地均行荒废，家家尽绝生机。”

包立身的抨击大体有据。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成分比先前更为芜杂，由于兵力不足，大量接纳了会党、土匪、地痞、流氓，甚至清廷溃兵等。这些人一贯在清廷与太平军之间骑墙投机，而且纪律散漫，视烧杀掳掠如同家常便饭。

太平天国在浙江的征粮政策极为严苛，民众交粮若稍有托词延误，就可能面临田产充公、本人杀头之罪。此外，太平天国基层政权还立门牌、查户口、发店凭与商凭以管理商业。这些政策的初衷，或许是加强战时经济管理，以便统筹物资，但在腐败程度不亚于清政府官员，而严苛更有过之的太平天国基层官员操控下，就变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扰民之源。

比如“既索门牌之费”，史载，太平军每到一处都要编发门牌，不挂门牌的会被杀无赦。但是挂门牌要钱，而太平天国上层规定的门牌价格，经地方官员层层加码后，到向民众收费时已经翻了好几倍，结果自然是扰民不堪、怨声载道，连当地富裕人士也被迫“出金钗换黄粱……每日一粥一饭，每食惟挑草头、野芥”。

更让民众难以接受的是，太平军还肆意践踏中国传统习俗：“最恶神佛，遇见祠庙必毁。令民众七日一祭天，颂赞美诗。”如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地方士绅与底层民众的联合反抗，形成了遍布诸暨各地的村镇团练。

并不认可满清的坚定抵抗者

最初，包立身人少势微，选择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袭击太平军，比如派乡勇杀掉太平天国派来编门牌的官员，或是驱逐太平军在各乡设立的关卡等。继而召集一些善打鸟雀的猎人，隐身树丛中，利用包村三面悬崖、一面关隘的险要地形，多次伏杀进入包村一带山地的零星太平军士兵。

几次得手后，包立身在诸暨打出了名气，加上他的神秘色彩，周围各色人等纷纷加入，甚至绍兴、萧山、嵊县、富阳等地的地主、知识分子，都扶老携幼逃入包村避难。队伍迅速壮大，一时间，兵马齐备、粮草充足，几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成鼎立之势。

对于太平军来说，在天京正遭围攻的危局中，不可能对包村这样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小村落投以太多关注，因此最初选择了派说客上门。不承想，包立身的抵抗意志异常坚决，对于来包村的说客以及抓获的太平军间谍，一律示众后斩首。

战争远去，只有在老屋墙上能看出岁月的沧桑。

包村简介。

十万人墓原址现在是包村祠堂。

包立身的高调强势，终于引来了太平军的讨伐。1861年12月的某一天，趁着大雾弥漫，3000余太平军进攻包村。太平军不熟悉地形，一来就中了包立身设下的埋伏，惨败而归，受伤者挤满道路。

初战告捷，包立身发布檄文，“远近归之者复日以千计”。

半个多月后，诸暨一带太平军最高统帅、来王陆顺德从天京述职回来，听说此事后，当即扬言必定要拿下包村，精挑细选了千余精兵，再攻包村。包兵坚壁不出，以逸待劳，利用地形优势时不时打埋伏、搞骚扰式袭击。最后，太平军无计可施，在被俘三十余、伤亡百余人后退却了。

一个月后，陆顺德又派了4000兵来，结果还是战败，伤亡400多。十天后，陆顺德咬咬牙派出了两万人的部队，又中埋伏，损失2000人，主将都差点死在包村。

从广西追随金田起义后，一路征战到达天京，再转战浙江，陆顺德南征北战十余年，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还没打过如此窝囊的仗，偏偏对手还是一群据守小村庄的普通农人，如何能不憋屈生气？他再度发誓，一定要拿下包村。第二天，陆顺德亲自率兵4万设伏于村外险要处，然后派100多人入包村诱战，被包立身识破，斩杀太平军三十余后，收兵回包村去了。陆顺德无计可施，只能再度退兵。

2月15日，准备充分后，陆顺德再率数万兵力强攻包村，决心一战解决。此战，包立身被流弹打伤，吃了个败仗。但是包立身也有援手，退回包村后，他邀请了五泄镇古塘村的陈朝云部民团“胜义军”来援，再次击败太平军。撤退途中，太平军又被次坞团练伏击，伤亡5000余。

连战连败，太平军陷入了两难。包村太小，小到胜之不武的程度。何况，即便不论天京主战场大局，浙江太平军眼前还面临闽中战场吃紧，自然极不愿意为一个包村死磕。但是，包村团练连番击败太平军，使得包村声望日隆，成了太平天国统治区中抵抗势力的标杆，迫使太平军不得不投入精力去认真对付。

几番斟酌，太平军决定妥协，再行招抚，以期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诚能去逆效顺，归问天朝，或先遣使陈词，或先造辕请谒，则本爵亦乐为引援……列爵分土，率由旧章，文庆何公，早有成例，近在贵邑，岂不闻乎？”在这封招安信里，太平军降低了姿态，近乎于乞和，还搬出了同为诸暨人的何文庆降太平天国案例，试图以此说服包立身。

何文庆，诸暨当地会党组织“莲蓬党”领袖，先办团练对抗太平天国，后来归降。相比之下，包立身的反太平天国立场显得异常坚决。有趣的是，包立身似乎无意效忠清朝，他自己在檄文中宣称起义宗旨为“因苍黎之属望，救水火于蒸民”。当有人拿包立身和守吴兴的清廷官员赵景贤比较时，包立身回答称：彼为清朝耳，予守包村土地，为国为民，无为满洲守土责任也。

就是这样一位无意效忠清朝的农人，却和太平天国死战到了最后。

美国汉学专家孔飞力指出，咸同之交，传统中国国家政权已经出现了某种崩塌的迹象，这才有包立身这样的普通人挺身而出，为维护传统生活、社会秩序而奋战。这种自觉，比对任何政权的效忠都要坚定，因为他们组织武装的目的是守护自己的家园。

这一次，包立身还是选择了拒绝，回信指责太平天国祸国殃民、假反清之名谋取私利，言辞激烈。不过也有说法认为，是包立身身边的人认为这是太平军的诱敌之计。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到这个状况，双方已无和解可能，只剩死战一途。这一次，陆顺德愤怒到了极点，甚至喊出了“宁弃天京，必破包村！”的口号。

陆顺德檄告浙东、浙西诸军，会五王、十六主将，合兵号称百万集聚包村，实际上大约是十来万兵力。太平军这一牛刀杀鸡式举动的政治、军事意义，一直被质疑。但也有历史学者认为，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有必须要消灭包立身义军的理由。这是因为，包立身还在太平天国宗教政权治下，建立了与拜上帝教对立的宗教体系。

此外，包氏集团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对太平天国重建乡村秩序的努力形成极大威胁，严重阻碍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乡村地区的渗透。

两种恶劣的政治示范效应叠加，或是太平天国宁愿付出前所未有的沉重代价，甚至被迫放下主战场急如火的军情，也要扫灭包村的根本动机。

不过，即便如此，太平军在攻打包村的具体战略实施方面，还是犯了致命错误。一方面，在包立身羽翼未丰时，只用少量兵力试探的做法，显然是对对手的战力和威胁性都完全估计不足。太平军曾以火牛阵冲锋，结果牛群刚一进村就被一堆极高的火炬吓回去了。惊恐的牛群掉头西逃，冲进尾随的太平军中，撞死了许多太平军士兵。包立身则利用太平军不明地形的弱点，每每以逸待劳，成功伏击太平军。

这时，清军主力已进入浙江，宁波、金华相继失守，太平军浙江战局急剧恶化。而浙江太平军都集聚在包村，结果是对东边的上海之战、北边的天京保卫战、南边的浙江其他战场都造成了恶劣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南线浙江诸郡县相继失守。

太平军第六次攻打包村期间，浙江太平天国治下9府70县，失陷了22个县，以及宁波、台州、处州三处府城。因为这些地方的太平军主力，都被抽调来攻打包村了。

包立身和东安义军的末路

1862年4月，十余万太平军陆续到达包村，以一场大会战的阵势，第六次围困了包村。

太平军先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陆续扫清包村外围各乡民团。5月，太平军猛攻与包村相距百里、互为犄角的古塘村，包立身分身乏术，只能坐视古塘失守。然后，为了发泄怒气，太平军所到之处，一律屠尽民众、焚烧村镇。一时间，整个诸暨宛如地狱之城。

扫清外围后，6月初，太平军又先后占领了包村东面的腊岭、北面的蛟岭，这两条山道是包村的外部补给线。6月9日，包村东面门户马面山失守。这样一来，包村已成被四面围困的绝地。

生死存亡之际，清廷观察吴晓风派人秘密潜入包村，告诉包立身可以突围到100公里外的江边，那里一能驻军，二通海舶，这样就可进可退。这对包立身而言，简直是救命稻草般的存在。包立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后，双方约定，吴晓风派船来接应，包立身则选出精锐打头阵，其他部队保护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女，到指定地点会师。

包立身临到出发时意外地放弃了突围。史载，他放弃的原因是，从四面八方来包村投奔他的民众，希望他继续留下来保护他们，因为突围的生存几率也非常低。面对民众的哭声，包立身最后心软了，改变主意留了下来，和包村共存亡。

这个决定，将包立身和东安义军送上了绝路。这时，包村已经没有外援，虽然也还能打退太平军的进攻，但人员得不到休息和补充，战斗力一天天在下降。7月，太平军将领周文嘉找到了村后马面山上的水脉，断了村子的水源。他将许多死尸扔进溪流，使得流到包村的水腥臭不堪，无法饮用。这年夏天，又逢大旱，一直不下雨。粮食、水源、外援都断绝了。

更要命的是，这时，包村内部人口聚集数万，把这个村子塞得满满当当，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炎夏断水，人口密集，导致村中瘟疫也开始流行。如此种种，形势一天比一天糟，包村被攻破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1862年7月27日晨，太平军成功打通突入包村内部的地道，然后在火药炸穿地面出口的巨响和烟尘中杀出，包村顿成修罗地狱。憋屈了大半年的太平军士兵，此刻面对已成砧板上鱼肉的包村民众，毫不怜悯地见人就杀。

包立身、包美英率亲军数千人死战突出重围后，太平军紧追不舍，终于在马面山将其团团包围。一场死战，包立身中弹身亡，包美英力竭自刎，其他人也尽数战死。与此同时，杀红了眼的太平军，继续四处追逐乡民。最后，包村弱妇幼数万人，几乎无一幸免。

战后收敛遗骨，仅能确认姓名的死难者便有14077人。遗骨收葬了5个巨大的万人坑，世称“十万人墓”的原址，就在今天的包村中心广场。

故老相传，战后许久，包村死难者遗骸一直散落村中及周边，无人收尸。直到幸存者复归家园时，才重新整理收埋，并捐田近400亩以及数千两白银，在曾血战过的土地上建起一幢三进祠堂，名为“忠义祠”。

还有一个传闻，他们发现，之后好些年，这里的土地都无法种植庄稼，不是因为土地太贫瘠，而是太过肥沃，以致庄稼烧苗。另外，据说包村有一株老樟树，前些年枯亡，村民准备将之砍伐清理，竟无从下斧下锯，因为树内尽是箭镞、弹片。

传闻是否属实已不可考，但非常确凿的是，这场包村之战波及了整个诸暨，几乎各个大家族都有至少半数男丁死于包村之战中。如《枫桥骆氏家谱》中，咸丰、同治年间的男性，其小传结尾几乎都有这样一句话：殁于同治包村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