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印度的宗教矛盾因疫情而激化。2020年3月初，伊斯兰宗教组织在新德里南部举办万人集会，导致病毒大规模传播，印度教右翼势力借此机会，煽动恐惧和排挤情绪。邻居同事躲开穆斯林，顾客抵制穆斯林小商贩，大城市甚至有住宅区禁止穆斯林进入，互联网上极端仇恨言论比比皆是。

此前，印度2019年颁布《公民身份法》，引发骚乱。莫迪政府接收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各教派移民，唯独排斥穆斯林群体。法案通过后，抗议者在新德里数个城市大规模示威，并引发骚乱，数十天之内有20多人死亡。

穆斯林栖息生活在印度有数百年。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冲击了东方古老的秩序。伊斯兰内部，世俗现代化的力量与封闭守旧的力量，角力博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天之骄子到二等公民

穆斯林曾经是印度的统治者，凌驾于本土族群之上。信仰伊斯兰的游牧部落，从波斯、阿富汗、中亚而来，策马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侵袭富饶的印度次大陆。

莫卧儿王朝属于进入南亚的最后一批天之骄子，王室源出帖木儿家族，生活高度受波斯同化。印度人生活于游牧武士的铁蹄下，本民族的印地语没有地位。在莫卧儿帝国，阿拉伯语享有一席之地，波斯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宫廷、军队、各省总督通用波斯语，王公贵族普遍以波斯语吟诗作文。帝国晚期几个君主的文学修养很高，最后一位君主巴哈杜尔·沙二世受英国人囚禁，擅长写波斯语闺怨诗。

波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向外输出文化软实力。古代波斯语在伊斯兰文化圈的地位，相当于汉字在东亚文化圈的地位。土耳其、阿富汗和中亚的宫廷通用波斯语。首都德里不断从波斯和中亚招募吸收官吏，外籍官员占有异乎寻常的高比例，官员里本土印度教徒的比例仅有15%。这也表明了，莫卧儿入主印度后，依然保持外族统治者的心态，提防本地势力。

描绘1857年英军在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向叛军发起攻击的绘画。

著名的1857年印度抗英大起义，部分穆斯林贵族计划把朝廷迁回中亚，作为复国根据地，伺机卷土重来，再打回江山。由于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不从，计划作罢。他性格胆小，在抗英起义失败后，怯懦地躲在祖代皇陵里。

英国人统治南亚，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把自己打扮成印度教徒的保护者。面对北方边患，英国巩固边防，抵挡弓马娴熟的蛮族。1841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一大批印度士兵加入英军，攻打阿富汗。

英国总督宣扬，北伐阿富汗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印度人民，血洗他们800多年来的国耻。在作战过程中，军方特意寻找马哈茂德(971年-1030年)的王室陵墓。他是首位深入南亚腹地的外来侵略者。根据野史记载，王陵的大门来自于苏摩纳德神庙。马哈茂德派穆斯林军队南征，攻下这座印度教最宏伟瑰丽的庙宇，窃走了庙前的檀香木门。

英军找到并且拆下马哈茂德陵墓的木门。在监督拆除陵墓时，军官罗林森认出来这几扇门采用的是11世纪塞尔柱艺术风格，木制品表面的铭文采用阿拉伯式样，它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而非印度货。

为了宣传考虑，罗林森没有声张。他把假的马哈茂德木门当作真品，运回印度，在各省份巡回展览，揭发阿富汗人的历史罪行。在舆论攻势上，英格兰人不遗余力，许多人深入学习当地语言，发动文宣。东印度公司职员纳撒尼尔·哈尔海德，用孟加拉语写作《婆罗门和恒河》一诗。诗歌里，婆罗门在穆斯林社会受到欺压，又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恢复传统的印度教律法。

虽然有文学夸张成分，但印度教的实力确实有所提高。西方梵学家对松散的印度教律法进行汇编，编撰出完备的成文法典。《印度教法则》（A Code of Gentoo Laws）由哈尔海德翻译成英语，成为法官审判案件的依据，公司官员也会阅读法则，了解风土人情。

相应的，伊斯兰律法逐渐废弃。1837年，殖民政府取消波斯语地位，给了印度雪上加霜的打击。行政机构和法院改用英语，一大批波斯语穆斯林官员遭到淘汰。19世纪后期，在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孟买，高级行政、司法官员里的花名册上，没有一个波斯化的名字。

穆斯林自身有强烈的排外心态。当时大多数学校由基督教会开设，以《圣经》作为必修课，印度教徒态度灵活，接受英式教育，只取其科技文化，对《圣经》课程敷衍了事。穆斯林则不变通，不肯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因此受教育程度低得惊人。

1878年全印范围内，法律、文学、工程、医学等学科的毕业生中，印度教徒为3115人，穆斯林为57人，占1.1%。在1373个文学学士中，穆斯林有30人，331个文学硕士中，穆斯林仅有5人。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穆斯林精英阶层全面失势，从天之骄子沦为殖民地的二等公民。

吃火腿喝威士忌的世俗派精英

1857年大起义之于印度穆斯林社会的意义，酷似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儒家社会的意义。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部分伊斯兰有识之士警醒，穷则思变，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赛义德·艾哈默德·汗（Sir Sayyid Ahmad Khan）。

他属于少数在殖民政府任职的穆斯林精英，出身于一个血统悠久的贵族家庭，其父为莫卧儿王朝高官。1838年，赛义德就职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后担任地方法官。他在1878、1881年两次获得任命，进入总督立法会议，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权力中心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他尽忠职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博学多才，闲暇时间里组织会社，翻译现代科学、文化，堪称百科全书式人物。拿他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比，相当于康有为（振兴旧教）、梁启超（渐进改良）、蔡元培（创办大学）、严复（翻译西方著作）、胡适及陈独秀（白话文运动）的复合体。

1857年大起义失败后，穆斯林处境艰难。因为起义者推出莫卧儿末代皇帝作为领袖，尽管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英国人更偏向于迁怒惩罚穆斯林。德里许多穆斯林社区遭到摧毁，城中壮丽的贾玛清真寺（Jama Masjid，也是南亚最大的清真寺），改造为官兵镇压叛乱者的军事基地。英军残暴地屠杀和劫掠，陆军中尉肯达勒·科格希尔报告：“我们烧了每一座对我们的逃亡者不友善的村庄，吊死了他们的村民，每根树枝上都吊着这些恶棍的尸体。”在复仇运动的高潮时期，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上竟然挂了150具尸体，

赛义德撰写小册子《印度叛乱的原因》，为本族群辩护脱罪，指出东印度公司的蛮横专制管理也负有一定责任。化解恩怨，呼吁和解成为精英阶层争取的目标。《印度叛乱的原因》在英国下议院广为传播，几乎人手一册。

这本小册子软化了英国人的强硬态度，维多利亚女王在1858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行政权力，并对叛乱者大赦。赛义德带领5000名追随者向女王表示效忠，对英国统治者感恩戴德。他发自心底地认同西方制度，盎格鲁萨克逊宪政体制、司法独立、社会公正，远远优于莫卧儿的东方式专制主义。

穆斯林精英群体反省自身的文化缺陷，引进启蒙理性思想。正统的乌莱玛斥责世俗派是异端，赛义德宣称现代文明跟伊斯兰传统不矛盾，《古兰经》为真主之言，“自然界”为真主之成果，探索宇宙的奥秘能够取悦安拉。

历史上，阿拉伯人格物致知，钻研技术。在伊斯兰最光辉的时期——阿拔斯王朝，人文璀璨、科技昌明，阿拉伯人发展了代数学，开设了世界第一批药剂厂。巴格达有先进的图书馆、科学院、翻译局。公元830年，学界绘制出完整的天文表、世界地图。西欧基督教世界从中东获得知识，走出了愚昧的中世纪，逐渐繁荣昌盛。

可惜此后穆斯林的求知探索精神消退，停滞衰落，落后于西方人。如今，穆斯林应当再次学习科学，重现黄金时代。通过殖民政府的任职经历，赛义德非常了解英语、西方知识的重要性。1870年，他年老退休，专心于教育事业，在阿里伽市创立了穆斯林—东方语言大学（简称阿里伽大学）。

学校获得穆斯林上层和英国人的赞助，总督赠与1000卢比的奖学金，参加了阿里伽大学的奠基典礼。7年后，这所学校成为文官的重要培训基地，也成为印度穆斯林政治家的摇篮。直到今天，它仍是印度共和国的权威学府，印度首位穆斯林出身的总统卡杜尔·卡拉姆曾担任过阿里伽的副校长。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成立，这个组织是世俗派的大本营。成员由清一色的中产阶级构成，穿西装打领带，机关报用英语发文。他们做祷告时保佑女王陛下的健康，祈求大英帝国与伊斯兰世界和平相处。穆盟在基督教的圣诞节前后召开年会，首次年会地点放在阿里伽学院，赛义德的接班人长期担任穆盟的秘书。

西化运动孕育了新一批穆斯林，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头脑开明。“巴基斯坦”建国方案的提出者拉赫马特·阿里是剑桥学生，国民诗人伊克巴尔当过英国文学教授，领导“青年穆斯林”运动的阿里兄弟是英国留学生。巴基斯坦首任总理真纳，毕业于林肯律师学院（伦敦有授予律师资格的四所大学之一），他喝威士忌、吃猪肉，平日穿着精工细作的伦敦西服，娶了一个拜火教徒，几乎从不进清真寺。

世俗主义者致力于各教派和平共处，阿里伽大学招收基督徒和印度教学生，不同信仰的人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学校制服混合了多种风格，学生身着印度传统的高领长袍和长裤，脚上穿系英国式样的系带鞋和短袜，头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毡帽，这种混搭体现了多元化理念。校方为了照顾印度教徒的信仰，后厨食堂不进牛肉。1897年，阿里伽的穆斯林学生私自宰牛，赛义德听到消息后，以81岁高龄的身子，立即骑马前去制止。

1946年，印度新德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合影，其中不乏西装领带的装扮。

赛义德提倡推广乌尔都语，这门语言以首都德里地区的方言为基础，跟印地语同源。区别在于，乌尔都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大量词汇借用自波斯、突厥语。在正统的伊斯兰教士看来，乌尔都语是下里巴人的语言，上不了台面。正统的宗教学校只教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霍梅尼评点各国诗人的时候，说伊克巴尔天赋很高，才华横溢，然而不熟谙波斯文语法，诗作终是下乘。

伊克巴尔不像上一代人通晓古典文化，他习惯说乌尔都语，在公开场合谈话要么用乌尔都语，要么用英语。赛义德认为，波斯语作为宫廷文学语言，浮夸修饰、矫揉造作，底层人民的语言鲜活、富有生命力。穆斯林文人应当抛弃只有上层少数人掌握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改用人民群众的乌尔都语，来创作诗歌散文。这种文化变迁跟民国的白话文运动类似，赛义德的著作基本用乌尔都语写成。

推广乌尔都语，不仅是文坛雅事，而且关系到教派政治。印度穆斯林断绝外来的波斯文化，融入本土，和印度教徒保持友好关系。乌尔都语和印地语非常接近，是孪生兄弟，两种语言使用人口合起来计算，是世界第四大语言。

赛义德多次表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是印度人，语言相似、风俗相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他熟悉印度教法，并深入研究过吠陀、奥义书等经典文献。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时遭受灾难，他不会放任一方不管。1860年，穆拉达巴德地区发生饥荒，赛义德立即开办了救济所，对上千名灾民提供了平等的物质援助。

原教旨主义复兴

近代伊斯兰世界，除了西化开明浪潮，也存在原教旨复苏暗流。埃及有穆兄会，沙特有瓦哈比派，南亚则有德奥班德(Deobandi)派。面对莫卧儿衰落的事实，穆盟向前看，走向多元宽容，德奥班德得出相反的结论：穆斯林沦落下沉，恰恰是因为不够虔诚。莫卧儿武士贵族获得富庶的印度后，歌舞升平，沉醉于温柔乡，忘记了圣训。

德奥班德由教法学家瓦利·阿拉(1703-1762)创立，他和信徒修行苦读，生活清贫，与蟑螂、蚊虫作伴。他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民粹气息，原教旨主义者斥责正统教士是寄生虫。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寺庙财富集中在少数高层教士手中，生活奢侈、戒律松弛。穆斯林失去了原本的淳朴生活，而在遥远的先知时代，财富公平分配，农民、手工业者有保障。

德奥班德派还严厉批评了文化融合，在多民族、多信仰并存的印度，平民吸纳当地的多神教成分，模仿本土风俗，信仰涣散。瓦利受学于麦加，回印度后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

平心而论，穆斯林社会确实吸收了印度教的不少糟粕。原本只有高种姓婆罗门嫁女儿送嫁妆，结婚铺张浪费，后来风俗传开，穆斯林也向女婿送金银、珠宝嫁妆。贫困的穷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昂贵的婚礼让不少家庭破产。然而，印度教还有很多优点，瓦利·阿拉对印度文化一概拒绝。

同时期印度教强硬右翼抬头，压缩了伊斯兰世俗力量的生存空间。1867年贝拿勒斯(Benares，现为瓦拉纳西，印度教重要圣地)的一些宗教领袖呼吁，报纸书籍全面取缔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赛义德非常失望，此前他一直将乌尔都语看作维系教派和谐的纽带。语言文化、政治权益各方面，族群撕裂严重，赛义德晚年跟印度民族主义者愈行愈远，分道扬镳。

1890年，赛义德从70个城市征集到4万人的联名上书，请求英国下院在立法会议组成中照顾穆斯林。他还主张，文官不经过考试取得资格，而是由当局选择任命，如此一来，不擅长考试的穆斯林更容易担任公职，与印度教徒分庭抗礼。

在英国实行自由改革，去殖民化的过程中，穆盟感到恐惧，害怕民主原则演变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赛义德说：“倘若印度教徒掌握了政权机构，他们是不会让穆斯林在这个国家活下去的，即使是过低声下气的生活。”

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日暮西山。印度独立的方案提上日程，在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等多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仇杀，烽火连天。真纳以内战相威胁，迫使英国与尼赫鲁同意印巴分治。大批穆斯林中产阶级离开印度共和国，告别家园，移民到巴基斯坦。他们抱着大展鸿图的愿望，去往新成立的国家。

能够移民的多数为公务员、军官和大学教师等精英群体。5000多万底层农民、穷苦劳工没能力移民，留在老家。宗教原教旨势力填补了世俗派走后的真空，德奥班德神学院大规模扩展地盘。学校仿佛一个中世纪的地方，课程跟现实脱节，天文学止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几何、医药学完全是古代的，学生必须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阅读《古兰经》原文。美术音乐课程没有设置，因为这些东西扰乱心智，无助信仰。有些孩子5岁入学，直到二十几岁才离开。

德奥班德势头猛烈，甚至把神学院开到了阿富汗，连国王也经常莅临，听取教义。部分神学院师生积极参与政治，到20世纪组建了塔利班，塔利班（talib）这个词在乌尔都语，意思为“学生”。

印度境内的德奥班德对阿富汗教友非常忌讳，避免扯上关系。当外界问起德奥班德思想是否内含暴力因子，他们极力否认，解释道：这是地域文化差异，塔利班成员来自落后尚武的阿富汗山区，印度文化崇尚和平友爱，这里的德奥班德不会鼓励恐怖主义。

在政治生活里，德奥班德与新德里当局保持合作。印巴分治的过程中，德奥班德坚决站在甘地的阵营，反对巴基斯坦建国。一方面在真纳世俗化的统治下，原教旨主义没有容身之地；另一方面，伊斯兰守旧气质跟甘地气味相投。

圣雄甘地反工业、反现代，梦想回到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物欲横流、道德堕落。甘地反对印度发展工商业，拒绝铁路和机器。亲人生病了，他不许西医救治，采用传统的本土吠舍医疗。

印度独立后，穆斯林活在愚昧的中世纪社会，现代化停滞。根据2006年的政府统计，穆斯林群体识字率低于60%，四分之一的适龄儿童（6-14岁），没有入学。即便是受教育的孩子，其中有许多在宗教学校长大，而不是公立学校。印度最好的50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术学院中，这个比例是4%。

由于重男轻女的陋习，女童念书的机会更少，1/3的穆斯林女孩从未入学。很多学校没有女厕所。穆斯林男人甚至保留了一夫四妻和“即刻离婚”的规矩。按照宗教传统，男子说三次“塔拉克”(talaq，阿拉伯语意为“离婚”)，便可休妻。直到2019年7月30日，新德里官方通过一项措施，移风易俗，将“即刻离婚”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如果有人违反禁令，将被判入狱。

印度穆斯林弱势群体的处境甚至不如贱民，早在英国统治时期，低种姓群体就有了政党，能够有效发声。印度建国后，低种姓争取到议会和公务员职位的保留配额。而穆斯林的精英阶层移民到巴基斯坦，印度独立最初的二十年里，政府里穆斯林公务员仅剩下2%。高素质中产者流失，印度的穆斯林社会缺乏中坚力量，既贫穷又缺乏组织领导。

全印1.38亿穆斯林人口里，三分之一位于最穷困的阶层。穆斯林平均贫困率是38.4%，为全国最高，低种姓的贫困率是36.4%，全国平均水平则是22.7%。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稳定工作的机会，比贱民还少。现代工业和贸易中，大型企业很少由穆斯林开办，全国企业前50强没有一家属于穆斯林。2014年莫迪上台，印度教右翼势力高涨，强调民族主义，穆斯林处境恐怕会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