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在印度的百年沉浮
2020/06/25 | 作者 柳展雄 | 收藏本文
摘要:1857年大起义之于印度穆斯林社会,酷似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儒家社会的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印度的宗教矛盾因疫情而激化。2020年3月初,伊斯兰宗教组织在新德里南部举办万人集会,导致病毒大规模传播,印度教右翼势力借此机会,煽动恐惧和排挤情绪。邻居同事躲开穆斯林,顾客抵制穆斯林小商贩,大城市甚至有住宅区禁止穆斯林进入,互联网上极端仇恨言论比比皆是。
此前,印度2019年颁布《公民身份法》,引发骚乱。莫迪政府接收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各教派移民,唯独排斥穆斯林群体。法案通过后,抗议者在新德里数个城市大规模示威,并引发骚乱,数十天之内有20多人死亡。
穆斯林栖息生活在印度有数百年。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冲击了东方古老的秩序。伊斯兰内部,世俗现代化的力量与封闭守旧的力量,角力博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天之骄子到二等公民
穆斯林曾经是印度的统治者,凌驾于本土族群之上。信仰伊斯兰的游牧部落,从波斯、阿富汗、中亚而来,策马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侵袭富饶的印度次大陆。
莫卧儿王朝属于进入南亚的最后一批天之骄子,王室源出帖木儿家族,生活高度受波斯同化。印度人生活于游牧武士的铁蹄下,本民族的印地语没有地位。在莫卧儿帝国,阿拉伯语享有一席之地,波斯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宫廷、军队、各省总督通用波斯语,王公贵族普遍以波斯语吟诗作文。帝国晚期几个君主的文学修养很高,最后一位君主巴哈杜尔·沙二世受英国人囚禁,擅长写波斯语闺怨诗。
波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向外输出文化软实力。古代波斯语在伊斯兰文化圈的地位,相当于汉字在东亚文化圈的地位。土耳其、阿富汗和中亚的宫廷通用波斯语。首都德里不断从波斯和中亚招募吸收官吏,外籍官员占有异乎寻常的高比例,官员里本土印度教徒的比例仅有15%。这也表明了,莫卧儿入主印度后,依然保持外族统治者的心态,提防本地势力。
描绘1857年英军在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向叛军发起攻击的绘画。
著名的1857年印度抗英大起义,部分穆斯林贵族计划把朝廷迁回中亚,作为复国根据地,伺机卷土重来,再打回江山。由于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不从,计划作罢。他性格胆小,在抗英起义失败后,怯懦地躲在祖代皇陵里。
英国人统治南亚,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把自己打扮成印度教徒的保护者。面对北方边患,英国巩固边防,抵挡弓马娴熟的蛮族。1841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一大批印度士兵加入英军,攻打阿富汗。
英国总督宣扬,北伐阿富汗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印度人民,血洗他们800多年来的国耻。在作战过程中,军方特意寻找马哈茂德(971年-1030年)的王室陵墓。他是首位深入南亚腹地的外来侵略者。根据野史记载,王陵的大门来自于苏摩纳德神庙。马哈茂德派穆斯林军队南征,攻下这座印度教最宏伟瑰丽的庙宇,窃走了庙前的檀香木门。
英军找到并且拆下马哈茂德陵墓的木门。在监督拆除陵墓时,军官罗林森认出来这几扇门采用的是11世纪塞尔柱艺术风格,木制品表面的铭文采用阿拉伯式样,它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而非印度货。
为了宣传考虑,罗林森没有声张。他把假的马哈茂德木门当作真品,运回印度,在各省份巡回展览,揭发阿富汗人的历史罪行。在舆论攻势上,英格兰人不遗余力,许多人深入学习当地语言,发动文宣。东印度公司职员纳撒尼尔·哈尔海德,用孟加拉语写作《婆罗门和恒河》一诗。诗歌里,婆罗门在穆斯林社会受到欺压,又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恢复传统的印度教律法。
虽然有文学夸张成分,但印度教的实力确实有所提高。西方梵学家对松散的印度教律法进行汇编,编撰出完备的成文法典。《印度教法则》(A Code of Gentoo Laws)由哈尔海德翻译成英语,成为法官审判案件的依据,公司官员也会阅读法则,了解风土人情。
相应的,伊斯兰律法逐渐废弃。1837年,殖民政府取消波斯语地位,给了印度雪上加霜的打击。行政机构和法院改用英语,一大批波斯语穆斯林官员遭到淘汰。19世纪后期,在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孟买,高级行政、司法官员里的花名册上,没有一个波斯化的名字。
穆斯林自身有强烈的排外心态。当时大多数学校由基督教会开设,以《圣经》作为必修课,印度教徒态度灵活,接受英式教育,只取其科技文化,对《圣经》课程敷衍了事。穆斯林则不变通,不肯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因此受教育程度低得惊人。
1878年全印范围内,法律、文学、工程、医学等学科的毕业生中,印度教徒为3115人,穆斯林为57人,占1.1%。在1373个文学学士中,穆斯林有30人,331个文学硕士中,穆斯林仅有5人。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穆斯林精英阶层全面失势,从天之骄子沦为殖民地的二等公民。
吃火腿喝威士忌的世俗派精英
1857年大起义之于印度穆斯林社会的意义,酷似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儒家社会的意义。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部分伊斯兰有识之士警醒,穷则思变,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赛义德·艾哈默德·汗(Sir Sayyid Ahmad Khan)。
他属于少数在殖民政府任职的穆斯林精英,出身于一个血统悠久的贵族家庭,其父为莫卧儿王朝高官。1838年,赛义德就职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后担任地方法官。他在1878、1881年两次获得任命,进入总督立法会议,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权力中心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他尽忠职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博学多才,闲暇时间里组织会社,翻译现代科学、文化,堪称百科全书式人物。拿他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比,相当于康有为(振兴旧教)、梁启超(渐进改良)、蔡元培(创办大学)、严复(翻译西方著作)、胡适及陈独秀(白话文运动)的复合体。
1857年大起义失败后,穆斯林处境艰难。因为起义者推出莫卧儿末代皇帝作为领袖,尽管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英国人更偏向于迁怒惩罚穆斯林。德里许多穆斯林社区遭到摧毁,城中壮丽的贾玛清真寺(Jama Masjid,也是南亚最大的清真寺),改造为官兵镇压叛乱者的军事基地。英军残暴地屠杀和劫掠,陆军中尉肯达勒·科格希尔报告:“我们烧了每一座对我们的逃亡者不友善的村庄,吊死了他们的村民,每根树枝上都吊着这些恶棍的尸体。”在复仇运动的高潮时期,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上竟然挂了150具尸体,
赛义德撰写小册子《印度叛乱的原因》,为本族群辩护脱罪,指出东印度公司的蛮横专制管理也负有一定责任。化解恩怨,呼吁和解成为精英阶层争取的目标。《印度叛乱的原因》在英国下议院广为传播,几乎人手一册。
这本小册子软化了英国人的强硬态度,维多利亚女王在1858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行政权力,并对叛乱者大赦。赛义德带领5000名追随者向女王表示效忠,对英国统治者感恩戴德。他发自心底地认同西方制度,盎格鲁萨克逊宪政体制、司法独立、社会公正,远远优于莫卧儿的东方式专制主义。
穆斯林精英群体反省自身的文化缺陷,引进启蒙理性思想。正统的乌莱玛斥责世俗派是异端,赛义德宣称现代文明跟伊斯兰传统不矛盾,《古兰经》为真主之言,“自然界”为真主之成果,探索宇宙的奥秘能够取悦安拉。
历史上,阿拉伯人格物致知,钻研技术。在伊斯兰最光辉的时期——阿拔斯王朝,人文璀璨、科技昌明,阿拉伯人发展了代数学,开设了世界第一批药剂厂。巴格达有先进的图书馆、科学院、翻译局。公元830年,学界绘制出完整的天文表、世界地图。西欧基督教世界从中东获得知识,走出了愚昧的中世纪,逐渐繁荣昌盛。
可惜此后穆斯林的求知探索精神消退,停滞衰落,落后于西方人。如今,穆斯林应当再次学习科学,重现黄金时代。通过殖民政府的任职经历,赛义德非常了解英语、西方知识的重要性。1870年,他年老退休,专心于教育事业,在阿里伽市创立了穆斯林—东方语言大学(简称阿里伽大学)。
学校获得穆斯林上层和英国人的赞助,总督赠与1000卢比的奖学金,参加了阿里伽大学的奠基典礼。7年后,这所学校成为文官的重要培训基地,也成为印度穆斯林政治家的摇篮。直到今天,它仍是印度共和国的权威学府,印度首位穆斯林出身的总统卡杜尔·卡拉姆曾担任过阿里伽的副校长。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成立,这个组织是世俗派的大本营。成员由清一色的中产阶级构成,穿西装打领带,机关报用英语发文。他们做祷告时保佑女王陛下的健康,祈求大英帝国与伊斯兰世界和平相处。穆盟在基督教的圣诞节前后召开年会,首次年会地点放在阿里伽学院,赛义德的接班人长期担任穆盟的秘书。
西化运动孕育了新一批穆斯林,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头脑开明。“巴基斯坦”建国方案的提出者拉赫马特·阿里是剑桥学生,国民诗人伊克巴尔当过英国文学教授,领导“青年穆斯林”运动的阿里兄弟是英国留学生。巴基斯坦首任总理真纳,毕业于林肯律师学院(伦敦有授予律师资格的四所大学之一),他喝威士忌、吃猪肉,平日穿着精工细作的伦敦西服,娶了一个拜火教徒,几乎从不进清真寺。
世俗主义者致力于各教派和平共处,阿里伽大学招收基督徒和印度教学生,不同信仰的人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学校制服混合了多种风格,学生身着印度传统的高领长袍和长裤,脚上穿系英国式样的系带鞋和短袜,头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毡帽,这种混搭体现了多元化理念。校方为了照顾印度教徒的信仰,后厨食堂不进牛肉。1897年,阿里伽的穆斯林学生私自宰牛,赛义德听到消息后,以81岁高龄的身子,立即骑马前去制止。
1946年,印度新德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合影,其中不乏西装领带的装扮。
赛义德提倡推广乌尔都语,这门语言以首都德里地区的方言为基础,跟印地语同源。区别在于,乌尔都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大量词汇借用自波斯、突厥语。在正统的伊斯兰教士看来,乌尔都语是下里巴人的语言,上不了台面。正统的宗教学校只教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霍梅尼评点各国诗人的时候,说伊克巴尔天赋很高,才华横溢,然而不熟谙波斯文语法,诗作终是下乘。
伊克巴尔不像上一代人通晓古典文化,他习惯说乌尔都语,在公开场合谈话要么用乌尔都语,要么用英语。赛义德认为,波斯语作为宫廷文学语言,浮夸修饰、矫揉造作,底层人民的语言鲜活、富有生命力。穆斯林文人应当抛弃只有上层少数人掌握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改用人民群众的乌尔都语,来创作诗歌散文。这种文化变迁跟民国的白话文运动类似,赛义德的著作基本用乌尔都语写成。
推广乌尔都语,不仅是文坛雅事,而且关系到教派政治。印度穆斯林断绝外来的波斯文化,融入本土,和印度教徒保持友好关系。乌尔都语和印地语非常接近,是孪生兄弟,两种语言使用人口合起来计算,是世界第四大语言。
赛义德多次表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是印度人,语言相似、风俗相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他熟悉印度教法,并深入研究过吠陀、奥义书等经典文献。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时遭受灾难,他不会放任一方不管。1860年,穆拉达巴德地区发生饥荒,赛义德立即开办了救济所,对上千名灾民提供了平等的物质援助。
原教旨主义复兴
近代伊斯兰世界,除了西化开明浪潮,也存在原教旨复苏暗流。埃及有穆兄会,沙特有瓦哈比派,南亚则有德奥班德(Deobandi)派。面对莫卧儿衰落的事实,穆盟向前看,走向多元宽容,德奥班德得出相反的结论:穆斯林沦落下沉,恰恰是因为不够虔诚。莫卧儿武士贵族获得富庶的印度后,歌舞升平,沉醉于温柔乡,忘记了圣训。
德奥班德由教法学家瓦利·阿拉(1703-1762)创立,他和信徒修行苦读,生活清贫,与蟑螂、蚊虫作伴。他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民粹气息,原教旨主义者斥责正统教士是寄生虫。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寺庙财富集中在少数高层教士手中,生活奢侈、戒律松弛。穆斯林失去了原本的淳朴生活,而在遥远的先知时代,财富公平分配,农民、手工业者有保障。
德奥班德派还严厉批评了文化融合,在多民族、多信仰并存的印度,平民吸纳当地的多神教成分,模仿本土风俗,信仰涣散。瓦利受学于麦加,回印度后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
平心而论,穆斯林社会确实吸收了印度教的不少糟粕。原本只有高种姓婆罗门嫁女儿送嫁妆,结婚铺张浪费,后来风俗传开,穆斯林也向女婿送金银、珠宝嫁妆。贫困的穷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昂贵的婚礼让不少家庭破产。然而,印度教还有很多优点,瓦利·阿拉对印度文化一概拒绝。
同时期印度教强硬右翼抬头,压缩了伊斯兰世俗力量的生存空间。1867年贝拿勒斯(Benares,现为瓦拉纳西,印度教重要圣地)的一些宗教领袖呼吁,报纸书籍全面取缔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赛义德非常失望,此前他一直将乌尔都语看作维系教派和谐的纽带。语言文化、政治权益各方面,族群撕裂严重,赛义德晚年跟印度民族主义者愈行愈远,分道扬镳。
1890年,赛义德从70个城市征集到4万人的联名上书,请求英国下院在立法会议组成中照顾穆斯林。他还主张,文官不经过考试取得资格,而是由当局选择任命,如此一来,不擅长考试的穆斯林更容易担任公职,与印度教徒分庭抗礼。
在英国实行自由改革,去殖民化的过程中,穆盟感到恐惧,害怕民主原则演变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赛义德说:“倘若印度教徒掌握了政权机构,他们是不会让穆斯林在这个国家活下去的,即使是过低声下气的生活。”
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日暮西山。印度独立的方案提上日程,在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等多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仇杀,烽火连天。真纳以内战相威胁,迫使英国与尼赫鲁同意印巴分治。大批穆斯林中产阶级离开印度共和国,告别家园,移民到巴基斯坦。他们抱着大展鸿图的愿望,去往新成立的国家。
能够移民的多数为公务员、军官和大学教师等精英群体。5000多万底层农民、穷苦劳工没能力移民,留在老家。宗教原教旨势力填补了世俗派走后的真空,德奥班德神学院大规模扩展地盘。学校仿佛一个中世纪的地方,课程跟现实脱节,天文学止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几何、医药学完全是古代的,学生必须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阅读《古兰经》原文。美术音乐课程没有设置,因为这些东西扰乱心智,无助信仰。有些孩子5岁入学,直到二十几岁才离开。
德奥班德势头猛烈,甚至把神学院开到了阿富汗,连国王也经常莅临,听取教义。部分神学院师生积极参与政治,到20世纪组建了塔利班,塔利班(talib)这个词在乌尔都语,意思为“学生”。
印度境内的德奥班德对阿富汗教友非常忌讳,避免扯上关系。当外界问起德奥班德思想是否内含暴力因子,他们极力否认,解释道:这是地域文化差异,塔利班成员来自落后尚武的阿富汗山区,印度文化崇尚和平友爱,这里的德奥班德不会鼓励恐怖主义。
在政治生活里,德奥班德与新德里当局保持合作。印巴分治的过程中,德奥班德坚决站在甘地的阵营,反对巴基斯坦建国。一方面在真纳世俗化的统治下,原教旨主义没有容身之地;另一方面,伊斯兰守旧气质跟甘地气味相投。
圣雄甘地反工业、反现代,梦想回到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物欲横流、道德堕落。甘地反对印度发展工商业,拒绝铁路和机器。亲人生病了,他不许西医救治,采用传统的本土吠舍医疗。
印度独立后,穆斯林活在愚昧的中世纪社会,现代化停滞。根据2006年的政府统计,穆斯林群体识字率低于60%,四分之一的适龄儿童(6-14岁),没有入学。即便是受教育的孩子,其中有许多在宗教学校长大,而不是公立学校。印度最好的50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术学院中,这个比例是4%。
由于重男轻女的陋习,女童念书的机会更少,1/3的穆斯林女孩从未入学。很多学校没有女厕所。穆斯林男人甚至保留了一夫四妻和“即刻离婚”的规矩。按照宗教传统,男子说三次“塔拉克”(talaq,阿拉伯语意为“离婚”),便可休妻。直到2019年7月30日,新德里官方通过一项措施,移风易俗,将“即刻离婚”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如果有人违反禁令,将被判入狱。
印度穆斯林弱势群体的处境甚至不如贱民,早在英国统治时期,低种姓群体就有了政党,能够有效发声。印度建国后,低种姓争取到议会和公务员职位的保留配额。而穆斯林的精英阶层移民到巴基斯坦,印度独立最初的二十年里,政府里穆斯林公务员仅剩下2%。高素质中产者流失,印度的穆斯林社会缺乏中坚力量,既贫穷又缺乏组织领导。
全印1.38亿穆斯林人口里,三分之一位于最穷困的阶层。穆斯林平均贫困率是38.4%,为全国最高,低种姓的贫困率是36.4%,全国平均水平则是22.7%。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稳定工作的机会,比贱民还少。现代工业和贸易中,大型企业很少由穆斯林开办,全国企业前50强没有一家属于穆斯林。2014年莫迪上台,印度教右翼势力高涨,强调民族主义,穆斯林处境恐怕会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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