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是台湾地区文史作家蔡登山的新著。蔡氏善写人物，不过以前出版的几本书都是民国人物书写。这次从民国到晚清，蔡氏笔墨沿着历史往前溯，向它的更深处钩沉探赜。该书依然以人带史，亦人亦史。从晚晴前期的曾国藩、左宗棠、翁同龢到清末的端方、张謇、林纾等，尽管它不是“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完整史乘，但依然通过人与事的索引给我们呈现那几十年间风云变化的草蛇灰线。

对读者而言，文史书无非让阅读“识人阅史”，后者本来就是文史写作的通义。蔡氏于此，颇有心得。

从“田野”中跑出来的实证史学

就史的一面看，《情义与隙末》有一定的“实证史学”的特点。无疑，实证史学于史料讲究的是“信”。但，如何“信”，却在考量每一位文史写作者。这是胡适就史料问题的观点：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证据本身未必没有疑窦，如果它仅仅来自书本纸上，倒是王国维的表述更进一步，他的考古研究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不单以书本为凭，还要参证地下出土。新史料的出现就是出土，但它未必仅仅来自成书。

读书先读序，蔡序给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如果依据史书，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于光绪12年（1886）中丙戌科进士。但，实际情况是光绪15年（1889）己丑科才实获。因为身为行草大家的陈三立不屑于科举书法必须的“馆阁体”而当年落选，三年后再度进京才补中。这个证据不见诸书本，它来自陈氏家族门口立的那块名为“进士礅”的碑，上面分明刻的是“光绪己丑主政陈三立”。这样的纠偏非但不来自书本，而是以实物纠书本之偏。这是蔡登山亲去陈氏老家江西修水跑田野的结果。

《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

还是在19世纪，法国史学家泰纳就史料问题做过这样一节在我看来堪称经典的表述：“最可信的证据总是目击者的证据，尤其是在证人为人正派，认真专注，头脑聪明时；在他即时按事件本来面目就地记录时；在其唯一的目的明显在于保存或提供资料时；当他的著作并非出于某种事业的需要而写成的论战之作，或面向公众的雄辩辞章，而是一篇司法陈词，一部秘密报告，一份机密函件，一封私人信件，一本个人记事本时。一份文献越是接近这种类型，就越值得信赖，越能提供更出色的素材”(《现代法国的起源》卷二，作者序第1页)。

泰纳是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以上即是他有关实证史学的表述。他的多卷本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其史料主要正是来自他自己搜集和查阅的各种机密函件、私人信件、外国旁观者记录等。

不了解蔡登山是否研究过泰纳，但他的写作分明是在泰纳的道上。比如书中有关端方等人的文章，其史料并非出自书本，而是来自近年拍卖市场上刚出土的私人信札的收藏。本书注释不多，但大体是来自各种书法文物之类的交易会。蔡自己也这样表述：为了这些新出土的材料，“我跑遍了大型的图书馆，甚至查了拍卖的图录，拜访不少收藏家，才写出这二十篇文字。”因此，这本书既是从文案上写出来的，同时也是从“田野”中跑出来的。

细节写人 无可或缺

文史写作不独有史，还有文的一面。这一面通常与历史中的人相关。

毕竟历史总是由人与事构成。人事合一：人以事见，事由人成。落实到文史写作上，记事则史，写人则文。文史之文，指的就是历史人物的书写。“典刑在夙昔”，这种书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司马迁。司马氏以人物纪传的方式从事历史撰述，史耶，文耶，两者互文而又水乳交融。《史记》的功绩在于给中国文人开创了一个文史合一的书写范式，它构成了中国文人得心应手的一种写作传统。

《情义与隙末》并非为人物立传，而是对被早已写过的人物重新审视。它抓住的不是人物平生，而是关注与大局或变局有关的历史节点。同时，特别注意其中的细节。

本书开篇即曾国藩，此人构成了此书写作的一个单元，目录前三篇俱与其有关。这是一个挽救了清王朝命运的人，所谓“中兴之臣”。蔡登山笔下的曾国藩，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可能的节点上。此刻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太平天国给它以致命的重创。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湘军，清王朝自己已经丧失了收拾局面的能力。与其中兴，不如新兴。不仅被俘受审的李秀成反劝这位胜利者抛弃满清而自立格局，就是湘军中的袍泽，亦有这方面的议论。毕竟满清于汉，是外族统治，屈辱自不免。此刻未必不是可乘之机。那么，历史是否可以开一新局，蔡氏正是在此运笔。此事起于青萍之末，但终未运斤成风。它止于所当止，曾国藩不动声色地按下了它。

历史无从诛心，但细节可以显示心志。该书采用的细节是，左宗棠有一联请胡林翼转曾国藩，用以试探。联曰：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这是《左传》中楚子问鼎的典故，鼎作为国家政权的隐喻，这里的意思不能再明白。胡林翼转曾国藩后，曾一字之易，将“似”改为“未”。这一细节虽然来自文人笔记，就像刘邦“分我一杯羹“缺乏史证；但作为文笔，从”似可问”到“未可问”，两人不同的性格，尤其是曾国藩的老成持重，跃然纸上。历史没有发生新变，读者不免在此沉思。这就是细节的妙用。

无论文学中的虚构，还是历史中的写实，细节写人，无可或缺。太史公和鲁迅笔下人物的生命力无不以细节制胜。蔡氏书中，细节不缺。它不是史部，是文部。文史文史，文之于史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包括细节在内的各种文笔以增其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