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1910年10月因病解职，清廷下旨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接任。年仅36岁的张鸣岐，成为有清一代最为年轻的总督，也因此获“青发总督”之美誉。

仅仅过了1年，辛亥革命爆发，广东独立。张鸣岐避往香港，此后基本销声匿迹于政坛，在上海、天津作寓公，吃斋念佛，常靠在家打牌抽头供日常用度。1945年9月15日逝世后，更被世人指为汉奸。

青发总督、落魄寓公、卖国汉奸，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张鸣岐？

10年内从幕宾到巡抚

张鸣岐祖籍今山东无棣县，但从小随父母在湖南生活。张镈在《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中回忆，张鸣岐操湖南口音，“一生未改乡音”。张镈为张鸣岐之子，曾任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参与规划、设计、辅导的大型建设工程还包括闻名中外的友谊宾馆、民族文化宫、北京饭店新楼、贵宾楼等120余项，被誉为长安街上作品最多的建筑师。

1894年，20岁的张鸣岐中举人后赴京参加会试，落第后在国子监继续读书，并先后考取宗室官学教习、总理衙门同文馆汉教习。1898年，广东布政使岑春煊延聘其为幕宾。从此，张鸣岐屡出奇策助岑春煊官运亨通，自己也近水楼台、步步高升。

1898年，主张变法图强的岑春煊得光绪赏识而被提拔为广东布政使。他此后可谓一年一个台阶：1900年陕西巡抚，1901年山西巡抚，1902年广东巡抚，广东巡抚未及到任即署理四川总督，1903年署理两广总督，1906年云贵总督，1907年邮传部尚书、两广总督。

美国旅行家William Edgar Geil在他的著作《中国十八省府》中收录的张鸣岐肖像。

岑春煊的“发迹”有家世原因：岑父岑毓英官至云贵总督，弟弟岑春蓂宣统年间出任湖南巡抚，一门三督抚，出身显赫。有政声颇佳原因：岑为政坛有名的清流派，晚清有所谓“京外总督三个半，宫保与袁、岑居三数，端得半数”之说，指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两江总督端方。

更重要的原因是“庚子勤王”。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率部两千人星夜入京护驾。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之际，岑春煊悉心照料，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极得慈禧太后宠信。慈禧曾对其说：“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

岑春煊勤王奇策的背后，有着张鸣岐的莫大功劳。1902年，署理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在奏调张鸣岐来四川襄助的奏折中透露，当年他提出进京勤王时，包括陕甘总督魏光焘在内的很多人或劝阻或观望，唯独张鸣岐“痛哭流涕，促臣立行”。勤王路上，岑春煊有时带领部众一日奔驰数百里，张鸣岐白天赶路、整束部队，晚上不辞辛劳缮写奏折公文，“往往连日不寝”。

在自己仕途平步青云的同时，岑春煊饮水思源，开始在慈禧面前不吝举荐比自己小14岁的张鸣岐。在1902年、1905年的两份奏折中，岑春煊告诉慈禧，张鸣岐“谋略智虑胜臣十倍，历验不爽”，又赞扬张鸣岐人才难得，“其心术之正，品格之峻，操守之洁，才调之敏，实臣服官京外以来所仅见也”。

也因此，张鸣岐以一介举人而非进士出身的幕宾，先后被以知府分山西补用、以道员发往四川总襄诸务、实授广西太平思顺道。1905年7月，经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举荐，清廷任命张鸣岐署理广西布政使，辅助巡抚李经羲管理一省财政与民政。

1905年3月岑春煊上密折举荐张鸣岐为广西布政使时，张鸣岐出任广西太平思顺道还不到一个月。为使张鸣岐能顺利获任，岑春煊在密折中既点评现任布政使张廷燎过于稳重不适合在匪患刚平、百废待举的广西工作，又认为新授广西按察使余诚格“论器局识量，似尚逊张鸣岐一筹”，还指出广西巡抚李经羲“体气非强”拖延政事。

要知道，李经羲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侄子，余诚格刚刚从广西太平思顺道升任广西按察使。最终，清廷于当年7月将张廷燎“开缺另候简用”，而张鸣岐则越过余诚格，当上巡抚之下、按察使之上的布政使。这一任命，可谓逾格。

此时的慈禧，对岑春煊可谓言听计从。李经羲很快因病被免，由于接任广西巡抚的林绍年履职不久即奉调进京，1906年，张鸣岐以布政使身份署理广西巡抚，1907年实授。此时，距他1898年入岑春煊幕府不过短短10年。

办新政播下桂系崛起的种子

从1906年11月署理到1910年升署两广总督，张鸣岐任广西巡抚整整4年。任期已算较长，为他推行新政提供了空间。毕竟，任期太短的督抚实在是难有作为的。

据学者李细珠的统计，从1901年开始施行新政到1912年清帝逊位这11年间，共有118位督抚，80%以上的任职在两年以下，其中总督任职半年以下或未到任者55.1%，巡抚占49%。所有的督抚中，任职5年以上者仅2人，即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张鸣岐巡抚广西4年，

张鸣岐在广西推行新政，涉及到多方求才、开办学堂、编练新军、整顿吏治、广兴实业等诸方面。广西本为落后的边陲之地，人才多不愿前往。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才，推广新政。”

一个例子，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马君武曾留学日本并于1905年８月加入同盟会，年底回国创办中国公学。因热心党务，次年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购捕甚急”。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郑孝胥便写信请求岑春煊出面缓解。岑春煊于是电告正收罗人才的张鸣岐。张鸣岐见到马君武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决定以广西公费派马留学德国，要求他学成后回广西效力。1907年，马君武考入柏林工业大学，1913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者，后创办了广西大学，践行了张鸣岐当年的期许。

张鸣岐利用延揽而来的人才，在广西开办了各级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农林学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等。这其中，他对陆军学堂尤为重视。1907年初，陆军学堂在桂林成立后，张鸣岐特别奏请朝廷，聘用留学日本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蔡锷担任学堂总办。张鸣岐抚桂四年，陆军学堂办了四期。在广西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保证及时拨发经费。

据第三期学生李宗仁回忆：此校学生待遇特别优厚，学校除供学生膳食、服装、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学堂的训练完全是摹仿日本的，十分严格。李宗仁之外，白崇禧、李品仙、钟祖培、黄绍竑、夏威、廖磊等均是该学堂的毕业生。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桂系军阀之核心，正肇始于张鸣岐当年播下的种子。

兴办矿业、筹修铁路等，也是张鸣岐新政的重要内容。1908年，张鸣岐巡视广西边防后，给清政府上《筹办边防六端折》，从加强广西边防的角度提出筹筑衡邕铁路的建议。1909年，他筹划修筑桂林至全州的铁路，特别邀请英国工程师进行线路勘测。1910年10月，他还奏请借洋款二百万两修建铁路，以将广西富贺煤矿所产的煤运往广东。种种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以致在其巡抚任内，广西并未建成一寸铁路。直到1938年底湘桂铁路“衡桂段”通车，才结束了广西境内无铁路的历史。

尽管筹办铁路的效果不理想，尽管新军只编练成一协，未达到清廷要求的一镇的目标，尽管广西新政的规模不及当年袁世凯治下的山东和张之洞治下的湖北，但广西新政也取得较为明显的成绩，如筹办地方自治方面。1909年，宪政编查馆考察第二届宪政成绩时就称赞：“本年筹办城乡镇地方自治则以直隶、广西两省成绩显著。”

可以说，张鸣岐抚桂期间力行新政，为广西近代化打下了基础，也使广西成为当时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之一。

辛亥革命后的逃亡与隐居

1910年10月，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因病解职，清廷任命36岁的张鸣岐署理两广总督，次年实授并兼任广州将军。从一介寒微书生，十数年间即成为全国八大总督之一，并且是最年轻的一位，以致当时就有评论，“逊清一代官吏进阶之速，无伦比也”。

有观点认为，张鸣岐如此迅速升迁，是因为他通过李经羲向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报效了大量钱财。奕劻曾和袁世凯联手，在1907年的“丁末政潮”中使岑春煊被解除两广总督一职，张鸣岐也因此与岑春煊结下了怨隙。

张鸣岐是否贿赂奕劻，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证据。在当时，前往革命党活动频繁的广东任职，并不是件美差。不说早在1907年的黄冈、七女湖起义，仅张鸣岐上任前后，广州就爆发过多次革命党起义和暗杀事件。

1910年5月，倪英典领导广州新军起义，尽管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平，但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因此被革职留任。1911年4月8日，新任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生才枪杀。4月27日，革命党人举行黄花岗起义，攻入两广总督署，张鸣岐仓皇出逃。

孚琦死后，清廷于8月15日调荆州将军凤山为广州将军，凤山迟迟不敢上任，经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再催促，才于10月25日抵广州。未及进城，就遭革命党人炸弹炸死。就在清廷任命凤山为广州将军当日，李准在从水师公所进城途中遭遇革命党人伏击。虽经李准“跃登屋顶”与革命党相持并击毙革命党一人，但李准自身也受伤。

黄花岗起义中，黄兴率林觉民、方声洞、喻培伦等敢死队员攻入两广总督署，搜捕张鸣岐。张鸣岐之子张镈回忆：“这天我已在督府官邸内降生半月（阴历三月十四日生），革命党人不伤及妇孺无辜，我得以幸免。”

由于革命活动的彼伏此起，由于黄花岗起义时“革党对其老父及妻共妾暨各员役均不加害”，因此张鸣岐不得不为自己寻退路，力主对革命党人从宽办理。除林觉民、喻培伦等外，被捕革命党人多被平反，被冤捕的剪发学生全部予以保释。之后，他曾于5月中旬奏请进京陛见，想借机离开广东，但清廷以“两广地方重要”为由，让其“不必远来陛见也”。至于李准，在广东独立前就偷偷派人去香港联系革命党人胡汉民，表示只要革命党人确保其自身安全，可暗中策应广东独立。

11月8日，广东各界在省咨议局议决宣布独立。第二天一早，革命党人捧着广东大都督印信，赶往督署请张鸣岐前来接任时，才得知张鸣岐已于8日晚逃离了广州。

张鸣岐的逃离，得到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帮助。当时的香港总督路戛德在致国会议员考特的信中，披露了张鸣岐出逃经过：11月8日夜，张鸣岐逃到英国驻广州领事馆避难。在总领事的安排下，于11月9日上午8点离开广州，乘英国船“汉第号”前往香港。晚上，他上岸到汇丰银行经理提供的一所房屋下榻，因过于疲劳而谢绝了总督府的晚宴邀请。次日10日，出席总督府午宴，并在饭后与路戛德进行私下会晤。

就在张鸣岐逗留香港期间，广东革命党人还电邀其回广州出任广东都督。但张鸣岐没有同意。据说，他还向香港总督表示，打算在香港住一个星期或十天，然后去欧洲学习行政管理艺术，将来服务于国家。

最终，张鸣岐并没有去欧洲，而是携家带小流亡日本。袁世凯执政后，张鸣岐接受他的邀请回国，一度以清末遗老身份定居天津。今天在天津，还有四处张鸣岐旧居，其中位于意租界马可波罗路（今河北区民族路80号）的一栋，与梁启超的饮冰室为邻。

张鸣岐的三子张镈拜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为师。长子张锐和梁思成共同完成了《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也是中国设计师最早完成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

劝袁世凯称帝、当卖国汉奸的传闻与辩正

同香港总督私下会晤时，张鸣岐表示，如果一个政府腐败，那么人民应当改变它，并认为辛亥革命直到10月30日都是正当的。但10月30日清廷颁布罪己诏、《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同意施行英国式立宪制度后，继续革命就不再是正当的，“这样做只会冒迫使列强干涉之险，给中国造成灾难，也许还会引起列强之间的战争”。

这样的表态，让人觉得张鸣岐是一位清室忠臣。实际上，张鸣岐从日本回来后很快就投靠袁世凯。他先是挂名袁的高等顾问，1913年10月又接受任命出任广西民政长，后改官名为广西巡按使，类似于当年的巡抚。1914年3月17日，袁世凯又命张鸣岐会办广西军务，以监视张鸣岐昔日旧部龙济光、陆荣廷等军阀。这不由得让人慨叹其转变之快。

有说法称，张鸣岐调任广东巡按使后，曾于1915年和龙济光等一道“劝进”，劝袁世凯称帝，并因此被封为一等伯。但查询《袁世凯全集》，11月24日，张鸣岐即辞去广东巡按使一职。而且，没有像挽留熊希龄等那样，袁世凯对于张鸣岐的辞呈是立即同意。12月21日，袁世凯确实颁布政令，封张鸣岐、曹锟等12人为一等伯。张鸣岐是否接受，目前尚未找到相关史料，既没有看到他像被封亲王的黎元洪那样去函婉谢，也没有看到他像广西巡按使王祖同那样上折谢恩。

辞职后的张鸣岐隐居上海做寓公。其子张镈回忆，爱妾1926年去世后，张鸣岐更是心灰意冷，为赎杀生之罪，皈依佛门，终日吃斋念经。1927年，长子张锐获美国哈佛大学市政管理系学位后回国抵沪。张鸣岐带着他和张镈回天津省亲。到天津不久，上海的家人急电传来消息，说南京国民政府以杀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罪名，派军警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来搜捕张鸣岐。从此，张鸣岐不再回上海而定居天津。

张镈回忆：那时，不少宾朋好友对张鸣岐都不再称昔日官衔，而以“张大师”相称，“由于我家家道中落，常借打牌抽头供宴席和随从的开支”。有清一代最年轻的总督，落魄如斯。

还有说法：“九·一八”事变后，张鸣岐通过汉奸白坚武攀附日本人和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还发起“乙酉法会”祈祷“大东亚战争必胜”，并最终于1945年9月15日在举国唾骂声中逝去。

晚年的张鸣岐深居简出，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白坚武1937年9月被冯玉祥以“汉奸首领”罪下令枪决。但据笔者查询，《白坚武日记》中并无白坚武将张鸣岐介绍给日本人的记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3月，张鸣岐并非该委员会及组成部门成员。1942年３月，大汉奸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借口“咨询善政，隆礼耆贤”，聘请王克敏、曹汝霖、靳云鹏、张鸣岐、章宗祥、吴毓麟、龚心湛、曾毓隽共八人为询咨委员，以“应委员长之咨询”。

而据东北知名将领张作相之孙张杰《绿林出身的省长——张作相》一文：“1943年，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为迫使在野要人下水，暗示华北政权傀儡王揖唐在北平设宴演戏，柬请各在野要人前往。前清总督张坚白（张鸣岐，字坚白）被邀未遂，遂被日本宪兵传去。”如果所言属实，意味着张鸣岐依附日伪或有被迫的性质。

询咨委员的作用，不言自明。如果张鸣岐是大汉奸，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是否还会如此关照其子张镈，由其总负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当然，无论如何，张鸣岐允任询咨委员、出席相关宴戏，显示其气节有亏。那次宴戏，张作相同样被邀请，但坚辞不就，此前甚至还当面拒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出山邀请，虽遭暗杀不改其志。

尽管晚景落魄，但张鸣岐始终重视教育。四子四女中，除早夭的两个女儿，均为知名科学家和专家。张锐、张镈之外，次子张铸毕业于南开大学，文科毕业的他改行学机械、化学，后成为化学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张铸之子也就是张鸣岐之孙张存浩，为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与“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共同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4年1月10日，在叔叔张镈主持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张存浩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证书。有人统计，张鸣岐孙子、孙女辈19人当中，称得上科学家的就有6人。儿孙奋发有为、报效祖国，也算是张鸣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贡献。

据张镈回忆，1927年，他与父亲张鸣岐、长兄张锐同行返津途中，父亲当面告诉他：“宦海浮沉，为官不义、不易。改朝换代，必受牵连。”还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告诫张镈：为人万不可轻诺寡信，见异思迁。

张鸣岐在广东独立这件事上，先是允许独立，后又拒绝当临时都督、远走他乡，很多人因此认为他仇视革命、首鼠两端。他在与香港总督会晤时，言之凿凿忠于清室，后来又劝袁世凯称帝，最终曾依附日伪政权。诸般“见异思迁”，在告诉世人“知易行难”的同时，也诉说着张鸣岐一生的复杂幽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