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从桥下消失了，栗哥在路边、公园的偏僻处都没有找到。几个月没有见到之后，栗哥才确信，他们已经不在北京了。

北京街头的露宿者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曾经路过天桥下，可以看到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人们，少则两三个，多则十几个。这些街头露宿者中很多人并非大家印象中的简单乞讨人员，他们强调自由和尊严，只是居无定所。他们内部自定了相对明确的分工，有人看行李，有人做饭，甚至有人出去赚钱。

闲暇时大家聚在一起，或者打牌。就算不属于一个团体，“邻里”之间互相借个烟抽、蹭口饭吃，也是常有的事情。栗哥觉得，他们简直是自成一体的小社区。

从2014年开始，社会公益人士张潇和另外几名社工成立了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专注于北京露宿群体的公益服务，栗哥是后来加入的几名年轻人之一。

刚成立的时候，北京尚无专注于露宿者群体的公益机构，政府也没有此类的采买项目。他们也曾徘徊于各种露宿者出现的场地，但不敢上前开口。当时没有人有信心，到底可以支撑多久。

露宿者是难以走近的群体之一，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但通过张潇等人长期的观察，仍旧窥探到一些曾经意想不到的故事。

他们依旧在意尊严，尤其北京籍的露宿者，永远不在一个地方停留；他们重视身边仅有的几个人，被指责偷东西后，有人甚至选择跳河；不少人则是上个时代“赌输”了的弄潮儿。

不过，最近几年开始有人离开了，因为各地如火如荼的扶贫运动给了他们一份财产，有的地方要求必须本人回去才能领取，所以原本不肯接纳他们的亲人终于出现了。

正在消失的露宿者

受制于人员力量的限制，张潇等人的观察和服务主要局限在三环以内，包括西城区、东城区和丰台等区域。张潇发现，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容易便可以在街头发现露宿者，粗略估计大概有几千人，总有人可以交谈。

但最近几年，露宿者的数目开始慢慢减少，如今三环以内的露宿者只剩下几百人。他们不再容易被发现，寻找起来需要依靠以前的关系基础。已经熟悉起来的露宿者，他们是那附近的百事通，通过他们才能知道附近哪个旮旯里住着人。

露宿的人有从外地来上访的，有想要来打工但又找不到工作的，有来看病但又被骗的，或者就是单纯地没有能力住进房子里的人。但无论如何，穷困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他们藏在城市里的暗面。地下通道曾经是他们居住的乐土，刮风下雨都不怕，夏天的烈日、冬天的冷风都被一定程度地挡在外面。偶尔会有路过的人觉得他们令人厌烦，影响市容，报警或者打12345热线，会有工作人员来让他们换个地方。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又悄悄地回来了。

从2017年开始，北京的地下通道陆陆续续都安装了摄像头，无论有没有人会投诉，他们在地下通道都无所遁形。露宿者们就搬到公园更偏僻的角落、空荡荡的大桥下，有些人从宽阔的主路改到不容易被发现的小路。

不过，根据张潇等人的调查，近年北京露宿者大幅减少的主因不是被驱赶而离开。事实上，即便被投诉，也没有人会把他们强制送出北京，只是这个角落不让睡，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天地广阔，总可以找到落脚点。

张潇称，这两年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展扶贫运动，“给了一些人活下去的希望”。而有些城市露宿者的家属，过去可能从不回应，现在也变得积极起来。

老张在去年春天离开了北京。他的老家在河北农村，此前已经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飘荡了八年。社工们也很少会劝他，他属于那种很执拗但又很擅长话术的一类露宿者。有时候称自己是来上访的，有时候摇身一变说自己是单纯地露宿，但民政部门来询问是否需要救助时，他又变成了来京务工的。就这样，没有人能劝导，或者赶走他。

在闲聊的时候社工们了解到，他其实在河北的老家还有一些亲人，只是家里穷，没人愿意理他。老张自己也清楚这些人情冷暖，所以从来不想着回家。但去年年初，栗哥去看他的时候，他突然说自己想回家看看了，脚肿了起来，腿也不大舒服，他怕自己会出事儿。

社工们赶紧帮他联系，但实际上也不知道老家那边究竟会怎样。做这行儿久了，社工们见过了太多的人情冷暖。很多家属在人活着的时候从不出现，从不承认是一家人，但送到救助站或者托管机构生活，哪一天露宿者突然没了，一大票家属就来了，谁都想要获赔一笔钱。

但老张的事情意外的顺利。他的家乡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扶贫运动，村里把他们家原来的房子推了，盖了好几间新房，还有拆迁补偿款可以领。村里之前也一直在找这个人，但怎么也找不着。往家里刚打了电话没多久，亲戚就欢天喜地地通知了村里，领导们直接派人开着车来接他了，“踏踏实实回老家住新房子”。

老张的那份财产是属于他个人名下的，如果他不回家，只要没有确认他死亡，这份财产谁也动不了。所以他此刻的回归，即便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讲，也足以令亲友们开心。“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社工们有时也发出这样的感慨。

官方也曾作过类似表述。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魏朝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地的精准扶贫政策留住了打算再次外出的流浪者，发挥了“回归固稳”的作用。

不愿被救助的人群

不过，也不是所有露宿者都选择离开。

去年12月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行人裹着羽绒服在外面走动，都会被风吹得直哆嗦。但对于露宿者来讲，无非是再多裹上几件衣服，身下的各种泡沫、衣服组成的褥子再铺得厚一点。也有少数人会选择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夜里最冷的时候活动起来，去捡捡垃圾，白天再钻进暖和的商场或者店里的角落，打打盹。

老翁最近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他在大栅栏附近找到一个暂时废弃的楼房，一楼是已经空无一人的昔日的银行。老翁和另外一个露宿者就分别睡在走廊的两个角，“挺暖和的，有时候我还觉得热呢”。白天，他就把自己的行李装备交给附近一个餐馆看着，一次给一块钱。

外界有时候会传言露宿者在冬天会冻死，但社工们说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即便有时听说，也是因为那个死去的人在夜里喝多了酒，醉到再冷也无法醒来。张潇觉得，不能以普通人的感受来想象露宿者的生活，在外面住久了，也就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他们每个人都存有四季的衣服，冬天和其他季节生活也差不多”。

对于年龄较大，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他们也可以住进救助站的托养机构。张潇直言，其实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只要自己有意愿接受政府部门的救助，那么总有办法可以让人不再露宿街头。

2016年1月23日，一位露宿者在北京南站附近推着他的家当在寒冷的冬夜蹒跚前行。

但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露宿者自己先点头。政府的救助方针是“主动求助，无偿救助”，一旦他们不愿意，政府部门是不能强行上手的。

很多露宿者过惯了自由的生活，不想被拘束在救助机构里，出门需要报备，还有时间的限制。还有一些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不信任，对政府部门很排斥；或者还有的，说自己脸皮薄，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甚至有人会惧怕室内的生活。曾有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找到张潇，说自己公司楼下的垃圾桶旁住着一位年长的大爷，想让社工们试试看，能不能和他说上话。这位高管也很好心，每天会带一些关东煮之类的给他。但老人家从不开口讲话，也不知道送去的食物有没有吃。

后来高管甚至提出，那位露宿者看起来已经80多岁了，也许寿命没有太久了，自己也不缺钱，可以给老人家租套房，顺便请一个保姆，为他养老送终。社工们赶紧想办法去做，没想到那个露宿者态度很坚决地表示拒绝：“我这种人连暖气都没烧过，你要给我放一房子里一冬天，还不得烧死我？”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不要小看他们！”张潇喜欢这么强调。接触的人多了，社工们发现很多露宿者其实都是某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只是一不小心赌输了，便成了失败者。而安安稳稳过日子上班的，很少有露宿的。

露宿者李军有时会打扮得干干净净，甚至特意梳起油头，一般来说，这就是到了他回家看望家人的时候。

50多岁的李军曾是北京一家古玩店的老板，几年前破产了，欠了一大笔外债。没有办法，他和妻子办了离婚，又办了债务分割。这样妻子带着孩子能少承担一部分债务。“为了孩子，大家都是为了孩子。”李军时常这样感慨。

离婚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城市的角落里露宿。因为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在外面落魄的样子，每次回家时都会修整一番，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李军也曾有过风光的时候，店里有几千万的存货，银行卡里的钱也很丰裕。但就像这个时代常听到的故事一样，李军也栽在了高利贷上。

冬日的下午，社工在和露宿者聊天，手上还拿着他捡来的游戏手柄。

古董的行情突然不太好，货积压在手上出不去，李军借了新账还旧账。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终于有一天他被人告了。店里破产了，他也成了老赖。

但即便如此，栗哥觉得李军还是和很多露宿者不一样。他很少像其他人一样记挂着每天的吃食，盘算的都是来年的春天我要怎样去钓更多的鱼，怎样让鱼吃食，市场行情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古董店如何能够东山再起。对于李军这样的人，社工们能做的更多的还是陪伴，听他们倾诉。

京籍流浪汉：最要面子的一群人

类似李军这样的北京籍露宿者还有不少，他们的特点是永远在走，不断变换位置，可能隔天就不知道他们又到了哪个角落露宿。

熟悉起来之后，社工们可能会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他们也许在这十几个点，需要一个一个地找。但不熟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他们是最要面子的一群人。在自己的家乡流浪，谁也不想让熟人认出来。如果被投诉，有公安或者城管的人来要求离开，他们也是最配合的。京籍的露宿者应该向自己户籍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家门口“认栽”，他们既不愿意在那附近流浪，也不愿意找居委会要个活儿。

在北京一家医院见到陈剑强时，他正躺在走廊的地上，下面垫着一个有些污渍的薄被子。看到社工们走进来，原本面目呆滞的陈剑强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身子蜷成一团。栗哥赶紧安抚他，怕他情绪太激动，会影响病情。

陈剑强今年50多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和几个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不是太好。他天生腿就有点跛，工作也不好找，成年之后便断断续续地做一些简单的零工。大约十几年前，他们家的老房子被拆了，得到一笔赔偿款。家里几口人分了之后，陈剑强也拿到10万元。

但他没有预料到奥运之后北京房价的飞涨，一直没有买房，等到想买的时候，手里那点儿钱已经远远不够了。进到兜里的钱远没有花出去的多，他租的房子的位置也离市区越来越远，从二环到四环，再到大兴，直到去年年初，终于什么房子也住不起了，陈剑强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栗哥他们注意到陈剑强是在2019年的6月，那时他已经突发过一次脑梗，还是被好心的路人送到医院抢救回来的。经过漫长的搭讪，闲聊，帮他办身份证，申请低保等手续，陈剑强终于慢慢放下戒备。在他心里，还是想租房住的，比在外面踏实，比在救助站里自由。

社工们帮着在大兴的村里找房子，一家一家地问。房东们看他是一个长着白发的老人，腿脚又不利索，大多都不愿意。最后终于帮他找到了一个小的隔间，一个月1000块钱，他勉强能负担得起。但相对安稳的日子还没有过多久，他在12月的一个冬夜不小心摔到了，脑梗又复发了。接到房东的紧急电话后，张潇他们立马奔过去把他送进了医院。

陈剑强哭了很多次，每次见到栗哥他们时，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们也是唯一能让他放下戒备的人。栗哥说，他以后只能住进托管机构，再也没有办法享受独自支配生活的自由了，所以才会这么痛苦。

社工们提起另外一个70多岁的北京大爷刘海同，他总是拖着自己的三轮车，被子、褥子都堆在一起。刘海同的旁边总有一个收音机，在播放着连载的小说。和大多数的露宿者类似，他的家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很大的变故，亲人们都不在了，只剩他自己。之后厂子里效益不好，他也就下岗了。找不到其他工作，就一个人这么凑合地活着。

刘海同也看不上其他的露宿者，觉得他们来上访闹事儿，或者需要人救助，“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而他自己就捡点儿破烂儿，卖点钱换口饭吃，凭双手吃饭，这事儿不丢面儿。他喜欢跟社工们说北京的土话，问大家知不知道某句话是什么意思，每每这个时候，他脸上就洋溢着少有的自豪。

但即便这样说着，他也不愿意见到以前认识的人，更情愿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有时候冬天天气冷，社工们劝他去麦当劳待一夜，刘海同也会一口回绝。他觉得自己穿成这样不一定能进去，就算进去了也丢人。“咱也是一个要面儿的人，咱北京爷们儿靠自己”。

因为被指责偷东西而选择跳河

现在已经看不到很多露宿者抱团居住的景象了，对他们来说，分散开目标比较小，不容易被人投诉然后驱赶。

但不少露宿者曾经很钟爱集体生活。远离家乡，甚至只剩孤身一人漂泊在世间，没有目标，过着只顾今天不想明天的生活，他们会格外地只在意身边的这几个人。这些人的生态有时候像是活在武侠小说里，信用甚至会是他们比生命还重视的东西。

高同在2019年春天的某一天跳河自杀了。在栗哥的记忆里，这是一个特别孤僻的人，即便相处过好几年，但对他的信息依然所知甚少。他曾说自己出生在甘肃，从小便是个黑户。成年后曾经在东北飘荡，十几年前来到北京。

高同已经60岁了，自称母亲在甘肃的某一个村，他曾想回去找。但甘肃那么大，他又完全记不得是哪里。他的经历是这些年黑户们的一个缩影，曾经打过短工，住过便宜旅馆，但随着近年来对于身份信息的核查越来越严，他也只能住在桥下了。

栗哥没有见过高同和其他人真正搭伙过日子，但他住的那个天桥下面，分散着另外几个人，可以称得上是邻居。有一个从云南来的上访户老陈，在北京已经飘荡了几十年。其实他很早就没有在上访了，但也一直没有回老家。栗哥觉得老陈已经陷得太深，他需要一个执念来支撑自己，他总告诉别人自己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政策”。

天桥另一侧则住着三个真正搭伙过日子的露宿者，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栗哥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盟的”，是怎么认识的，只是从几年前遇上的时候，便已经是这样了。女人负责做饭，男人负责捡垃圾、偶尔打工赚钱以及保护他们，长者则偶尔出去乞讨。

三个原本陌生的人，就这样看似紧密地生活在一起。这个小团体偶尔也会短暂分开。他们带着老人出去乞讨，偶尔也会遇到巡视的警察，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们就会抛下腿脚不便的长者，自己先跑。

对于高同来说，这几个人基本就是他完整的社交圈。他们闲暇时也会在一起聊聊天，会分享自己捡回来的东西。有时他不知道去哪里打了零工，赚到一点钱也会分给大家一点。他是那种自己有一包烟，就能分给大家半包的人。

2019年年初的时候，桥下突然来了一个新的露宿者，个头挺高，年龄也不算大。没过两天，高同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指责高同偷了他的东西。高同很生气，也立刻否认有这种事情，两个人很快起了冲突，还打了起来。

但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老陈还是旁边一起生活的三个人，都只是在旁边看着，没有开口相劝，也没有上前帮忙。当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第二天，高同就跳河自杀了。

过了两天，社工们再去桥下探访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栗哥觉得，很难百分百判断这样一个讲义气的人就是因为被冤枉了，或者在意周围的几个人，才做出跳河的举动。人只有委屈到了一定程度，才会选择这样极端的方式，而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那天发生的事情，更像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候，高同的心里终于没有了留恋的东西。

如何打开露宿者的心理戒备

高同的例子充分表明，同露宿者建立起信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经过长期的突破，很多露宿者也无法变得像陈剑强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戒备心十足，随时准备防御一切“闯入者”。

很多时间里，社工们也是装做好心市民来和露宿者搭话，聊起来之后再说明来意。社工安奇曾经有一次在大栅栏附近遇到一个大爷，聊了几分钟后对方露出看穿一切的笑容说：“你是民政局的吧，谁也瞒不过我”。

饼干、鸭腿、香肠之类的小东西组成的爱心包，有时候挺管用。有些人拿了东西之后不好意思再板着脸，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社工们聊了起来。不过，拿完之后依旧充满戒备的露宿者也不少，甚至有些人直接把东西扔到一边。

2019年12月的一天，安奇等几名社工又出门进行探访，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见到在拾荒或者打盹的人都会上去搭话。他们看到一个穿着军大衣正在捡垃圾的大叔，看到有人走上前，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快步离开。

安奇拿着爱心包追上去，一直问他需不需要物资或者其他帮助。对方稍有放松，但嘴里含含糊糊的有用信息也只有“河北的”“不需要帮助”。安奇只好记录下遇到的位置，给他起上一个化名，以便下一次再碰碰运气。

在另一条街的垃圾桶旁边，安奇又遇到了那个长头发、微胖的中年人。上一次见面时，对方不仅不愿意聊天，还把安奇递过去的爱心包扔在脚边，问道：“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吗？”安奇略带尴尬地离开，但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对方捡起了地上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

这或许是一个突破口。安奇隔天再次走到他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递给他一支烟。长发男果然立马就接了过来，两个人开始边抽边聊。但他还是不肯透露太多信息，总是把话题转向一边：“你猜那个人多大年纪？”

烟抽完的时候，这次“突破”也差不多结束了，安奇还是有点欣慰，“好歹说上话了这次”。又逛了几个小时，没有别的收获，社工们准备回去了。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常态，前一天他们甚至连一个露宿者都没有遇到。

在张潇眼里，他们承担的角色便是让救助更加饱和。对于一些不愿接受政府救助的人，努力给予到他们支持，帮助他们返乡、进行就业指导，或者更好地活下去。

五年过去了，接触过各种不同类型的露宿者群体后，他仍然觉得人的权利是最重要的—获得尊严的权利。即便北京这所大型城市的露宿者越来越少，张潇依旧坚定地要为这个群体服务，“如果社工机构都不服务这些人的话，谁去关注他们？”

（除张潇外，其余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