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视环保造假问题
2020/01/15 | 作者 周兼明 | 收藏本文
不久前,《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了一系列环保造假行为:山东昌盛矿业有限公司部分矿山刷绿漆;福建漳浦县非法开采企业将大量盆栽苗木简单盖土,甚至直接摆放在砂场,搞“盆栽式复绿”;河南三门峡市锦滨矿业公司在矿区环境恢复治理中,擅自将三门峡开曼矿区“山体喷绿”……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防航拍”伪装网。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到大量售卖该产品的店铺,收货人在200人以上的多达14家,销量最大的一家有2296人收货。这类店铺售卖的还有“绿化工程铺装”、“厂房伪装”等产品。
这篇报道还披露了更有“技术含量”的“撒药治污”。贵州贵阳市及开阳县对洋水河流域总磷污染治理敷衍应付,为使监测断面水质达标,在上游安装撒药装置,通过添加絮凝剂降低总磷浓度,污染物其实仍留在河道中。山东潍坊滨海开发区对围滩河整治中,本应控制污染源、清理河道,却通过“一段一段地撒药”来应对验收,不仅耗费巨资,验收后水质很快就回落到劣Ⅴ类标准。
此外,有一些地方竟敢伪造或假造以前的文件,编造无中生有的会议纪要,来应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很难想象,“绿漆刷山”这类自欺欺人的造假,已被曝光多年,仍会在当下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各种升级版。你说刷漆太假,我就制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装网,以至于催生了一个“造假产业链”。
造假行为终有败露的一天,参与造假的人不是不明白,但为何还敢以身试法?
一是可能不得不造假。我们知道,无论是矿山复绿,还是河流治污,均非一日之功可以解决,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如果上级定的指标过于严苛,时间过于紧迫,或者就根本没有财力完成任务时,下级官员迫于保住饭碗的压力,不得不默许造假或鼓励造假。
二是当地监管部门不作为。很显然,这种大张旗鼓的造假,当地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或有所耳闻。之所以听之任之,是因过去地方政府为保GDP,对许多污染行为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认真整治。如今中央督察组来了,只能关停企业或默许企业造假。有过去的不作为,才会有今日的乱作为;有昨天的养虎遗患,才会有如今的覆水难收。
三是民众和媒体对环保问题的监督力不足。如果当地民众、民间组织或媒体,对本地的环保问题有一定的监督力,企业和地方政府绝不敢这样公然造假。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地方政府对环保问题要有真作为真行动。如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动真格的了,但有一些地方政府仍抱着得过且过的应对思维。如最近山西洪洞县,就出现为环保对老百姓“封炉堵灶”的行为,明知是一时之举且破坏民生,却仍一意孤行,无非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地方政府讲信用、不造假,对当地企业和民众极为重要,它是当地社会信用的基石。造假一旦成为社会风气,就像传染性极强的病毒,会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造假文化,会动摇社会基本诚信,让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自尊感,只要不被发现就敢造假,甚至把法律明令禁止的一切不当禁区,整个社会的底线自然越降越低。这种病态心理不仅让人最终丧失基本道德感,把一切假象都视作社会常态,还会给法律的执行带来巨大困境,让民众渐渐失去对社会的信任,甚至不再信任自己。
其次,监管者或上级政府在确定这类环保目标时,要把工作关口前移,一定要到现场去脚踏实地调研,看看治理单位能否完成任务,资金如何落实到位,有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将很多企业污染或造假行为制止在初始状态。如果只是简单确定一个环保目标,制定一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办法,根本不考虑基层单位有无能力完成,不注意节奏的轻重缓急,只知道层层施压,那么催生造假行为就成了必然。造假也是有成本的,与其用这些资金来造假,不如投入到真实的环保行为中。
其三,要认知到环保治理是长期的行为,需通过各种差异化政策来推进,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环境治理的核心还是能源结构,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大部分能源依靠的仍是煤炭石化。欧美国家之所以解决了环保和GDP的矛盾,根本原因是解决了能源结构的问题。除了关停那些无法整改的“散乱污”企业,调整各地方的能源结构才能真正减少污染排放。对不同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行业要有不同的环保监管制度,只有多措并举、灵活应对,才能倒逼不同的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行业转型升级。这样既保护了当地环境,也不会影响中小企业发展,更不会逼着暂时无力改变现状的企业去造假。地方政府不能说只要重视环保了,就什么都“一票否决”;一说到加强管理,就凡事“禁”字当头。这样管理是简单省事了,但对企业和民生确实会带来极大困扰。
政策与法律的严肃,在于目标的精准和执行的公平。如果环保治理导致造假现象蔓延,那一定是我们的治理方式出现了问题,或是目标超出了社会承受力,或是方式方法过于生硬。比起环境污染来,造假行为的蔓延更让人感到恐怖,因为它会导致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如果造假、怀疑、不信任,成为大多数民众看待社会的思维定式,那是所有人都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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