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了一系列环保造假行为：山东昌盛矿业有限公司部分矿山刷绿漆；福建漳浦县非法开采企业将大量盆栽苗木简单盖土，甚至直接摆放在砂场，搞“盆栽式复绿”；河南三门峡市锦滨矿业公司在矿区环境恢复治理中，擅自将三门峡开曼矿区“山体喷绿”……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防航拍”伪装网。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到大量售卖该产品的店铺，收货人在200人以上的多达14家，销量最大的一家有2296人收货。这类店铺售卖的还有“绿化工程铺装”、“厂房伪装”等产品。

这篇报道还披露了更有“技术含量”的“撒药治污”。贵州贵阳市及开阳县对洋水河流域总磷污染治理敷衍应付，为使监测断面水质达标，在上游安装撒药装置，通过添加絮凝剂降低总磷浓度，污染物其实仍留在河道中。山东潍坊滨海开发区对围滩河整治中，本应控制污染源、清理河道，却通过“一段一段地撒药”来应对验收，不仅耗费巨资，验收后水质很快就回落到劣Ⅴ类标准。

此外，有一些地方竟敢伪造或假造以前的文件，编造无中生有的会议纪要，来应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很难想象，“绿漆刷山”这类自欺欺人的造假，已被曝光多年，仍会在当下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各种升级版。你说刷漆太假，我就制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装网，以至于催生了一个“造假产业链”。

造假行为终有败露的一天，参与造假的人不是不明白，但为何还敢以身试法？

一是可能不得不造假。我们知道，无论是矿山复绿，还是河流治污，均非一日之功可以解决，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如果上级定的指标过于严苛，时间过于紧迫，或者就根本没有财力完成任务时，下级官员迫于保住饭碗的压力，不得不默许造假或鼓励造假。

二是当地监管部门不作为。很显然，这种大张旗鼓的造假，当地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或有所耳闻。之所以听之任之，是因过去地方政府为保GDP，对许多污染行为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认真整治。如今中央督察组来了，只能关停企业或默许企业造假。有过去的不作为，才会有今日的乱作为；有昨天的养虎遗患，才会有如今的覆水难收。

三是民众和媒体对环保问题的监督力不足。如果当地民众、民间组织或媒体，对本地的环保问题有一定的监督力，企业和地方政府绝不敢这样公然造假。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地方政府对环保问题要有真作为真行动。如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动真格的了，但有一些地方政府仍抱着得过且过的应对思维。如最近山西洪洞县，就出现为环保对老百姓“封炉堵灶”的行为，明知是一时之举且破坏民生，却仍一意孤行，无非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地方政府讲信用、不造假，对当地企业和民众极为重要，它是当地社会信用的基石。造假一旦成为社会风气，就像传染性极强的病毒，会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造假文化，会动摇社会基本诚信，让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自尊感，只要不被发现就敢造假，甚至把法律明令禁止的一切不当禁区，整个社会的底线自然越降越低。这种病态心理不仅让人最终丧失基本道德感，把一切假象都视作社会常态，还会给法律的执行带来巨大困境，让民众渐渐失去对社会的信任，甚至不再信任自己。

其次，监管者或上级政府在确定这类环保目标时，要把工作关口前移，一定要到现场去脚踏实地调研，看看治理单位能否完成任务，资金如何落实到位，有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将很多企业污染或造假行为制止在初始状态。如果只是简单确定一个环保目标，制定一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办法，根本不考虑基层单位有无能力完成，不注意节奏的轻重缓急，只知道层层施压，那么催生造假行为就成了必然。造假也是有成本的，与其用这些资金来造假，不如投入到真实的环保行为中。

其三，要认知到环保治理是长期的行为，需通过各种差异化政策来推进，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环境治理的核心还是能源结构，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大部分能源依靠的仍是煤炭石化。欧美国家之所以解决了环保和GDP的矛盾，根本原因是解决了能源结构的问题。除了关停那些无法整改的“散乱污”企业，调整各地方的能源结构才能真正减少污染排放。对不同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行业要有不同的环保监管制度，只有多措并举、灵活应对，才能倒逼不同的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行业转型升级。这样既保护了当地环境，也不会影响中小企业发展，更不会逼着暂时无力改变现状的企业去造假。地方政府不能说只要重视环保了，就什么都“一票否决”；一说到加强管理，就凡事“禁”字当头。这样管理是简单省事了，但对企业和民生确实会带来极大困扰。

政策与法律的严肃，在于目标的精准和执行的公平。如果环保治理导致造假现象蔓延，那一定是我们的治理方式出现了问题，或是目标超出了社会承受力，或是方式方法过于生硬。比起环境污染来，造假行为的蔓延更让人感到恐怖，因为它会导致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如果造假、怀疑、不信任，成为大多数民众看待社会的思维定式，那是所有人都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