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 著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近日，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李礼携新书《求变者》来南京万象书坊参加沙龙活动。沙龙的题目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求变者”。

读者不难注意到《求变者》里出现的主要为王韬、严复、张謇、梁启超这样一批近代人物，而非我们这些年来热门流行的胡适、鲁迅、陈独秀。

我把严复、梁启超等称为“最后一代士”，把胡、鲁等称为现代以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盖因我们习惯把1840年以后的历史视为近代史，正如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于是，严、梁就成了近代人物，胡、鲁则为现代学者。1905年清廷取消科举，有科举经历和背景的严、梁等人就成了“最后一代士”。

当然，这里比较特殊的是严复。因为他留过洋，只不过在英国学的是海军。回国后又参加历次科考以博功名。胡、鲁等人不然，他们没有科考经历，学业在海外完成，不是东洋就是西洋。他们不仅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而且大都有硕博之类的学位（鲁迅例外）。为区别起见，姑且称他们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这其实是挨得很近的两代人，他们活在同一个时空舞台上，彼此之间还有交集。他们都可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求变者”，并且分别主导了20世纪前二十年的言论界。

两代人的求变

20世纪第一个十年，庶几就是梁任公的言论天下。他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影响却在国内。

第二个十年，《新青年》登场，大放异彩。梁任公等“最后一代士”被边缘化了。直到今天，谈到民国人与事，我们的眼球大抵还是集中在那些光鲜亮丽的现代人物身上。

现代是新人，近代则是旧人。虽然同为“求变者”，但新旧两代人对“传统”的态度却分明两样，同时对“现代”的选择也不同。这里不谈后者，只看他们在求变过程中如何面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

不妨借用一下“推陈出新”这个词。如果权宜，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陈的、旧的、传统的对象中推出新的东西来；一种是把陈的、旧的、传统的东西统统推倒从而另外出新。“最后一代士”大抵是前一种，“第一代知识分子”不少属于后一种。

梁启超在谈到传统出新时有这样的表述：“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其所本有”即传统，不是把它彻底推倒，而是通过“淬厉”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所本无”指西方，对其采补，无疑是一种“执西用中”（严复语）的拿来主义态度。毕竟中西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都需要采补。

这种“推陈出新”是一种“新传统主义”，它立足传统，又汲取西方的长处，并在传统与西方之间“调和”“会通”，最终让传统走向新生。

“第一代知识分子”不然，他们的推陈出新首先就是全盘推倒，除旧务尽，否则无法布新。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佩剑青年》信中说：“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新旧如此对立，只能“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我们过往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视为“反传统”，但现在看来“反”这个词并不到位。毕竟传统文化有它可反的一面，如果这种反是批判的话。

无论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有大量传统批判的文字。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幽暗的一面呢？只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不是“最后一代士”扬弃式的反，而是一种断裂式的反。

《新青年》开办之初有谈“新旧问题”文（作者汪叔潜），其中写道：“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结论是“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由于新文化对文化传统的态度是“须一律扫除”，所以与其说它是反传统主义，不如说它是“去传统主义”。

这样的征引如果抽象，比喻似更能说明问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新与旧，梁启超既然主张“调和”，即在调和中同时做到又进取又保守，两不偏废；因此。他有这样一个比喻：“譬之蹞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人之行走，设若去掉保守之一足，或没有它的支撑，又何以进前。

相映成趣的是，此前严复在《主客平议》中也有过相同的论述：“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

和这个“手足之喻”形成对比的是“粪喻”，它来自《新青年》的两位学者，一位是陈大齐，一位是钱玄同。两位都是留日学者（陈大齐后来又留德），当时都是北大教授。

他们两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以“通信”的方式批判传统文化。陈大齐先讲了一个日本笑话：一个人眼睛有病，去看医生。医生说眼珠不干净，取下来洗洗就好。眼珠洗好后，晾晒在院子里，不料飞来一只老鸦把眼珠给叼走了。医生无奈，只好用一只狗眼来代替。过了一阵子那人又来找医生。医生问眼睛如何。那人说很好，只是有一件怪事，自从眼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又香又甜。”

陈大齐的“粪”当然是指传统文化的糟粕，他认为“中国大多数人的眼珠都被那个医生掉了枪花了！”现在的任务是要把被换去的眼珠换回来。钱玄同深以为然，他接过话头，把八股、策论、试贴比作“粪学结晶体”，又把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的古体字怪文章，包括后来的半部《文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文法、通凡古典的一切，都称为“粪学”。两人还合计要编一部“粪谱”以警世人。

两种推陈出新

直到1930年代，我们在鲁迅那里还能看到当年要编的“粪谱”。五四新文化人有一个特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此熏染。

鲁迅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表达了他对苏俄的称赞，因为苏俄人面对传统时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

鲁迅列举的五个对象，加上后面的省略号其实囊括了传统的一切。唯有将这一切抛掉，新的制度才能空前，才能涌现。这正是上面所说的推陈出新的第二种含义。

两种推陈出新，区别开了两种不同的“求变者”。求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问题在于如何求变。“最后一代士”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同的答卷，我们今天何择何从？

“第一代知识分子”自有其长，但旧派人物也有他们的精彩。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我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后者。李礼的《求变者》正是对后者作了系列性的书写，这便是我乐于向在座“90后”年轻人推荐的理由。

除此之外，《求变者》在书写上我也很欣赏。它由三副笔墨构成，一是有关历史人物的叙事，一是针对历史现场如故居、墓地、纪念馆等空间的当下描写，间以人物事件展开的议论。这使得这本书可读、好读和耐读，它同样使我乐于推荐这本书。

当时在场的，有我一个毕业不久的学生，这两天他出发到昆明寻访当年西南联大。看他的微信，机票旁边就是《求变者》。我很高兴，为作者高兴，也为读者高兴。希望人们能通过这本书走向这些早已被历史尘封的“最后一代士”。

有道是：越是被遮蔽，往往越是有价值。

（邵建：著名学者，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著有《瞧，这人——日记、书信与年谱中的胡适》《知识分子与人文》《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