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者:“最后一代士” 和第一代知识分子
2019/09/15 | 邵建 | 阅读次数:1584 | 收藏本文

《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 著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近日,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李礼携新书《求变者》来南京万象书坊参加沙龙活动。沙龙的题目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求变者”。
读者不难注意到《求变者》里出现的主要为王韬、严复、张謇、梁启超这样一批近代人物,而非我们这些年来热门流行的胡适、鲁迅、陈独秀。
我把严复、梁启超等称为“最后一代士”,把胡、鲁等称为现代以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盖因我们习惯把1840年以后的历史视为近代史,正如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于是,严、梁就成了近代人物,胡、鲁则为现代学者。1905年清廷取消科举,有科举经历和背景的严、梁等人就成了“最后一代士”。
当然,这里比较特殊的是严复。因为他留过洋,只不过在英国学的是海军。回国后又参加历次科考以博功名。胡、鲁等人不然,他们没有科考经历,学业在海外完成,不是东洋就是西洋。他们不仅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而且大都有硕博之类的学位(鲁迅例外)。为区别起见,姑且称他们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这其实是挨得很近的两代人,他们活在同一个时空舞台上,彼此之间还有交集。他们都可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求变者”,并且分别主导了20世纪前二十年的言论界。
两代人的求变
20世纪第一个十年,庶几就是梁任公的言论天下。他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影响却在国内。
第二个十年,《新青年》登场,大放异彩。梁任公等“最后一代士”被边缘化了。直到今天,谈到民国人与事,我们的眼球大抵还是集中在那些光鲜亮丽的现代人物身上。
现代是新人,近代则是旧人。虽然同为“求变者”,但新旧两代人对“传统”的态度却分明两样,同时对“现代”的选择也不同。这里不谈后者,只看他们在求变过程中如何面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
不妨借用一下“推陈出新”这个词。如果权宜,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陈的、旧的、传统的对象中推出新的东西来;一种是把陈的、旧的、传统的东西统统推倒从而另外出新。“最后一代士”大抵是前一种,“第一代知识分子”不少属于后一种。
梁启超在谈到传统出新时有这样的表述:“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其所本有”即传统,不是把它彻底推倒,而是通过“淬厉”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所本无”指西方,对其采补,无疑是一种“执西用中”(严复语)的拿来主义态度。毕竟中西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都需要采补。
这种“推陈出新”是一种“新传统主义”,它立足传统,又汲取西方的长处,并在传统与西方之间“调和”“会通”,最终让传统走向新生。
“第一代知识分子”不然,他们的推陈出新首先就是全盘推倒,除旧务尽,否则无法布新。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佩剑青年》信中说:“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新旧如此对立,只能“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我们过往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视为“反传统”,但现在看来“反”这个词并不到位。毕竟传统文化有它可反的一面,如果这种反是批判的话。
无论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有大量传统批判的文字。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幽暗的一面呢?只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不是“最后一代士”扬弃式的反,而是一种断裂式的反。
《新青年》开办之初有谈“新旧问题”文(作者汪叔潜),其中写道:“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结论是“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由于新文化对文化传统的态度是“须一律扫除”,所以与其说它是反传统主义,不如说它是“去传统主义”。
这样的征引如果抽象,比喻似更能说明问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新与旧,梁启超既然主张“调和”,即在调和中同时做到又进取又保守,两不偏废;因此。他有这样一个比喻:“譬之蹞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人之行走,设若去掉保守之一足,或没有它的支撑,又何以进前。
相映成趣的是,此前严复在《主客平议》中也有过相同的论述:“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
和这个“手足之喻”形成对比的是“粪喻”,它来自《新青年》的两位学者,一位是陈大齐,一位是钱玄同。两位都是留日学者(陈大齐后来又留德),当时都是北大教授。
他们两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以“通信”的方式批判传统文化。陈大齐先讲了一个日本笑话:一个人眼睛有病,去看医生。医生说眼珠不干净,取下来洗洗就好。眼珠洗好后,晾晒在院子里,不料飞来一只老鸦把眼珠给叼走了。医生无奈,只好用一只狗眼来代替。过了一阵子那人又来找医生。医生问眼睛如何。那人说很好,只是有一件怪事,自从眼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又香又甜。”
陈大齐的“粪”当然是指传统文化的糟粕,他认为“中国大多数人的眼珠都被那个医生掉了枪花了!”现在的任务是要把被换去的眼珠换回来。钱玄同深以为然,他接过话头,把八股、策论、试贴比作“粪学结晶体”,又把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的古体字怪文章,包括后来的半部《文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文法、通凡古典的一切,都称为“粪学”。两人还合计要编一部“粪谱”以警世人。
两种推陈出新
直到1930年代,我们在鲁迅那里还能看到当年要编的“粪谱”。五四新文化人有一个特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此熏染。
鲁迅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表达了他对苏俄的称赞,因为苏俄人面对传统时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
鲁迅列举的五个对象,加上后面的省略号其实囊括了传统的一切。唯有将这一切抛掉,新的制度才能空前,才能涌现。这正是上面所说的推陈出新的第二种含义。
两种推陈出新,区别开了两种不同的“求变者”。求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问题在于如何求变。“最后一代士”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同的答卷,我们今天何择何从?
“第一代知识分子”自有其长,但旧派人物也有他们的精彩。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我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后者。李礼的《求变者》正是对后者作了系列性的书写,这便是我乐于向在座“90后”年轻人推荐的理由。
除此之外,《求变者》在书写上我也很欣赏。它由三副笔墨构成,一是有关历史人物的叙事,一是针对历史现场如故居、墓地、纪念馆等空间的当下描写,间以人物事件展开的议论。这使得这本书可读、好读和耐读,它同样使我乐于推荐这本书。
当时在场的,有我一个毕业不久的学生,这两天他出发到昆明寻访当年西南联大。看他的微信,机票旁边就是《求变者》。我很高兴,为作者高兴,也为读者高兴。希望人们能通过这本书走向这些早已被历史尘封的“最后一代士”。
有道是:越是被遮蔽,往往越是有价值。
(邵建:著名学者,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著有《瞧,这人——日记、书信与年谱中的胡适》《知识分子与人文》《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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