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档战绩出炉，两部港片《扫毒2》和《使徒行者2》的票房成绩飘红，再联想到更早之前《无双》在金像奖上的大获全胜和票房热卖，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老港片迷们，再一次开始憧憬着港片的复兴。

然而，清点最近一年的港片，人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成绩只是“例外”，大量作品在影院里仍在面对无人问津的尴尬。如今，两地电影人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过去引以为傲的香港电影工业早已不复存在。与早期双向融合与共生的关系不同，香港电影，如今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内地的体系，这种依赖的关系，有点像是“寄居”。

港片的式微

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港片辉煌年代的年长一些的观众而言，“港片”两个字，是一个带有魔力的名词。它意味着一种简单粗暴的视听刺激、一种豪气奔放的快意恩仇、一种酣畅淋漓的情绪宣泄，它是极大一部分国人对于电影的最初认知，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两三代人的审美。所以，总有人时不时地借港片来怀旧感伤。因为眼前的现实是，内地的银幕数年年激增，但我们能在这些银幕上看到的港片，却是肉眼可见的稀少。

就以2019年为例，除了《扫毒2》《使徒行者2》和《反贪风暴4》这么少数几个例外，银幕上演的港片，几乎都难以给人们留下太多印象。王晶野心勃勃的《追龙2》铩羽而归，春节档阵容堪称豪华的《廉政风云》也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至于体量更小一些的《家和万事惊》《逆流大叔》和《九龙不败》这样的作品，基本属于无人问津。一年过去大半，内地上映的港片一双手便数得过来，整体的成绩，实在难言理想。

港片的式微，早已非一日之寒，“港片已死”是个差不多喊了十多年的口号。除了每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前后那半个多月的时间，还会有人对港片投去一抹眷恋的关照，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很难想起一年中的银幕记忆，和港片有多少关联。

导演文伟鸿的团队在西班牙潘普洛纳为《使徒行者2》拍摄奔牛节画面。

这种凋零衰朽的态势，从近年来金像奖那尴尬的提名名单就可见一斑。每年都在矮子里拔高个的这份名单，处处都体现着港片的捉襟见肘。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港片过去引以为傲的香港电影工业早已不复存在。香港电影，如今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内地的体系，这种依赖的关系，有点像“寄居”。

在港片刚开始与内地电影工业广泛合作的十多年前，这种合作还包含大量的互相往来与交流，是一种双向的融合与共生关系。那期间，这种合作的产物，被叫做“合拍片”。但近些年来随着内地电影工业的迅速崛起，内地与香港电影工业的体量早已不在同一个量级，过去的互相交融，变成了单向的吸纳和吞并。

所以，近年来我们甚至都很少再听到“合拍片”的概念，我们看到的大量由香港导演执导、香港演员主演的电影，其实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内地电影。从投资、制作到后期制作和发行宣传，这些电影的主要工作全部是由内地完成，香港电影提供的，只剩下人。大量的香港电影人，在这些内地电影里扮演着一名普通演职人员的身份，用他们的专业技巧与素养，影响着内地电影工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拥有在整个亚洲都堪称领先的电影工业。这套完备的工业体系，是港片黄金时期的根基，正是这套工业体系造就了港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超高产量，同时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在今天的内地电影里，除了大家都能看到的导演、演员、编剧这些重要主创，在人们看不见的摄影、美术、服装设计、武术指导等等幕后岗位，都充斥着大量香港电影人的身影。在内地同行面前，他们的理念和技术都更加先进，因此内地电影这些年来的进步，与香港电影人的大量北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条艰难的北上之路

香港回归20多年来，北上内地，几乎成了所有香港导演的唯一出路。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上，你能找到每一个熟悉的名字。

在北上的香港导演中，境况当然不尽相同。

有人如鱼得水，比如徐克、陈可辛和周星驰。他们在香港成名已久，人脉与资源深厚，江湖地位显赫，北上内地于他们而言，是鱼入大海，适得逍遥自在。内地更加雄厚的资金和数量巨大的受众群体，为他们本就擅长的商业类型片提供十足的能量和动力，在内地这片广阔得多的商业蓝海上，他们实现了远比在香港更高的商业成就。

而且与此同时，还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自我风格。如果我们认可王晶那始终不变的套路也是一种风格，那么也可以把他划入这一行列。

也有人水土不服，比如更加文艺的许鞍华、张婉婷和陈果。他们早年在香港拍摄电影，都是金像奖和金马奖提名获奖的常客，但到了更加趋利的内地，却难以坚守自己的艺术风格与诉求。他们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三城记》《九龙不败》等作品，不是过于前卫，就是过于落伍保守，他们的作者意识，似乎注定要在与资本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进退失据。

有人更注重保留港片的原汁原味，比如邱礼涛、庄文强和麦兆辉。虽然不可避免会在他们的作品里糅入大量内地元素，但是他们拍出来的电影质感，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港片味道。

他们当中的分别无非是，更加精细考究的庄文强会打磨出《无双》这样工匠式的精品，而邱礼涛高举的则是“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草莽大旗。但无论他们的电影于形于神多么像我们熟悉的港片风味，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这些电影背后，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内地的投资。

更多的人拍摄的作品，已经不会再有人把它们视作港片。像郑保瑞执导的《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和监制的《烈火英雄》，以及国庆即将上映的李仁港执导的《攀登者》，都是此类典型。港片的类型色彩，倒是为这些内地的主旋律电影增添了几分与过去不同的气质与元素。

这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存在，是杜琪峰。九七回归之后，杜琪峰与他一手创办的银河映像，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扛起了本土港片的大旗。杜琪峰能够在坚守自己作者式创作的同时，兼顾影片的类型化和商业性，成为了在香港愈发艰难的行业里极为少有的幸存者。他是最晚北上内地的香港大导，也是在北上之后依然保持了自己强烈个人风格的导演。但无奈的是，他的北上之作，大多票房不尽如人意。最后的两部作品《华丽上班族》和《三人行》都因为具备一定的实验性质而不被市场认可。

大佬杜琪峰北上试水的境遇，或许正是大量香港导演北上发展的一个缩影。离开了自己最熟悉的创作环境与土壤，如果还想在自己的作品里坚持自我的风格与表达，往往会在与内地强大资本的角力中遍体鳞伤。

自此之后，杜琪峰索性退守香港本土。但是香港有限的行业空间又难以让他施展拳脚，传言中的《黑社会3》迟迟未见动静。自己的作品进展缓慢的同时，杜琪峰便着力培养年轻一辈的导演。近年来在香港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有不少都得到了杜琪峰和银河映像的栽培与扶持。

导演如此，演员同样也并不好过。除了当年的“一成二周”依然具备一定的票房影响力之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几位的作品数量总是很少），过去我们熟悉的香港演员，在内地市场的影响力都已不复当年：

像刘青云、梁家辉、吴镇宇、任达华这样影帝级的演技派，要么是在粗制滥造的类型片里混迹，要么是在一些制作更大的影片里担纲配角，有的人甚至无片可接。

即便是像刘德华、梁朝伟、郭富城这样咖位更大的明星，也不再有呼风唤雨的票房影响力，他们的演出，很多时候仅仅像是完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行活儿。

只有古天乐和张家辉等少数中生代男演员在勉力支撑港片最后的阵地。与之对应的另一面是，香港本土的女演员，近乎全军覆没，只剩下新鲜面孔打酱油。

在行业内最具话语权的导演和演员尚且如此，其他幕后的技术类职员的境遇亦可想而知。在内地电影工业愈发强调资本的时代，香港电影人，只能在这架庞大的机器里，当好一颗尽责的螺丝钉。

《反贪风暴4》拍摄现场。

从“纯港片”到“华语片”

要想看到最纯正的港片，我们还是得到香港本土去寻找。

受制于愈发逼仄的行业环境，香港本土如今已很难支撑像《无双》这样更大规格的制作，充其量也只能完成像《扫毒2》这样更具B级片气质的作品。两相比较，后者的粗糙便显而易见。

更多时候，香港本土只能出品一些成本更低、制作更加单薄的影片。这些影片要么是走温情路线的市民电影，要么就是新人导演的处女作，还有一些，则是完全靠色情和血腥吸引眼球的所谓三级片（这样的三级片每年都会出产一批，但大多不会进入内地观众的视野，质量也过于低劣）。

虽然成本极其低廉，但是这些温情的市民电影和新人作品，也不乏质量尚可的佳作。得益于年轻导演的认真与拼劲，以及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审美，这些电影大多具备相当的人文关怀，同时有值得称道的表演，后者则往往仰赖那么一两位老戏骨级的演员帮衬。有曾志伟、惠英红这样的演员加持，整部电影的质量，瞬间便立了起来。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同属此类的不少影片，往往也能获得一些金像奖的提名，但是其作品成色，就有更多明显的缺陷与瑕疵。一些影片往往只剩一口所谓港人的精气神，除了在主题上不断渲染强调港人的自强与奋斗精神，内容过于空洞无物。金像奖的提名，更多也像是一种象征性的支持与自勉。当整个行业的衰微大势已定，港人精神有时就成了最后的遮羞底线。

今时今日，谈论“港片复兴”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港片注定已不可能恢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但港片也从未真的死去，日渐凋零的香港电影工业，正在以不可逆的态势，融入更加庞大的内地电影。在那些有香港电影人参与的影片中，我们总是能多多少少地看到港片的影子。

或许我们早就不该再纠结于“港片”的这个定义和概念，我们很难说像《无双》这样由内地参与重要投资、有内地演员担任主演、同时又由香港主创团队完成制作的电影，到底是一部港片，还是一部内地电影。

最适合它们的称谓，是“华语片”。近年来两岸三地电影业愈发紧密的合作与交融，让过去以地域划分的概念失去了现实意义。在相同的文化根基之上，两岸三地的电影越发像是一个整体。

当然，总有人会坚守在香港本土，哪怕环境更趋恶劣，行业空间更加狭小，但对于那些年轻的新导演而言，香港始终有更加自由的创作氛围。在那些关注度和知名度寥寥的作品里，每年总会诞生惊喜。这一点惊喜，就是希望，是未来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