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公共利益学者阿隆·米勒的一篇题为《总统们总是使我们失望的五个原因》，从奥巴马总统连任六个月后似乎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谈起，谈及许多总统总不能使人满意，并分析了原因。笔者因此想到“美国人究竟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总统”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简单探讨一下。

奥巴马是第44届美国总统。这历届44名总统自然各有个性，政策有异，功过不一，口碑也不同，尤其因选民们政治观点相异、好恶不同，总统们得到的评价往往截然迥异，所以我们若要褒贬总统，也只能来一个大概其，援用大多数人的看法。

高大的和伟大的总统

美国总统在人们印象中身材似乎都很高大。第16届总统林肯是最高的一个，6.4英尺（1米93），这似乎很合乎他这个“奴隶解放者”的身份。为反对国家分裂，他以极大气魄带领北方军民艰苦奋战，在南北战争中赢得胜利，解放了南方的黑人奴隶。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之所以选择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电影《林肯》，除了他的气质和演技外，他和林肯几乎一般高这一条件也很重要。这部电影着重描述林肯的最后岁月：他要打赢南北战争，又急于在战争结束之前通过《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即宣布美国将不再存在奴隶制和非自愿奴隶状态，因为他知道，一旦战争结束，这个修正案就永远通不过。为了对付保守势力，能使国会通过修正案，他殚精竭虑，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两党政客之间，既有坚定的意志，又有诡秘的机敏，有时软磨，有时硬抗，有时苦口婆心，有时拍案而起。从1863年宣布《解放黑奴宣言》到1865年通过《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林肯得罪了大批种族主义者，就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五天，在华盛顿福特戏院观剧时被行刺，第二天清晨即去世。戴－刘易斯演活了林肯，影评家们说，出现在银幕上的就是林肯，而不是别人，没有丝毫表演痕迹，他因此荣获2013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美国人因观看《林肯》而更了解、更崇敬这位可与华盛顿并列的“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华盛顿是名正言顺的“最伟大总统”，因为他是“战争中居第一，和平中居第一，在其同胞心中也居第一”（军事家亨利·李赞辞），也因为他谦逊、不恋栈，在第二任期后毅然退休，为后来的总统们作出了榜样。第19届总统海斯也因不恋栈、表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且言而有信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1865年2月5日，亚伯拉罕·林肯肖像。其总统任内，

林肯废除了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

美国总统中其实也有矮小的，如第23届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只有5.6英尺（1米69）。最矮的则是第4届总统麦迪逊，5.4英尺（1米63）。他身子矮，面容也枯槁，显得疲惫衰迈，作家华盛顿·欧文形容他“只是一只约翰苹果”，所谓“约翰苹果”指的是放到圣约翰节才吃的已经干枯的苹果。他的太太多莉则丰腴、艳丽、热情，作为第一夫人，当时她是首都华盛顿的“接受干杯祝福者”，也即备受尊崇者。当然，麦迪逊在政治上要比他太太更受人尊崇。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思想家、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深知国家根本法——宪法对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他协助召开立宪会议，负责起草美国宪法及其人权法案（即宪法修正案前十条），热心宣传宪法，认真实施宪法，功绩卓著，因而被誉为“宪法之父”。

麦迪逊当总统的8年期间在外交方面困难重重。1812年英美之间因通商和禁运争端发生第二次美英战争，值得美国人骄傲的是，美国国歌即诞生在由麦迪逊统率的这场战争中。1814年9月，英军炮击巴尔的摩附近的麦克亨利堡，当时被扣押在一艘英国军舰上的律师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一夜耳闻炮声不断，翌日黎明见城堡上空依然飘扬着星条旗，激动地写下歌词《保卫麦克亨利堡》，并填入当时流行的英国歌曲《致天国里的阿纳克利翁》，歌曲立即以传单形式传开，并发表在巴尔的摩《爱国者报》上，很快被广泛传唱，就是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国歌《星条旗》。当时杰克逊少将在新奥尔良战役中率部击败英军，取得反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若干年后，他因此当上第7届美国总统。

大多数美国总统来自底层社会

杰克逊出生于卡罗来纳乡村的一所原木小木屋里。所谓“原木小木屋”（log cabin)是用凿出槽口的粗砍原木搭成、用泥土填缝的住屋，原是芬兰建筑，17世纪特拉华的瑞典移民最先在新大陆盖这种房子。1840年总统竞选期间，威廉·哈里森的支持者佯称他生于原木小木屋，这不仅有助于他竞选成功，而且使“原木小木屋”色彩鲜明地成了出身贫苦、生活艰难的象征。

真正生于原木小木屋的美国总统除了杰克逊外，还有林肯、波尔克、菲尔莫尔、布坎南和加尔菲德。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人并不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出身，不管你是否在小木屋里诞生、长大，不管你是否有高贵的门第，你和你的家庭虽不属于上层社会、侯门贵族，但只要你有抱负、才华和能力，我们就可以选你当总统。“贵族”这一概念在美国大选中是个贬义词，1840年大选中，辉格党把民主党现任总统范布伦描绘成一个“贵族”，说他“懒洋洋地呆在总统府里，用科隆香水轻轻拍着周身、呷着从银制冷器里倒入进口玻璃杯里的香槟”，就这样丑化了范布伦，使辉格党候选人哈里森得胜。

后来经济发展了，大家都不再住原木小木屋了，但平民阶层和普通家庭仍然存在，许多美国总统就是来自那些普通的平民家庭：范布伦的父亲是个开小旅馆的农民。麦金利是一个铸铁匠的儿子。哈丁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柯立芝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小店店主。胡佛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杜鲁门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奶酪厂的技师。约翰逊说自己是“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乡村孩子”。尼克松的父母经营一个杂货店。卡特自己曾在农场种花生、在街上叫卖煮花生。里根生在贫苦家庭，小时候在中学运动会上卖过家制爆米花。克林顿是个遗腹子，母亲是个护士。奥巴马的父母很早离婚，父亲死于车祸，他由家境并不好的外祖母抚养长大。

总统中也有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如华盛顿、杰斐逊都来自拥有黑人奴隶的大种植园主家庭，两人都具有强大的政治魄力和英雄气概，为美国独立、为建立一个“农业共和国”而战。这两个开国元勋的巨大头像与林肯、老罗斯福一起被刻在南达科他州什莫尔山顶峰。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都出生于富商家庭，从小衣食无忧，上得起哈佛大学，可贵的是，在他们当总统后，都能公平施政，不忘努力帮助“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者”，为贫苦的弱势群体谋利益，所以这两个伯仲总统至今常被人称道。

显然，大多数美国总统是从底层社会走出来的。他们或上学，或从军，然后从政，经过自己的奋斗、党派的支持，最后进入白宫。从他们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来看，美国人对两种人最推崇、最愿意让他们当总统：律师和军人。这或许也可间接说明，美国重视法律，是个法治社会；美国尚武，是个好战国家。

在44名总统中，有19名原先是律师，占总统人数的43％。从杰斐逊、麦迪逊、林肯、威尔逊到小罗斯福、尼克松、克林顿、奥巴马，一个个都是在美国有“社会工程师”、“社会正义之斗士”等别称的律师。不论他们在执政期间是否真成了“社会正义之斗士”，但美国选民们确实期望他们为国家设计良策、为维护社会正义而斗争。其中杰斐逊，不仅懂法、立法、执法，既是律师，又是政治家、外交家，而且知识渊博、多才多艺，既是作家、哲学家，又是建筑家、发明家，退休后继续研究其终生喜爱的科学、建筑、哲学和艺术，并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所以格外受人崇敬。他去世时正值《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其墓碑上刻有他自拟的铭文：“美国《独立宣言》撰写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撰写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美国总统中从戎当过士兵或将领的有13名，占总统人数的29.5％，其中有门罗、杰克逊、泰勒、格兰特、塔夫脱、老罗斯福、杜鲁门等。有的还既是军人又是律师，如门罗、皮尔斯、海斯、麦金利和哈里森。门罗在大陆军中作战勇敢，负过伤，曾向杰斐逊学法学，后当律师，当选国会参议员后与杰斐逊和麦迪逊组成民主共和党（民主党前身），任总统时发表著名的《门罗宣言》（1823），宣称美国不能容忍欧洲列强将美洲视为未来的殖民对象，其内容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

总统们的“妙语”

应该说，历届美国总统的智慧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气魄有强有弱，个性也不同。在人们印象中，华盛顿诚实稳重，意志坚强；亚当斯博学多才，善于思考；老罗斯福文武双全，著作等身；小罗斯福谦和儒雅，平易近人；柯立芝个性木讷，沉默寡言；杜鲁门直率泼辣，口无遮掩；肯尼迪以富有朝气和个人魅力著称；唯一一个当过演员的总统里根谈吐幽默，善于演说；克林顿以很“酷”的个人魅力和亲和力讨人喜欢；作为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以真实自然、演讲富有感染力而既受黑人、又受白人欢迎。

1962年2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钻进宇航员约翰·

格伦的“友谊7号”飞船，格伦刚刚结束了人类第一次太

空环绕地球之行。

不少总统擅长辞令，知道口才好坏不在于滔滔不绝、长篇大论，而在于言简意赅、精警自然。华盛顿的第二次就职典礼演说仅有133个字，只讲了2分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讲了仅3分钟，留下了“民有、民治、民享政府”这一名言。而那天在葛底斯堡士兵公墓落成典礼上讲了两个多小时的学者、政治家爱德华·埃弗斯特，没有留下任何让人回味而铭记的话语。林肯第二次就职典礼演说稿仅35行文字，其中“我们对任何人未心存恶意，对所有人怀有好心”等句至今常被引用，当时不少听众被感动得流泪。

不过，总统中也有爱夸夸其谈者。如第9届总统哈里森，他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凄风苦雨中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总统就职演说，结果患了感冒，后转成肺炎，上任一个月后即去世，成了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

第30届总统柯立芝则以寡言少语著称，外号“沉默的卡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仅用一句话发表一项声明：“我不打算在1928年竞选连任”，然后宣布散会。有一次宴会上，一个陪他进餐的妇人对他说，她和朋友们打赌，她可以让他说一句超过3个词的话。他答道：“你输了。”在英文里，“You lose”仅两个词。

总统们也往往有不少“妙语”。好莱坞电影先驱人物高德温说话吐字不清，语法不准，用词不当，常闹笑话，美国英语中便有了“高德温妙语”这一俚语。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英语中则增加了“布什妙语”这个新俚语，人们为此出小册子，出光盘，上网络，传为笑谈。布什的妙语很多是语法和拼写错误，如复数名词后跟单数动词，单数名词后跟复数动词，于是出现了“Is our children learning?”（“我们的一个孩子们在学习吗？”）之类的幼稚错误。他还有逻辑错误，如说“如果你说你要做什么又不去做，那就值得信任”，“我们对北约组织有坚定承诺，我们是北约组织的一部分，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

布什妙语令人觉得他很诚实，因为他公开说过，大学成绩为C的学生也可当上总统，他的妙语连篇证明了他的大学成绩确实是C。不过，小布什终于成了一个不讨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的总统，因为他其实很不诚实，竟用谎言把美国引向战争，那场伊拉克战争使他成了“最糟糕甚或最差的总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语）。

总统们总是使人失望的五个原因

历史上有好几个美国总统不讨人喜欢，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沾上了不清廉的名声。

他们中有杰克逊，尽管他上台前战功赫赫，上台后实行“杰克逊民主政治”，但他任人唯亲，以官职奖赏其政治支持者，大搞“政党分肥制”，又把一批亲信搜罗为比内阁更有势力的“厨房内阁”，用破坏民主的手法来搞所谓的“民主运动”。

他们中有格兰特，因为他喜好裙带风，听任其亲信大搞“裙带官分肥”，所造成的政府内部腐败无能状况达到惊人程度，贿赂、贪赃、欺诈、抛售黄金等丑闻层出不穷，涉及财政部、内务部、战争部等许多政府部门，他自己也与垄断黄金市场的投机商人有来往，并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匿名股东。

他们中还有哈丁，他执政期间发生的多起贪污腐化事件统称为“哈丁丑闻”，其中“茶壶丘丑闻”最引人注目，那是1921年，内务部长艾伯特·福尔未经招标，便将位于怀俄明州茶壶丘等地的海军储备油田秘密租给私人企业，他自己接受巨笔贿款，最后被捕判刑。哈丁本人与罪案并无牵连，但他用人不当的错误使他自己都感到震惊。

众所周知，当代最后成为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和小布什，一个因“水门事件”不得不引咎辞职，一个在尚未停息的伊拉克战争炮火声中黯然下台，此处似不必赘述。后人从他们身上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官吏不论大小，都要老实透明，不能欺骗说谎，永远要以“诚实总是上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了解一下美国总统们为何常使人失望，作者将之归结为五个原因，笔者摘译如下：

（1）总统职位本身的问题。总统职位本身为执政成功设置了最大障碍，总统所面临的挑战远远超过他们手中的权力。开国元老们并不希望总统的职权很微弱，但他们也要求在过多权力与太少权力之间取得平衡，为此所建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相互制约制衡，其权力不是分隔而是分享。总统有很多权力，可通过下达行政命令采取单方面行动，在紧急情况下甚至不需国会批准就可宣战，但他无法使美国规避全球化经济的衰退，无法立即打赢对外战争，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也无法堵住墨西哥湾上的漏油。约翰逊总统在越战期间感到自己像一个在公路上挨得克萨斯冰雹袭击的搭便车者，无处可逃可躲，也无法让冰雹停下。奥巴马总统有时一定有类似感觉。康涅狄格州新城小学滥杀事件后，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会制订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法案出来后被参议院封杀，总统权力竟抵不过国会及院外游说集团的权势。

（2）不切实际的期望。政治家总以演说开张，我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往往有距离。政治是向民众允诺什么，政府治理则是民众能得到什么，允诺与实际得到之间也总有距离。我们期望我们的总统是超人、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稣的混合体，奥巴马由于没有显示足够的领导能力，便既受朋友、又受敌手的敲打。

（3）总统职位过于个性化。我们的政治和新闻媒体的实质就是迫使我们对白宫里发生的每件事都感兴趣。在大选年，直接初选，持久的竞选，全民普选，媒体24小时的报道，这一切都把总统的形象过分放大，过于突出个人，这也就迫使总统作出他无法兑现的保证。平时对总统的不间断报道忽视了领导阶层所需的隐秘性，往往有损于总统的影响力。

（4）总统工作过于繁重。《名利场》杂志一名记者曾获准在椭圆形办公室了解奥巴马的工作情况，发现他在并非最忙的一天里做了这些事情：对西弗吉尼亚州矿难的事后处理；为联邦最高法院一个空缺提名；审阅亚利桑那州一项法案，该法案赋予警察权力核查可能是非法移民的人的身份；处理联邦应急事件处理局的经费短缺问题；任命1名联邦上诉法庭法官、7名联邦检察官和6名联邦法院执法官；为乡村歌手伽斯·布鲁克斯颁奖。

（5）盲目追寻英雄。我们似乎更喜欢谦逊恭顺、平易近人的人，所以有很多关于总统的传说：杰斐逊在白宫亲自开门、克利夫兰自己接听电话、杜鲁门离任后单独和妻子驾车遍游东北岸胜地，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也渴望有我们的英雄，羡慕欧洲有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查理大帝这样的伟人，希望在白宫也出现这样伟大的英雄人物，却常因一时见不到而对总统不满。

该文作者在文章结尾问道：“怎么办？”他自己答道：降低期望；不要放弃寻找优秀领导人，但要明白总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指望“一号”人物来解救我们，这不是美国方式；节制我们对总统的幻想，这或许会使我们不再期望总统成为伟人，而允许他们开始做好人，做好事。笔者觉得此话有理，总统如果只做好人、只做好事，尽管不是伟人，也一定会受到美国人民的喜欢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