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清澈且坚定的眼睛直视着你，你会被那种眼神牢牢抓住，但并非为了攻击或者灌输，而是为了表明“我做到了”。

7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北京亮马桥一家文艺气息风格浓厚的酒店五层，我见到了伊藤诗织。她穿着无袖米白色长裙，踩着酒店拖鞋，用发胶固定好棕色短发，露出精致的五官。此刻她正倚靠在侧窗旁的沙发上，用标准的美式英语对着一台摄像机诉说自己的故事。

房间的写字台上，放有她依据自身遭遇性侵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旁边是一支笔和一小杯茶。这次来华，除了宣传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炉，也是为了和中国读者聊聊在日本难以启齿的性别议题。

2013年，留学美国的伊藤诗织与东京广播公司（TBS）时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相识——他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2015年4月，为了在对方部门找一份工作，伊藤诗织主动邀约这位知名前辈。在东京惠比寿一家寿司店见面，他们喝完啤酒后又喝了清酒。过了一阵，她觉得头晕目眩，在卫生间晕了过去。次日清晨醒来，她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床上，被山口敬之压在身下，全身赤裸。

事发后，伊藤诗织向警方报案称遭遇性侵，山口敬之却对这一指控矢口否认。最终，刑事诉讼起诉并未成功。接下来，伊藤诗织选择以专业记者的方式来撬动日本社会的“黑箱”：开新闻发布会，写书，向公众披露自己的经历。

无论如何，这都是日本女性从不曾涉足的一条路。“有人对我说：如果你把它讲出来，它就会毁了你的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我的后果。但是，假如我选择沉默，我就没法活到今天。”面对质疑，伊藤诗织如此说道。

中国之行备受追捧

这不是我第一次与伊藤诗织对话。2018年1月，我首次与旅居英国的她通电话，当时距她在日本召开记者会不到三个月。她用日语复述了自己的遭遇，在作评价时用词谨慎、声音很轻，夹带着不少语气词。隔着电话，我的脑中浮现出一个置身国外的弱小受害者的形象。

2017年10月起，以“#MeToo”为主题的反性骚扰运动由好莱坞女星发起后，短短几个月内如星火燎原，从文娱界到传媒界再到政治界，从北美到欧洲再到东亚，全球女性被鼓励站出来说出真相，曝光出诸多性骚扰乃至性侵案件。

彼时的伊藤诗织以“日本#MeToo运动第一人”的身份走进我们的视野。《黑箱》日文版发行之际，扉页上的简介写着：伊藤诗织，1989年生，记者。但到今年4月中文版付梓时，她身上的标签明显丰富了许多。

作为“受害者”，她诉诸法律手段，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起诉性侵的女性；作为《日本之耻》纪录片的主角，她将镜头对准自己揭开伤疤；作为东方女性代表，2018年12月她受邀参加欧洲委员会世界民主论坛，与世界各地的传奇女性交流；作为记者，她于2018年9月走访了位于塞拉利昂的一家性侵受害者救济中心，采访了一位被强奸怀孕的14岁女孩。

很多中国读者被《黑箱》封面上的照片所吸引：如同明星一般毫无瑕疵的脸颊，精致的五官和深邃的面孔，呈现出富有张力且复杂的表情。当时摄影师对她说：“我会像拍一个物体一样拍你，那不是在拍你，而是拍你背后千千万万的人。”一年间，《黑箱》被翻译成法语和中文，瑞典语版也即将发行。中文版上市仅仅4个月，已加印过两次。

《黑箱：日本之耻》的中文版上市仅四个月，已加印过两次。

7月20日傍晚，新书分享会选在了北京繁华的三里屯太古里的一家书店。伊藤诗织背着帆布包提前抵达。她握着一杯咖啡，望着擦肩而过的时尚男女感慨说：“北京的三里屯很像东京的六本木啊。”

她还向我回忆起过往经历：“第一次来北京是2010年，那时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来的。每次来北京，这里都有变化。”

《黑箱》最初在日本发行时，伊藤诗织几乎没怎么做过宣传。“在日本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因为没这么多人关注这本书。”据她说，有统计显示，购买该书的日本男性读者大约只有60人。但仅仅北京的一场活动，就有十几位男性读者来听她的分享，并积极提问。

这次中国之行的火爆程度远超她的预期：杭州站除了预留的120个座位之外，有100多位观众站着听完讲座；上海站由于报名过于火爆，为了安全考虑只得采取限流措施；北京站其中一场有观众因低血糖晕厥，清醒后继续坚持参加活动；到了成都恰逢暴雨，读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坐在地上，主持人感慨说：“风雨无阻，这就是女性的力量。”

几天之内，伊藤诗织面对镜头重复描述自己的遭遇，并回答外界的疑问：你是如何从一名“受害者”选择走向公众视线的？反复提及性侵经历是否给你造成伤害？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每一次，她都用英文对答如流，不再生涩、害羞。她也说，这种公开曝光的行为所需承担的代价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斗争武器。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战胜阴影，但需要学会与自己的伤痛共存。”

伊藤诗织会着重于一些数据和片段。她屡次提到“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的一份数据：149个国家与地区中，日本排名第110位，依然是男女平等方面没有进展的国家之一。她亦多次分享过一个韩国受害者支援组织中一位老人的话：“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从那个现场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她说，“我最需要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行了，你已经做到最好了。’”

活动期间，指控朱军性骚扰的当事人弦子和不少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中国女性组团来到现场给伊藤诗织打气，很多中国读者还亲切地称她为“诗织”。微博上有人摘抄她书中的句子：“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不少参加了分享会的读者还晒出她的签名：“两天的波折，最终追星成功！伊藤诗织是女性的楷模。”

作为“异类”的日本女性

伊藤诗织是以日本女性的抗争面孔为世界所知，而她多年来努力想要逃离的，恰恰是日本社会中的那些条条框框。

她在分享会上形容自己是个“固执”的小孩：“我并不一定要去美国，而是想离开日本。如果只是会日语，我的世界将被局限、被禁锢在充满日本心理的地方。”

早在初中时期，伊藤诗织就无法理解学校里的各种“潜规则”——不能引人注目，稍微有一点出格，就被视为“异类”，最终演变成校园霸凌。到了高中，她听说美国有为外国低龄留学生提供家庭寄宿的制度，于是从日本换乘几趟飞机来到堪萨斯州，被一家养着三百头牛的家庭接收。大学时她选择去纽约学习新闻，因为“想在那个各路消息穿梭往来的城市念书”。

与她进行对话的中国嘉宾、同样在美国东海岸念新闻系的刘宽（Kiva）说，吃饭时伊藤会要求服务员给醋，用辣的食物蘸着吃。据她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食物不好吃时的解决办法就是蘸上辣酱和醋，这时任何难吃的东西都会变得好吃起来。

2019年7月19日，伊藤诗织带着她以第一人称记叙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在北京与读者见面，并参与了和《单读》副主编刘宽的一场对谈。

在酒店的采访间隙，伊藤诗织在地上铺了块儿毛巾，席地做起瑜伽。“谈论这些话题时我的身体会发冷。做瑜伽能缓和身体，吃辛辣的食物或喝点酒也会让我感觉好一点。”她坦言，北京活动结束的第一天晚上，她跑去喝了三杯啤酒、三杯香槟、两小杯烈酒，“这是一种解压与释放”。

她在分享会上屡次提到，日语是一种很软弱的语言，当年在拒绝对方的那个瞬间，她无法用日语说出那一句“不要”，结果脱口而出的是英文：“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据她解释，因为在日本，对年长者需要使用敬语，而在日本语境下，就很难分清“不要”到底是真的拒绝还是欲擒故纵。

正是这种暧昧的文化，给强奸罪的定性及定案带去难度。她甚至懊恼事发之后，依旧对山口敬之使用了敬语。而这一次，她从中国读者口中学到了一个新词——“滚”。她笑言，日语也需要这样强有力的词汇。

案件调查期间，伊藤诗织一度对日本的司法体系产生怀疑。上诉失败后，她不知道还能信任谁。她的面前横着一堵高墙，连发声都感到困难。

与很多被性侵者类似，伊藤诗织也经历了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反应。更可怕的是遭遇恐吓，有次睡着的时候她的家被破坏了，每天使用的抽屉被弄得一团糟。家人的照片也被网友人肉出来挂在网上，一些人恶意揣测她是因为性贿赂失败才指控山口敬之。她甚至购买了甄别家中是否被安装窃听器的检测设备，觉察到异常后立刻逃去朋友家中。

“本来熟悉的家，如今变成了陌生的空间，连做自己最喜欢吃的菜都做不到，只能茫然地等待时间的流逝。”她在书中如此写道。

面对日本社会的非议

去年6月，英国BBC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后，她遭遇到国内怀有强烈民粹主义思想的人的群体攻击：“有人说要把我的护照没收，防止我继续传播‘耻辱国家’言论。可我是日本人啊，怎么会反日呢？我是在乎日本的啊。”

据她解释，起初片名是一个西方视角的名字《日本：强奸之国》，被她拒绝了；第二个版本把“日本”与“性”联系在一起，也让她很反感：“你们难道不知道强奸和性是两回事吗？”到第三个名字时，制作方表示不能再改了，于是最终这部纪录片被定为《日本之耻》。

如今，她依然面对来自日本社会的非议。日本网友用“微妙”和“复杂”来形容他们眼中的伊藤诗织。有人质疑她联系山口敬之的目的：“应届毕业生想要进入日本民营电视台非常难，是一个耗费时间和体力的经历。面试者需要经过网络答题、两次面试后才能进入电视台实习。实习期过后，还将迎来第三轮面试。”

综艺节目中，有主持人把她形容为靠睡上位的心机女，有人将其画成漫画告诫男性小心，画家同样是一名女性。亦有声音承认，相比于性侵本身，权力枷锁背后的社会问题更值得关注，只是对她的做法感到不解。“但无论如何，反正她也成功了吧。”她的同龄人直言不讳地说。

推动性别平等与突破权力结构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据伊藤诗织介绍，在她寻求日媒的帮助时，已经感到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阻力。“我意识到，在日本进行反性侵运动难度之大。除了亲朋好友，根本没人支持你，很可能还会失去工作。”

为了消解这种不安，伊藤诗织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从去年开始推动名为#WeToo Japan的运动，号称要超越#MeToo运动中受害者的自我发声。其理念是“不做旁观者，无论怎样的骚扰和暴力都绝不容忍”，#WeToo标签不仅可以供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而且可以供那些支持根除性骚扰的人使用。“我们要让受害者知道她们并不孤单，知道我们会倾听和声援，让她们更容易说出口。”伊藤说。

7月7日，该运动团队在东京举办分享会，邀请了演艺界的女演员、公益市民团体成员及运动发起人举行座谈。8月，伊藤诗织还将与辩护律师一同出席“裁判报告集会”。

近几年间，她拍摄了关注老龄化、财政破产、人口减少的北海道夕张的纪录片，并于今年7月刚刚奔赴东非埃塞俄比亚，拍摄有关非洲女性割礼传统的纪录片。而日本国内，一些新的变化也在发生。

2017年，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成立，全国增设41家被强奸应急中心。日本还对刑法中关于强奸的部分进行修改，法定最低刑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

“日本刑法已经110年没有改变过了，此前强奸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BBC的纪录片拍摄之前，日本正准备举行讨论修改刑法的国会会议。这个片子确实帮到我了，刑法做出了一点点修改，把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伊藤诗织说。

2018年4月，因性骚扰言论引起广泛争议的财务省高官福田淳一被批准辞职，这件事引发舆论热议。2019年1月，日本模特儿石川优实创立#KuToo标签，将日语中鞋子和疼痛的发音及#Metoo运动相结合，呼吁日本企业不再要求女性员工穿高跟鞋上班。

时隔四年直面“加害者”

在书中，伊藤诗织不止一次反思过自己当初的匆忙应对。案发五天后，她才去警察局报案，也未能求助于任何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由于事发后没能立即接受检查并清理了当时的衣物，她未留有足够物证。

但根据酒店的监控录像、出租车司机的证词，警方决定对山口敬之予以逮捕。结果在实施行动当天，这次逮捕行动却被叫停了。警员之后告诉她：“叫停行动来自警视厅的最高层。”近一年后的2016年7月，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的裁决。

上诉被驳回后，伊藤诗织继续发起对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这也是她唯一可以再次发问的方式。“民事诉讼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更透明，证人也能到场作证。人们可以参与到案件中，不像以前那样被层层包裹住。”

伊藤诗织起诉的对象、东京广播公司（TBS）前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

时隔四年，伊藤诗织再度直面山口敬之。7月8日，她起诉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案开庭，双方均要参加听证会。当天她穿着蓝色衬衣和黑西装外套，作为“受害者”站在东京裁判所法庭的原告席上。

“那是我们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法庭上。看到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知该如何形容（那种感觉）。”回忆当时的审判过程时，伊藤微微俯下头：“之前每当看到和他相貌相似的人，都让我感到惊慌。听证会开始一周前我还住院了，因为实在太惊慌了。但那天我们对视，我看着他的面部表情，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双方的辩论环节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傍晚5点，中途仅休息了1小时。山口敬之的辩护律师不停询问说：“你认为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还是强奸吗？根据你的证言，如果身体受伤，起诉强奸伤害不是更容易？”对此，她只能说：“起诉容易还是不容易，由检察官判断，我不知道。”被告律师还反复询问强奸时的细节，这让裁判长不得不予以制止。庭审结束后，伊藤诗织被律师搀扶着走出法庭。

这一天，53岁的“加害者”山口敬之穿着黑西服、打着蓝色网格领带走进法院。他戴着标志性的圆框眼镜，但剃掉了胡子。开庭前他向媒体表态：“今天是问询环节，问到我的问题，我会集中精力诚实作答。”被问到是否会以“经过同意的性行为”为前提作答时，他回应说：“我绝没有做触犯法律的事情。”

法庭上，伊藤诗织的律师询问山口敬之：“因为与安倍政权关系过于亲密，从而要求取消逮捕令是否属实？”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否发出逮捕令，更不能确认逮捕令是否被撤销。”

2016年5月从TBS电视台离职后，山口敬之依然活跃在一线。他常常在一些电视节目或网络节目中担任评论员，有时还借机抨击伊藤诗织。同年11月，他在某电车广告代理公司担任挂职顾问，月薪42万日元，据说该公司社长与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关系密切。他还为安倍晋三撰写了两本传记——《总理》和《暗斗》，书中毫不掩饰自己与安倍内阁的重要人物，例如财长麻生太郎等人的亲密关系，摆出一副“直通官邸”的姿态。

今年4月，山口敬之还反诉伊藤诗织，理由是在名誉和经济上受到双重损失。相比伊藤申请的诉讼赔偿3000万日元，他要求的赔偿额为1.3亿日元，并要求在全国媒体和报纸上公开道歉。“我不知道我一辈子能不能赚到这么多钱。”伊藤诗织无奈地说，这太令人震惊了，因为其中一部分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他的这种价值衡量让我感到震惊。”

民事诉讼是伊藤诗织寻求的最后一次弥补机会，但她对结果并无太高期待：“即使结果出来了，这个案子也可能会上诉到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我想我们都不会对结果感到满意。”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

7月8日开庭当天，日本各大媒体一早便来到东京裁判所门口等候。双方开庭时的口头辩论，对于当事人及律师的采访在第一时间被披露。

“外界总说日媒对此案表现得冷漠，是在包庇同行，或受到政府的所谓压力。事实并非如此。”一名日本记者私下解释说，“因为该案之前被判为‘不予起诉’，案情未明朗之前，在尊重司法的前提下我们会采取谨慎报道。此外，所有主流媒体都报道过这起案件（尤当《周刊新潮》披露内情后），只是不会偏向于某一方的立场。”

事实上，山口敬之在日本媒体界的口碑并不算好。日本某主流媒体的一名男记者向我描述了他在官邸记者俱乐部时的傲慢姿态；另一名女记者更直接使用“坏人”来形容他。案发后，TBS旗下的其他节目亦围绕案件做过多期节目，并尝试采访山口敬之。

伊藤诗织的新行动也受到不少日本主流媒体的关注。2018年3月，《每日新闻》报道了伊藤诗织和伙伴们在东京参与的#WeToo应援活动。同年7月，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在《朝日新闻》发表评论文章，通过伊藤诗织的经历介绍#WeToo运动在日本的情况。伊藤诗织还在商业周刊《东洋经济》上撰文并参加相关话题讨论。此次她的中国之行亦被一些日媒跟进报道。

在向外界诉说自己的创痛之时，伊藤诗织的形象也透过网络被逐步渲染。在性侵犯的叙事中，“漂亮”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过错。就连山口敬之也在邮件中写道，“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

伊藤诗织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并非是“完美受害者”：她不会在镜头前哭，没有显得那么难过，也未能展现出弱点及可怜的模样。她甚至不避讳说自己喜欢喝点小酒，也不会刻意用外套将自己包裹起来。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自己时，她直言：“比起‘幸存者’或者‘受害者’，我更愿意做一个分享者。”

在她看来，未来要想实现一个拒绝性侵的“理想社会”，媒体、教育、司法等方面都要做出更多努力。例如，媒体不应要求“受害者完美”，更不应当矮化受害者；其次是教育，她特别指出要对有权力的人进行教育；最后是司法的进步。

在中国读者心中，伊藤诗织的表现堪称“完美”。活动现场，她端坐在被放大的海报前，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坚毅的态度让读者为之动容。一位参与了新书分享会的听众说：“我对因日本不能容纳她的声音，而不得不选择从英国和中国来发声的现状感到遗憾……未来等待她的或许是漫长无际的抹杀，好在她已做好海外发展的准备，并有了相应的业绩。”

去往活动现场的路上，伊藤诗织在接过《凤凰周刊》去年报道#MeToo运动的杂志时，不由袒露心声：“其实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很希望能回日媒工作，在日本国内发声。无论做纪录片还是拍电视节目，只要能和采访者面对面交流，我都很乐意。”

学生时期，伊藤诗织常常在推特上发表年轻女孩的日常感悟。“刚刚看了电影《The Next Three Days（中文译名危情三日）》，希望我未来的丈夫也能像他一样。”2011年的某一天，她发表了此番观影感受。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幸福三口之家突遭横祸的故事——妻子被以莫须有的谋杀罪状逮捕，丈夫为其拼尽全力与这场神秘事件周旋到底。

于她而言，如今最大的期待，便是能回归一番平静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