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传染病不再是非洲大陆的主要死因。到2015年，在非洲的死亡总人数中，只有44%是死于痢疾、肺炎、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等疾病。这一数字仍然太高。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传染病致死占死亡总人数的比例不到10%。

话虽如此，这一比例在非洲的下降速度是史上最快的，近几十年其降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到四倍。非洲正在经历一场“神速”健康革命。随着传染病致死病例减少，非传染性疾病自然上升。1990年，贫穷国家只有25%的人死于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等疾病。到2040年，其中许多国家的这一数字将上升到80%。

非传染性疾病致死病例上升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的寿命已相当长，所以才会死于这类疾病。但这不是全部解释。贫穷国家的许多人患非传染性疾病的年龄要低于富裕国家人士。心脏病、糖尿病等导致早逝的疾病通常被称为“富贵病”，实际上它们正逐渐变成“贫困病”。

上述数据来自一本新书，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法。托马斯·博利基的《瘟疫与发展的悖论》认为，贫穷国家正在艰难应对其成功的后果。这是因为贫穷国家抗击传染病主要依靠医药以及国际援助。

发达国家的经历不是这样。1900年至1936年间，由于水过滤和氯化，美国城市人口死亡率下降了43%。在先进的药物问世之前，改善卫生和住房条件，提高教育水平以及采取隔离检疫措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贫穷国家虽然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却没有经历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制度变革。博利基写道：“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城市正在没有有效的住房法律、充足的市政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下，克服瘟疫、病毒和寄生虫的沉重负担。”

儿童致命疾病死亡率急剧下降，但结果往往是更多患病的成年人在得不到充足的医疗服务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生存。今天低收入国家15岁人士的预期寿命与1990年相同；平均寿命的戏剧性上升是避免儿童死亡的结果。

这带来几个潜在影响。首先，贫穷国家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非洲的精英们往往选择到海外求医，没有这种机会的人至多只能得到有限的医疗。非洲正以惊人速度城市化，但让大批不健康的人群挤在没做好准备的城市，势必带来更多疾病。这就必须进行美国在青霉素推广之前所进行的城市规划，外国援助也要重新调整。

癌症、上呼吸道疾病、心脏病和糖尿病这四种疾病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总人数的60%。几十年后孟加拉国、布隆迪等国也会出现这种格局。然而只有1%的健康相关发展援助被投入抗击非传染性疾病。贫穷国家还需要打击污染、烟草等致死因素。2013年纳米比亚、多哥和乌拉圭试图限制香烟广告，但在遭到大型烟草企业的警告后放弃。

更加重视今日的致死因素，并不意味着放过昔日的致命疾病。传染病远未根除。但在打击病毒和寄生虫的同时，世界绝不能忽视正在演变的挑战。正如博利基所说，传染病致死病例减少的故事可能与其疫情爆发的历史一样重大。（戴维·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