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道我在这列车上，还要炸车，这帮人太狠毒了！”1928年6月4日，京奉铁路三洞桥路口外，撕裂扭曲的火车残骸旁，一名受伤的中年军人对前来迎接的袍泽用日语怒吼。后者无言以对，招呼部下将中年军人送上汽车，驶向奉天。

这是“皇姑屯事件”的一幕插曲。事件中，奉系领袖、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张本人身负重伤，不久死于奉天大帅府内。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等17名同车人员，当场死亡。

幸免于难的中年军人，是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仪我诚也少佐。他的发泄对象虽然穿着一身奉军军服，也是个日本人，名叫荒木五郎，当时以“黄慕”的名字担任奉军第三方面军团模范队队长。他原本率部在皇姑屯车站担任守备，闻讯赶来救援。仪我诚也口中的“这帮人”，则是指策划实施炸车的凶手——关东军的河本大作大佐、东宫铁男大尉等人。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历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早已将中国东北视为其特殊权益所在。张作霖身为东北地方领袖，成为日本各界关注重点，政府、军方、商界和民间团体都以不同形式与其接近。因缘际会之下，一批日本陆军军人成为张作霖的属下，以顾问、特使等名义为其奔走，甚至在对日交涉中不乏维护奉系利益的表现，堪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独特的一笔。

从顾而不问到亲信客卿

张作霖是“闯关东”家庭的第五代，光绪元年二月（1875年3月）出生在大清国盛京将军管下辽阳府海城县。他青年时代的经历，足以折射晚清东北乱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老牌清军劲旅“毅军”开赴东北参战，在当地招募兵马，张作霖投效其中。战后，毅军开拔返回关内，张作霖便携械潜逃回乡。

甲午战争之后，东北地方治安不靖。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俄国出兵占领东北，进一步加剧动荡。有军事经验的张作霖趁机拉起私人武装“保险队”，向村庄和土豪收取保护费，为他们抵御土匪、保证治安。混乱中，他的队伍逐渐壮大，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所部被清政府收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

张作霖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当兵，又因忤逆日本人遇害，一生都在和日本人纠缠。在中日民间传说中，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比档案史料记载更加亲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中立”，任由辽东半岛和辽河平原沦为战场。日本作家和记者宣称，当时的张作霖还是一名马贼首领，领了日本人的酬金，去刺探俄军情报、袭击后方补给线。这些说法像模像样，却也各执一词，比如指使张作霖行动的日本上司到底是谁？便有组织“东洋义勇军”的浪人花田林助、参谋本部的谋略工作班长井户川辰三少佐、黑龙会干部内田良平等多种说法。

其实，身为清军马队帮带的张作霖，当时正奉命率部避驻辽西，并未给日俄任何一方效力。甚至日方还指控过张作霖为俄军做向导袭击日军。张作霖本人向盛京将军增祺提交的辩解呈文保存至今。文中声称，其驻地距离日军指控的事发地有600余里，他不可能出现在当地，一定是遭人诬告。“此诬适以何来？即属张冠李戴，有天亦难问矣！”

张作霖在清末未曾被日本人驱使，到了民国反而雇佣了日本人做部下。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公署中的两名日本军事顾问菊池武夫中佐、町野武马少佐，是他第一批日本属下。两人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但身份地位大不相同。菊池武夫是贵族子弟，上过陆军大学，在指挥、参谋、教育岗位均有历练，是前途无量的军队精英。町野出身平平，从军后常年辗转基层指挥岗位，以其学历、经历，晋升将军的希望极其渺茫。两人的共同点是在华工作经历，他们都曾在日本中国驻屯军任职多年，町野还在京师警务学堂做过教官。

菊池和町野并非张作霖主动延揽，而是1913年由时任奉天都督张锡銮在日本方面压力下从日本关东军聘请，聘期3年。虽然每月要支付五六百元大洋的薪金，但无论张锡銮还是继任的奉天将军段芝贵，都对这两人抱着“顾而不问”的态度，只在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奉天总领事会谈时偕同前往，视为翻译随员。两人回顾这一阶段，最得意的举措，也不过是1914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甚嚣尘上，四处传言两军将在奉天发生冲突时，将妻子接到督署居住以示尽职而已。

张作霖与前任不同，他野心勃勃，立足奉天而觊觎全东北乃至全国。为了达到目标，自然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方面也愿意扶持这位表示善意的实力派军阀，以保障日本特殊权益的存在和扩张，双方一拍即合。

1916年8月，在辽源县治所郑家屯，中日两军士兵因日本商人与中国小贩纠纷而发生武装冲突，两军死亡11人。日军迅速向辽源增兵，提出奉天督军谢罪、惩罚涉事军官以及中国军队、警察需要聘请日本顾问等无理要求，让刚接任不久的张作霖颇为头疼。

菊池武夫、町野武马奉命先后前往郑家屯调查、交涉。两人几经唇舌，日本方面同意了结事件，条件仅为中方致歉、抚恤日方500元等，较此前要求大为降低。连惩罚涉事军官的表述，都由“免黜所有负责之将校，直接指挥暴行者应处以严刑”，变成了“中国有责任之军官应按律处罚，其应从严者自应从严”，一场风暴在茶杯中平息。

张作霖与菊池、町野三人同年同岁，原本就有些惺惺相惜，经此一事不仅让张作霖对他俩产生信任，也对如何使用日本顾问有了心得。1917年，张作霖决心解决死对头、奉天军务帮办兼第28师师长冯麟阁时，便派菊池联络日本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得到对方“帝国政府充分同情您的立场，因此，对您这次决定采取的行动，绝不加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妨害”的保证后才下手。

1920年9月，土匪袭击珲春县城，杀死日本领事馆人员。日军声称是朝鲜抗日武装所为，于10月间出兵2万余人进驻珲春扫荡，焚烧住宅、逮捕居民，波及周边各县，地方大乱。张作霖派町野配合北京政府出面谈判，坚持在中国境内的土匪要由中方解决，最终得以说服日军限定活动区域，继而在次年4月撤军。

对日交涉之外，日本顾问还因其特殊身份的便利，成为张作霖政治活动的密使。1918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冯国璋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段祺瑞试图引入张作霖以为臂膀。菊池往来奉天与北京之间传话，在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留下的文稿中，“已嘱菊池顾问详达”的记录颇不少见。

菊池和町野都没有想到，原本清闲的顾问职务，会因张作霖的出现而改变。两人风云际会，自此青云直上，获利颇多。特别是町野武马最得张作霖信任，在1921年官方军事顾问任期届满后，又被张作霖以私人顾问名义留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町野武马作为张作霖的特使回到日本进行慰问、捐款，借此积累人脉声望。1924年，町野武马放弃了晋升无望的军人生涯，回国退役参加第15次众议院议员选举，在福岛县第2区当选。町野离开日本多年，能够竞选成功，背后离不开张作霖的资金支持，他也成为张与日本政界沟通的中间人。

两头通吃的纵横家

19世纪末起，日本陆军培养出一批通晓汉语、熟悉中华文化、能在中国官员中建立人脉的军官，被称为“中国通”。按照历史学者户部良一的定义，“是属于那种长期驻扎实地、对中国的认识具有亲身体验的支持、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也是从事中国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等实际工作的专门家”。

这些日本军人对中国了解较深。“就连主张外交一元化并且讨厌军方参与对中关系的外务省，在情报搜集方面也比不上陆军。在针对中国情报方面，陆军因为与外务省相比有绝对的自信，所以才经常放任去做被称为‘二重外交’的外交介入。”在中国各省军阀手下，都不乏日本顾问的身影。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也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顾问。

东北是日本陆军关注的重点，张作霖及其奉军成为“中国通”活跃的舞台。从菊池武夫开始，张作霖至少聘请过18名日本军事顾问，分布在其总部及黑龙江、吉林督军署。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人通过其他方式加入奉军。如前面提到的荒木五郎是日军少尉退役，来到中国后投奔少帅张学良麾下得到任用。町野武马也曾介绍浪人伊达顺之助给张作霖当保镖，不久后，此人投奔张宗昌，以名“张宗昌之弟张宗援”的名义活动。

对张作霖日本部下的特点，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克马克的论述精准到位：“在张作霖的幕僚中，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但是，在这些人中，任何人都没有日本顾问那样大的影响；显然，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能像日本顾问那样，不仅为张作霖服务并向他报告，同时还为其东京的军事总部和长官服务并向他们报告。”

以1924年受聘的松井七夫大佐为例，任职之前，他得到了陆军参谋本部两点明确指示：“一、在你应聘期间，你应当设法使奉天省的军事设施效法帝国的军事设施，以便使中日军队在紧急时刻能够彼此合作；二、为了履行你的职责，你须在驻朝军司令部和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帝国驻奉天城、哈尔滨等地的军宪之间保持联络。”

张作霖更多看中这些“中国通”与日本军方政界的联系，而非其军事能力。因此，与国民政府聘请的苏联、德国军事顾问不同，奉军的日本军事顾问并不参与军队建设，而是像他们的前辈菊池、町野一样奔走在张作霖与日本军政当局之间，乃至中国国内各派系之间。中国通们也自比苏秦、张仪再世，自诩为当代纵横家。

1921年到任的军事顾问本庄繁大佐，曾夸耀自己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穿着奉军粗布军服奔走于前线，直接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并在奉军失败之际督促张作霖尽快下定撤退决心，最大程度减轻了损失。但从张作霖的角度看，本庄繁几次前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传达要求、带回消息，才是最重要的作用。

张作霖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胜，松井七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在战场上。当年9月，松井游说张作霖拿出100万日元，通过三井银行奉天支行经理天野悌二，转给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少将。通过这条秘密渠道，贿款避开中方耳目，送到了直系大将冯玉祥手中。后者对直系领袖曹锟、吴佩孚早就心怀不满，在奉命出击迂回奉军侧背途中突然回师占领北京，逮捕曹锟。山海关前线的直军闻讯溃退，身为前敌总司令的吴佩孚乘船逃走，奉军终于一雪前耻。

同样的事例不断上演。1925年10月，志得意满的张作霖遭遇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奉军精锐第三方面军团，在副军团长郭松龄率领下，宣布与冯玉祥、直隶督军李景林合作倒戈反奉。郭松龄率部突破山海关以及锦州防线，直抵巨流河畔，奉天震惊。张作霖一度想要逃亡大连寻求日本人庇护，他的日本部下们则各展所长，竭力挽回局面。

最为活跃的仍是松井七夫。他一方面致电日本陆军高层，坚称“郭纯系过激派，他如进入奉天，定会当即宣布废除一切条约，日本的所谓特权将化为乌有”，要求日军出兵，不惜与主张保持中立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致电李景林的日本顾问滨本，要求其告诉李景林，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背后袭击郭松龄。李景林虽未接受这一要求，却也没有按盟约增援郭松龄。同时，松井七夫还将张作霖怀孕待产的五姨太寿懿，以及几个幼年子女接到奉天的南满铁路附属地，安排在自己的公馆居住，解除其后顾之忧。

其他日本军事顾问也纷纷活动。仪我诚也这时刚接替本庄繁担任顾问不久，代表第三方面军团的军团长张学良直接赶往郭松龄总部，劝说郭放弃反奉行动。遭郭松龄拒绝后，他又陪同张学良乘船前往大连，与关东军协商如何阻击郭松龄。另一名军事顾问林大八，随奉军最后的主力张作相部队开赴前线，指导其部署火炮、修筑工事，阻击郭松龄的进攻。在关东军同意协助张作霖后，则是由町野武马出面，与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商量相应条件。町野还自称战斗期间“不离张的左右，每每以奇计威胁郭军”。

在奉军与日军的联合进攻下，郭松龄的反奉行动以失败告终，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弃军逃亡，两天后被张作霖部下逮捕并枪杀。就在这段时间，躲在松井七夫公馆的五夫人寿懿，为张作霖生下了第八个儿子张学铨，张作霖起了个有点日本风味的小名“太平郎”，多少带有一些感激日本人的味道。

大帅身死之后

1926年到1928年，张作霖执迷于争夺关内政权，以及对日本态度日渐强硬，让关东军对华激进派日渐不满，皇姑屯事件因此爆发。日本军事顾问在其中的态度一直众说纷纭。

町野武马说过：“我跟张作霖约定要共生死、取天下。从此而后，我俩形影相随，张作霖危险时，我一定跟他在一起。”他当时也在那列从北京奔向皇姑屯的火车上，却在天津下了车。町野的解释是和国务总理潘复一起去德州找张宗昌，“所以，我不知道张作霖被炸的现场，但我获知爆炸事件时，我眼前顿时黑天暗地”。但不少中方人士认为他事先知情，借故逃避。

从仪我诚也的表现来看，他对此事也略知一二，还有传闻称他在列车途经三洞桥路口时，躲进最后一节车厢的厕所才逃过一劫。仪我诚也的儿子仪我壮一郎持不同看法，他回忆：“父亲后来说，他不知道要出事，只是因为列车到奉天，他碰巧去别的车厢取外套时发生了爆炸。”事后，还有人对仪我说“你坐在这次列车上，应得金致勋章。这样就能证明这不是日本军干的”。

这些军事顾问与策划事件的河本大作同为“中国通”出身，彼此消息相通，在雇主张作霖和祖国日本的利益之间游移闪烁，不足为奇。相比之下，浪人们更容易选择立场。荒木五郎称，自己意识到这是日军的阴谋，严令部下不准开枪，“在奉天省无论是谁都不能开枪，日军恐怕正在窥测时机”，完全是从奉军的角度在考虑问题。皇姑屯事件也确实没有成为“九·一八”事变的预演，日军没有得到大举出动的机会。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被推举为东北保安总司令，继承了奉系领袖位置。日本人有劝阻张学良保持东北独立状态的企图。1928年1月，新任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还给张学良呈递一篇文章，劝说实施“王道政治”，说辞与日后伪满洲国“王道乐土”理论一般无二。张学良看后质问土肥原：“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明明是顾问，却想叫我叛国吗？”从此，张学良对他避而不见。土肥原的任期原本到1930年1月，因为这一原因，在1929年3月便辞职回国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占领天津。奉军中有很多日本顾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他虽然对日本人心怀仇恨，但并没有表露出来。东北易帜后，所有日本军事顾问一律留任，松井七夫、仪我诚也等人合同期满后，张学良又先后续聘了柴山兼四郎少佐、今田新太郎大尉。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北平武官辅佐官永津佐比重中佐找到张学良，通知“所有东北聘用的日本军事顾问一律解职”，才算结束了双方的关系。张学良还按合同给在职的日本军事顾问发了三个月的旅费。

日本军事顾问与张学良父子的关系就此结束，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仍然继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菊池武夫、土肥原贤二、仪我诚也、柴山兼四郎都曾在中国担任日军特务机关长，成为侵华第一线的情报主管。“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就是土肥原贤二，而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正是本庄繁。郭松龄反奉期间赶赴前线的林大八，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之战中担任第7联队联队长，被中国军队击毙。

“九·一八”事变后，永津佐比重见到张学良的时候，还带去了本庄繁的一封私信。信中，本庄繁告知他已经把大帅府的财物装箱运到关内，请张学良接收。几十年后，张学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事时仍然感到愤怒：“我收到信，跟那个人说：我的东西我不收，我绝不收。我们两个人虽然过去是朋友，关系很不错，但是现在就等于敌人一样。你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

但谈到本庄繁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自杀时，张学良话锋一转，又说：“假如我能到日本去，我一定到本庄坟前吊祭他一下。我很想念他。说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国仇家恨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