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宁师范学院教授阿格诺索夫自述

俄罗斯有句谚语：“从快要沉没的船里最先跑出来的是老鼠。”这种逃离的景象，也出现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党组织里。

1990年，虽然苏联尚未解体，但苏共已是强弩之末，我任教的列宁师范学院同样不再有往日的威信。大批党员退党，当年秋天党委换届，我所在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以下简称“俄语系”)竟然没人愿意接任党总支书记职务。

我不作当船舱里最先逃跑的老鼠。所以，当提名到我的时候，我没有推辞，就这样成了苏联末期最后一批党的“书记”中的一员。直到一年之后苏共被宣布解散，停止活动。

苏联时期的痛苦

我1964年入党，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共产主义是很好的信仰。但当共产主义变得形式化之后，一切就变得不那么美好。我选择教书，就是因为很不喜欢这种形式化的生活。

但即使教师这个职业，也有很多禁忌，令人讨厌。党将很多的作家驱逐出境。教师也无法说出真实想法，只能选择不说。比如我知道索尔仁尼琴是被禁止谈论的，别人批判他的时候，我就干脆什么都不说。我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二战后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作家。直到1994年我第一次去英国才发现，原来苏联时期“黑名单”上的作家不是一两个，是十几个、甚至更多。

1956年的苏共20大，令我对斯大林的印象就此改变。我认为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对苏共领导人来说，共产主义就已经不存在了。而我对列宁的信仰则坚持了很久，直到1980年代末期看到了有关解密材料（编者注：这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推动的改革中“公开化”改革的一部分），才再次颠覆了先前的看法。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候，很多报刊刊登了从未出现过的列宁的丑闻，比如列宁如何残酷地处置军官。当时有56份解密资料，前55份只写好话，并没有展现列宁的残酷。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出版的第56本《未经出版的列宁》开始揭露列宁的另一面。

此后连学校也开始讨论此事，分歧也由此出现。大概有2/3的人因此改变了看法，仍有1/3人认为列宁依旧是非常伟大的领袖，是他让俄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大国。比如我的学生库兹米乔夫至今不愿相信这些事真的发生过，认为它们都是编的。我每次和他讨论这事，他都很生气：他不愿意相信事实竟然和教科书上写的不一样。

另一些人知道列宁的真相后非常伤心，选择了退党。但有一些人退党是因为他们认为退党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利益。他们开始指责党，把自己宣扬为憎恨党的人，尽管他们原本是党内最大的受益者。第一种人是诚实的人，他们什么也没拿，还很担心党的处境以及党内的政变。

除了对列宁、斯大林二人的彻底失望，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是苏联社会停滞的冰冻时期。那时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思。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气象。大家开始希望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但戈尔巴乔夫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他不像邓小平。我听说邓小平在改革初期也有很多反对者，但他坚决有力，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很遗憾苏联没有出现邓小平这样伟大、有魄力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改革一段时间后，党内变得官僚主义，变得保守。所有人都失望透顶，觉得苏联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了，所以谁也不再积极改变什么，一直保持原样。

党委的衰落

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学校党组织出现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改变之一是，党委会变得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在此之前，党委是极其重要的部门。尽管学校的“一把手”是校长，党委书记只是“二把手”，但二者都是党委成员，两人共同做决定，一个人说了不算。如果一件事校长提议但党支部不通过的话，作为“一把手”的校长反而会退让。当校长和书记发生分歧的时候，由党支部解决。所以，党委会是最有话语权的机构，掌握最重要的招聘、人事任命等权力。除校长和书记之外，党委会成员还包括受尊重的党员、教授、系主任、老党员以及团支部书记。

但在改革之后，党委权力不断减小乃至丧失，最后很多高校校长不再想进党委会。党委会权力下降的第一步就是，人事部门不用再向党委汇报工作，录取谁当教师、任命谁做系主任，党委不再有决定权。

实际上此时并没有明文下令削弱党委的权力——也可能有，但已经不重要了，当人们心中产生了对党的怀疑时，党的权力自然就没了。学校党委只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学生工作上。

整个国家的氛围都不同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对党的权力都充满怀疑和动摇。社会上的退党潮中，教师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党委开始不管很多事，普通党员更加不知所措了。1990年时，形势已经很明显：苏联共产党快完蛋了。

最后的总支书记

1990年秋天，俄语系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先是前任系党总支书记作工作总结报告，接下来就是推选下一任党总支书记。结果竟然连续几个被推选的候选人都推辞不干，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树倒猢狲散”的场面，所以推选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没有推辞，接受了俄语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

此时接受书记的职务，实在是毫无权力、地位可言。党迟早会失去政权，已经是谁都能看出来的事了。

早在1989年，学校里就有极少数人开始退党了。他们把党员证放在桌子上，选择退出。这时候退党是需要勇气的，我没有这种勇气。到了我当党总支书记的时候，退党已经是大潮，不需要勇气。这时候，我反而不愿意随大流，宁愿选择承担责任。

我当总支书记，没有任何好处或待遇，也没有多一份工资。好在当时的党务工作占用时间不多，主要是开会。此时的党员会变得务实，以教学、科研、学生工作为主，成了业务会。

有一次开党员会，发生了激烈争论。当大家讨论具体改革党的工作细节时，有个教授提出一个方案：干脆自行解散算了。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反对，但可以看到，这时候，发表极端意见已经毫无风险，不会有任何惩戒措施。

1991年“8·19”事件发生后，党丧失政权已是指日可待了。当时有现场直播，大家都注意到：副总统亚纳耶夫在台上，手直哆嗦。而且他们没有马上抓捕叶利钦，说明他们害怕，没有力量。

总之，在我当书记的日子里，党组织几乎毫无威信可言。按照苏联时期的惯例，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会议，党总书记必须要参加。我当书记时也如此。但在一次会议上，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教授站起来说：“如果阿格诺索夫以学者身份参加，我不反对。但如果他以书记的身份参加，我反对。”后来我干脆就再未参加过学术委员会会议了。

“有问题找党委”在苏联时期是个传统。苏共有威望的时候，找党委有时真有作用。特别是进入中央机关大楼是很难的，必须要有通行证。不过不成文的惯例是：只要进去了，找到人了，有求必应，必须受理个人请求。但在我当书记的时候，大家对党委没有指望，也没任何人找我帮过忙。

而团组织作为年轻人的组织，更加支持改革，追赶潮流。他们早早就停止了各种政治运动，最多搞些文艺活动。

发放党卡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执政超过70年的苏共终于走向消亡。

苏共刚被宣布停止活动，就有一大群人跑到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所在地，想打砸抢，但是没能进去。很快，总统办公厅就搬进了苏共中央大楼。

此时从苏共中央到各区的各级党组织，有的人立即扔下一切不管就离开了，有的人坚持工作到最后才离开。我听说区委的干部完成扫尾工作后，开始往自己腰包里塞东西：把办公室里的电话以及刚刚出现的电脑等办公器材全部拿回家，借口“抢救党的资产”。

在学校里，党委原来有几间大的办公室，此后就变成了教室，因为教室不够，如今又成了财务室。

总的来说，苏共解散是平静的，在学校里也没有发生过冲突。也无所谓对党员的歧视。解散是水到渠成的事，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挺赞成的。

但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担心是否会发生对党员采取措施，镇压、审问之类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各个地区党委，都不等其他派别的人动手，立即采取措施，往下发放每位党员的党卡和档案。

我们学校的党委同样派人去区委把学校所有党员的党卡领回来，再发放给各个院系。我代表俄语系领回本系党员的党卡，发给每位党员自行保管。但除了区委，党中央有专门存放全国党员党卡的地方。听说那时候被党中央的人一把火全给烧了。

从苏共停止活动，到发放完所有党卡等善后工作，总共不到两周时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曾笑称自己是党组织的关门人，并感到自豪。那时候很多人退党，我保留了党籍、并把党务工作干完，完成了历史。作为学校苏共党组织最后一批党总书记，至少是正经体面的事情。

整个学校，在平静地转身。第一书记原本就是马列教研室主任，苏共解散后回到教研室，改为研究其他人文学科。如今依然是大学者，与国外交流密切，出国讲学。近年来他参与编写的俄罗斯历史教材受到了教育部很多人的肯定。这本书因为用市场经济的观点评价斯大林，将斯大林作为管理者，比喻为“项目经理”而曾经引发争论。

第二书记是专职党务干部，他的工资也是由区委发放，稍稍困难些，但也在学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际上学校党委系统专职人员本来就没几个，都被安排了不同的岗位，无人因此失业。

学校里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很快转变了研究方向，改为研究哲学、历史、政治学、文化学等。文化学1990年代才作为学科被承认。由于各大高校马列学院集体转身，很多人投身文化学，导致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学论文和专著集中爆发。

出国方便了

我始终在教书。党权丧失之后，不但对我没有影响，反而比过去过的更好，更自由。

首先就是可以将心里话公开讲出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多是之前不准提及的，比如移居海外的俄罗斯人。上课时再也无人过问、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无需请示上级。这对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的老师太重要了。

我现在可以自由出国了。苏联时期出国不仅要本单位党组织批准，还要克格勃审批。我本人就经历过。我去过东德、保加利亚等国，还想去其他欧洲国家看看，还没正式申请就被告知不行。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去，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以。”我问为什么，对方的回答是：这类问题我们不予回答。

由于中苏交恶，那时候中国我也去不了。而现在我可以经常来中国讲学，我的学术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了好几本。

回过头来，对过去党的生活谈不上怀念。不过有时碰到以往同一个党组织的老同事，大家回想起来会觉得有个组织也不错，有个交流的机会。苏联时期开党委会，听很没意思的报告，下面的人就悄悄说话。现在没有场所，也没有机会在一起聊天了。俄罗斯高校的住宿和教学地点是完全分开的，大家下课都回家了。除非是在走廊上碰到或是开学术会议期间，大家很难聚在一起聊天。

苏联解体后，针对我担当党总支书记这件事，有人表示过尊重。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去当“船舱里的老鼠”。奇怪的是也有人借此来攻击我，有人写文章污蔑我，说我曾经干过总支书记，“历史不好”；甚至有人写匿名信，说我是两面派，“当时为党工作，现在又装作民主派”。好在这种话向来没人理，大家只是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