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于1970年代起飞，传统媒体随之进入黄金岁月。

1980年，全台湾平均每100户拥有95架电视机，订阅报纸58.85份、杂志9.91份。媒体生意蒸蒸日上，1975年报业消费白报纸3.5万吨，单日发行165万份，1980年已打破9万吨，单日发行量350万份。台湾蕞尔之地，竟有31种报纸、44个新闻通讯社、1982种杂志与170座广播电台。

《三十年后的世界》

辉煌年代的媒体人自信十足，对未来满怀憧憬。1976年，中华日报社集结26位作者撰文推测2016年未来世界，推出畅销名作《三十年后的世界》，引起社会各界热烈讨论。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总是最有吸引力的，在这本奇书中，2016年的住宅是200层高楼，由漂浮于海洋的核融合电厂供电，交通工具改为“电脑控制自动汽车”、“垂直升降又能倒飞的自用飞机”与“飞行背包”，家务与劳动工作由机器人代劳。学生也不必考大学了，因为2016年人人一样聪明。“电脑取代一切，也会平均一切。你假使太傻，在脑里装个小电脑，不就智慧如爱因斯坦。”

26位作家大多是媒体界的重量级人士，对未来的想象绕着媒体打转。“中央广播电台”主任黎世芬谈《三十年后的广播》、商务印书馆发行人徐有守谈《三十年后的出版》、“中国电视公司”经理王晓祥谈《三十年后的电视》、“中央电影公司”经理白景瑞谈《三十年后的电影》……专家们普遍乐观预测，科技的进步将在未来30年造成“传媒革命”，人类将进入“知识爆炸”的盛世，未来的人类文明必然因知识爆炸而灿然可观、无可限量。

“知识爆炸”的憧憬

个人电脑于1970年代成形，但成本昂贵，技术门槛高，全英文指令与复杂的程序语言使台湾大众望之却步。当时市场上的Datapoint 2200与Micral等个人电脑，有如今日的3D打印，民众耳熟能详，却普遍不会使用，而电脑为1970年代的文化人带来“知识爆炸”的美好憧憬。

“打破时间限制的电脑，它不只是能够大量储藏消息或信息，加以处理和供人调用，而且操作的速度通堂需以千分之一秒甚至十亿分之一秒（nanosecond，即光线通过一英尺距离所需的时间）来计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的想象中，未来30年内将出现一个连接图书馆的“电脑化的消息库”。大众家中不但有看报纸的“新闻柜”，更有能与“消息库”连网、在家中坐享书海的“社区天线电视”。

徐佳士对电脑的预计大致准确，只是想象的连网方式与今日不同。1970年代最摩登的科技是人造卫星，徐佳士想象的网络世界不是光纤铜缆，而是经由太空的无线传播。“消息库和图书库类似……可能透过人造卫星与世界各地图书馆及新闻中心联系，以供读者选择材料。”

卫星时代的电视，也大不相同了。当时台湾只有三个无线电视台，每座房屋的屋顶都架设电视天线，台北是鳞次栉比的天线丛林。只是地面讯号常受干扰，台风天提心吊胆看新闻，电视屏幕总因为天线被强风吹歪而成为一片雪花。因此，当时电视进化的云端目标是“卫星直接广播”。

“我们屋顶的广播和电视天线，将替之以碟型的卫星广播接收天线，家家户户都竞相接收来自太空广播卫星发射的节目……天空环绕好几十颗巨型的广播卫星，受着发射国的地面讯号遥控，每日二十四小时的对地面广播。”“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黎世芬想象30年后的卫星电视不但不受风雨影响，更有智能功能。“接收机是阔荧光幕、四声道、彩色、立体。所有的接收机都有录音、录影机的联带装置。主人不在家，电脑会按照主人留下的管制讯号，记录选择的节目。接收机又和电话线有接联装置，它们可用以接通太空电信局，随时和远在他方的亲人通话……未来的世界，是缩小成世界村子了。”

将图书馆与智能卫星电视整合后，资讯爆炸式激增，必须有便捷的搜索工具才能运用信息。当时图书馆以索引卡片找书，门口是一长排的索引抽屉，徐佳士想象的“消息库”则以电子索引查资料。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江应龙想象的30年后索引法，是一本“微粒胶卷”化的“统一大类书”，将全面提升查资料的速度。“所有经史子集国学基本要籍，都有详细的作者索引、篇名索引，甚至还有文句索引、名词索引，引用的人名、书名、篇名、地名索引。如‘水木湛清华’是谁的诗，‘苍鸠呼雨屋东啼’是谁的诗，‘画舫珠帘出缭墙’是谁的诗，一查即得。便不会像我过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得一个水落石出。”

“视觉文化”的悲观预期

30年后，人类藉由“传媒革命”实现了“知识爆炸”。30年前难倒专家的“秋山人在画中行”，今日随手上网一搜，就知道这句诗不是诗，而是民初满族画家启功的对联。在知识爆炸年代，搜索引擎轻敲7个字，就能解破昔日学者翻一辈子书都难以解开的谜团。

走出校园象牙塔后在现实社会人情中打滚的媒体人，对“知识爆炸”的未来却是悲观的。“人类空暇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大部分越来越懒。”徐有守认为人性本懒。未来世界更为便利，人们必然更为懒惰，反而无心求知。因此，一贯以知识先锋自诩的商务印书馆应该改变方向，多出版“娱乐性、传奇性、刺激性与消遣性的轻松读物”，才能适应未来的市场。徐有守又想到，未来的人类也许根本不阅读了，“由于人类普遍的更懒惰，我们甚至相信，出版物极有可能部分改采类似录音带或比录音带更便利的方法，使‘读’书变成‘听’书，更可以不费脑力也更舒适。”

“中国电视公司”名制作人王晓祥，对未来更为警惕。1970年代台湾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看电视成长的“电视儿童”引起社会忧虑。瞻望30年后的未来世界，王晓祥悲观预期人类文化的未来将沦入“视觉文化”。

王晓祥预测当文字与理解能力衰退的电视儿童成为社会主力时将造成文化衰退。“这些事实告诉了我们，三十年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语言很可能被图片、符号、影像及音乐所替代。我们悲观地预料，报纸与书籍也许会逐渐被视觉文化所取代。”

人类文明将走向“视觉文化”，是当时“未来学”的共识。乐观的电视台老板由赚钱角度思考，兴奋预估未来的智能电视将成为“节目有超级市场的货物单、股市、交通状况、气象、医院名单、自来水账单、电费账单、电话账单”的“秘人秘书”，行业前景一片大好，对未来充满期待。深沉反思的王晓祥，却对视觉文化戒慎恐惧。

“今朝是‘人开机’，明日可能逆转为‘机开人’。易言之，三十年后安知电视机不会支配人们的意志与思维。”在一片积极乐观之声的《三十年后的世界》，王晓祥的深沉恐惧留下一缕阴影。“我们可以预料当廿一世纪来临时，电视势必成为难以驯服的巨人。”

悠悠三十载，人类文明的发展，无情证实王晓祥并非杞人忧天。

2016“视觉文化”新世界

30年前的专家对“传媒革命”的预期，大致是准确的。虽然由IBM研制的“新闻柜”从未流行起来，“卫星直接广播”也未能实现，但1970年代名不见经传的互联网在30年间异军突起，实现了徐佳士想象中的“消息库”。

1985年，汉语输入“倚天中文系统”问世，惯用中文的台湾大众开始购买电脑，进而探访新鲜的互联网。早年台湾的互联网世界主要是BBS，1988年全台BBS使用者仅1万人，1990年破3万，1991年破10万，1992年已普及全台。各大公司与公教机关纷纷斥资接上T1专线，架设BBS站，大学更是风行草偃。那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网络初体验，是以Windows 3.1、英特尔486与DOS指令构成的BBS纯文本聊天室。

BBS之外，互联网在台湾的市场不大。1990年代架网站是高难度技术考验，中文网页很少。连网打开网景（Netscape）浏览器一片洋文，普罗大众对互联网兴趣低落，传统媒体稳坐江山，人们仍然看报纸杂志，读传统纸质书求知，而电脑编排则于1980年代大幅改善纸媒的出版效率。因此徐佳士等人想象的“知识爆炸”，仍由纸媒担纲。

直到2000年，联机电子游戏骤热，带动了台湾大众的上网欲望。流连于“网咖”（网吧）的“网民”数量激增，千禧年登场的中文搜索引擎更进一步带动上网热。大众很快习惯了经由互联网取得资讯，传统纸媒节节败退。王晓祥对“视觉文化”的悲观预言逐渐成真。

报纸首先边缘化。2003年，台湾各大报纷纷降价，读者却越来越少。2010年，由网络阅读新闻的人数已经超越报纸。继报纸之后，书籍与杂志也迅速式微。到了2016年，已是视觉文化独霸。据统计，2016年媒体涵盖率以电视（86.6%）与网络（85.3%）居冠，其余之报纸（28.7%）、杂志（24.9%）与广播（22.8%）均已边缘化。

即使是电视，也不是网络的敌手。智能手机、网络动画与影视网站的迅速兴起使互联网独霸，精明的广告商迅速转向。2016年，电视、报纸、杂志与广播等各种传统媒体均惨淡衰退，只有互联网一枝独秀，大幅成长33.7%。

一台智能手机可以接通人类上下古今数千年知识，更有强大的搜索功能，这是30年前徐佳士等老传媒人梦寐以求的“消息库”与万能索引，具体实现了“知识爆炸”。但在“知识爆炸”的2016年，人类并未利用前所未有的资讯优势去追求知识，却一如徐有守预料，一心追求娱乐。智能手机的主要用途是打游戏、社群聊天与看影视网站。

“视觉文化”迅速演化成王晓祥悲观推测的“机开人”，“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在2016年成为社会主要的心理问题。尤其是看手机长大的青少年心理失衡状况更是触目惊心。智能手机使得人际关系疏离、家庭亲情冷淡、自我认知失调、情绪管控拙劣、学习兴趣低落，责任感与进取心更是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