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莫言的创作呈现了“新的转身”。那位以体量厚重、恣意奇想的莫言，变得短促迅疾起来。他更松弛轻盈，仿佛对小说有了玩赏、捯饬的闲情。借上些巧劲儿、寸劲儿，别有一种风味。这可能也是一种获诺奖后的“晚期风格”：一条路走到头，总想岔到别的小径看看风景。2017年，莫言发表了《故乡人事》系列，将非虚构与虚构的界限抹得似是而非，短故事、韵深长、象征托寓，显示“理趣抬头”的新貌。

就在今年1月，《上海文学》刊出莫言最新短篇系列《一斗阁笔记》，由12则笔记组成。之所以用“则”这个量词，因其最长不过五百字，最短只有二百余字。这种长度，和我们的微博说说、朋友圈状态，也差不了多少。或许，这还真与莫言平时玩微博，形成“短频思维”有关系。再观察一下这12个标题：《真牛》《诗家》《葱管》《锦衣》《仙桃》《茂腔》《褂子》《踩鱼》《虎疤》《槐米》《深巷》和《爱马》，莫言这次倒和贾平凹很像，清一色的俩字标题。简单直接，多以名词为题，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就经常这么干。

古风新味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文学》杂志将莫言的新作形容为“短小说”。所谓的短、中、长篇都是拿字数作为模糊分野的，现在的现象是：中篇撑得像小长篇，短篇抻得像小中篇。如此一看，莫言的篇幅当然是短中短了。短小说并不是独立于短篇之外的新提法，反倒说明它是短篇小说“最嫡系”的精纯代表。在日本，川端康成就曾以“掌小说”闻世。甚至，作家蒋一谈还写过极短小说，不过几个句子而已。其实，小说的长与短就好似速写和素描的分别，在西方，速写并没跳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画种，它不过只是素描艺术的快速表达。所谓微小说、闪小说、短小说，这些提法都改变不了它是短篇小说的基因。

莫言的改变，在于他开始给小说“脱外套”，换上“清凉装”、穿上“超短裙”。“超短裙”到底要多短？答案显而易见，覆盖遮住“底线”。放到小说上看，最起码得保留小说的“性征”要素吧。叙事、情节、人物，波折、高潮和结尾这些内脏都得有，你脱的只是衣服，要减的只是脂肪，总不能搞成“器官摘除”。当许多作家用絮絮叨叨描写枝枝蔓蔓时，莫言已经保留主干，开始“截肢”了。他想要做的，是纯粹讲故事，不影响故事功能的部分，通通可以不要。这其实就是小说实验，看看只需维持哪几样功能，小说就能活，就死不了。

好处是什么？其实就是诱惑。短小说的特点就像旗袍，开岔之间，似露非露，明灭可见。开岔的位置就很重要，总不能正面去开，那成了一马平川的色情。莫言要保证短小说的韵致，只能开侧面，随着腿的运动，来拉扯读者对“故事真空”的联想。莫言狡黠的不写与略去，既可巧妙绕开题材的敏感，又能实现艺术上的虚实。

《真牛》讲的是人民公社里一头牛的生存态度。这头牛身材伟岸，公社买来，社员夸赞，队长满意，以为是个好劳力。谁料这牛逃避生产，一到干活就要死不理。莫言借牛开刀，只用三句话，就折射了当时人们的三种观念。“公社可以养闲人，但绝不能养闲牛。”（支书语）“若不是法律保护耕牛，老子一定要宰了你。”（队长语）“好男不当兵，好牛不拉犁。”（会计语）

2012年12月，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玛格纳礼堂，莫言手持一本旧版的《上海文学》朗读自己的作品。

这三句话其实已经“意”了，莫言已经把拳打到肉上了：好逸恶劳的本性、生产资料的公有、主观能动的丧失，能戳的都戳了。只不过这是拿牛说人事儿，莫言不可能把它写长，因为敏感。短其实就像马赛克，打码的东西，人们好奇都想看。故事再后来，就开始往回找补，也就是补笔。这头牛和阮籍一样，是个青白眼，看人下菜碟，动不动就给公社成员一个“史诗级白眼”。等拉到集市被卖，又活灵活现，“充满期待又略带忧伤，仿佛一个待嫁的新娘”。集市上的人，立马认出这头牛是常客，“老熟人”。牛眨眼说：“伙计，不该说的莫说，拜托了呵！”

因为短，这故事就有魅力，因为它暧昧。你可以把最后一句当处世段子，这和“看破不说破，朋友有得做”神似。也能得出庄子式的教谕：这牛就是双重人格、戏精在世。它有自己的生存智慧，能利用别人的矛盾，让自己“求全”。最不济的观点是就事论事，一看故事时代，就一叶障目，认为这牛只是代表“拒绝合唱”、“拒绝合作，不妥协”的人。甚至，这标题“真牛”二字，也可揣测，到底是真的“牛掰”，表赞赏；还是说这是真正的牛，有牛脾气，不是畏畏缩缩的假牛。

混搭杂糅

小说是语言的综合艺术，短小说更如此。篇幅所限，要是莫言用早年拉美式的魔幻长句，绵延狂想，必然撑持不下。别说几百字，上千字也讲不完一个小故事。选什么语言，怎么说，是最大问题。莫言先生近年兴趣仿佛转向古典，对古体旧诗、楹联对子等创作，极有热情。这也深层影响到了他讲故事的语言。在《故乡人事》里，他就以生冷简硬的短句开启了回忆模式。《一斗阁笔记》的语言，则是高度的混杂。如果形象概括一下，就是半文不白，半古不新。然而，我很喜欢这种“不那么彻底”的“半吊子语言”，显得泼辣幽默，又有邪趣。

如“官大喜，令差役责打白公四十大板，斥之：‘生了三个诗人，还告什么刁状。’”（《诗家》）。前半句正在文言端坐，后半句大白话怒怼。“饮之，其水甘冽，如琼浆玉液。如是者数，兄气喘吁吁，力渐不支。余心不忍，道：哥，我不渴了……余急问：哥，没事吧？兄道：好凉快啊。我道：哥，你快上来吧。”莫言的调皮在于，先正儿八经给你来段状物写景，你还以为是柳宗元“在线”，突然就来一些“中二”的白话，直接跳戏，令人猝不及防。“我想，也许是一个姓管名葱的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刀背上。”（《葱管》）结尾这句，莫言别有深意，他自己就姓管，其实没什么“也许”，那就是存心的设计。

在12则故事里，《茂腔》最为平淡，最不像小说，完全是条直线，缺乏意趣。前一段用文言在说高密乡土生土长的戏——茂腔，有多么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大约照搬了《赤壁赋》里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一段讲民国一老妇病重临终前，忘不了要听一段茂腔。唱腔一响，“老妇竟然坐了起来。一曲听罢，心满意足地说：‘中了，现在可以死了。’言毕，仰倒而逝。”可能，整个故事就靠最后一句“中了，可以死了”抖开，前面一堆文言都如相声一样讲究“铺平垫稳”。本来悲凉的故事，却带上些黑色幽默，就像抗日神剧里，中枪后没说完大段陈词，就不会倒下一样。

很多评论者，都觉这些故事延续了古代笔记小说传统，多以文言入故事。然而，如果看看《世说新语》《搜神记》，从晋志怪到唐传奇，都是高古雅正；翻开《剪灯新话》《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仍旧古奥晦涩。莫言的语言只是乔装打扮成文言样式，就像仿古建筑在屋顶上加个飞檐，近代瓷器旧仿成“高古瓷”，来点儿戏仿，增点儿意趣。然而，莫言反而翻出新味道，混搭杂糅倒成了一种风格，没有一点儿不适，贴切调笑得很。这是因为作品的题材本就杂烩：乡土的、革命的、当代的、古代的、市井的、神话的……语言当然会有戏拟与拼贴。正如今人再写古体诗，古人的老物件儿早已不存，把些“现代化”事物写成意象。莫言以老旧语言写新世相、新人情、新语境，就成了不生不熟、不俗不雅、不古不新的艺术实验，其中的陌生、反差与讶异，能冲击读者，也就不稀奇了。

以小喻大

莫言把这短小说搞成了“微雕艺术”，行精微，致广大，是其最大意图。12则故事就像大写意、大泼彩，用酣畅极简的笔墨给你大况味、大意趣。“一斗阁”正是在方寸间，仰观俯察，探得古今事理人情。

正如蒲松龄打通花妖狐媚的“情感共同体”，在莫言的故事里，动物与人情通，事理与情理通，古代与当下通，也显示了可贵的共在。如《葱管》在讲历史与现实的感应、交汇。《槐米》则写出植物、动物和人心，物性和人性的交感。作家写“国槐花籽可入药，能治风症。吾家曾养一猪，因去势而染破伤风，牙关紧咬，身体僵直，平躺在地，不能站立。兽医云，必死无疑。吾母曰：死猪当成活猪医吧。”最终，槐米救了猪，猪痊愈后狂吃疯长，来报答人的恩。这是三者的通达和往复。

在《爱马》的故事里，莫言也在探寻共通的爱、兼容之爱，因为各爱其爱，所以不相妨害。“一个地主爱人民公社的马爱到这种程度，谁会相信？如果那匹马是他自己的，他该怎么个爱法？又一想，我这想法太不文学了，真正的爱，是与所有权无关的。上帝是所有人的，难道能归你一个人所有吗？祖国是十几亿人共有的，难道能归你自己吗？想到这些，我就明白了。”

作家在用一种寓言思维，写尽“理趣之美”。《褂子》讲了一个类似买椟还珠的故事。“我”年轻时跟着生产队妇女摘棉花，深秋时寒冷，妇女们穿棉衣。而“我”则新缝了一件蓝华达呢褂子，得意神气，显摆得不行。然而，为了不让棉花柴磨损衣服，“我”把褂子藏在麻袋里，不惜光着膀子拾棉花，身上被划得到处是伤。这是典型的“怕驴劳累，背着驴走”的故事变体。一堆妇女在围观取笑，简直成了“行为艺术”。“我发誓宁愿冻死，也不穿褂子。为了抵抗寒冷，我开始唱样板戏：‘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些娘们儿，一定认为我疯了。我暗自得意。装疯卖傻是为了吸引女人的注意，她们注意我了，并且知道了我的抗寒和我的爱护衣服。”结局更是断崖式高潮，当“我”拾满棉花找麻袋时，麻袋没有了，褂子也没有了。最后莫言给出了一个“三句半”式的寓意：“装疯卖傻是要付出代价的”。

荒诞和喜剧性总是伴随意义的落空。真正的意义，本身又极简单，正所谓“道不远人”，在于万事万物中。《踩鱼》就是作家以物事体悟人情的故事。故事讲了一个叫皮囤的人，能在河里用脚踩鱼，来捉活鱼。“我”也和皮囤一起下河，但总是踩不到。“我问皮囤，为什么你能踩到而我踩不到？他说：‘左脚撵了右脚踩，右脚撵了左脚踩。’”这是多么浅显的智慧，以至于我们不能察觉，这句话也是皮囤处理家事矛盾的法则。他年幼父母双亡，跟哥嫂生活，嫂子常常虐待他。但当嫂子与泼妇打架，吃了亏，皮囤仍旧去帮嫂子。皮囤说：“她再不好，也是我嫂子。”这其实是朴素的乡土伦理，以德报怨，对亲人，不能讲“对价原则”。这种道理也和左右脚一样，总有互相踩到的时候，但还是一双脚。作家给出的结尾，也是颇得古代通俗小说劝谕警世的团圆精神。“其嫂闻知，甚为感动，从此改变态度，视皮囤如同己出”。

致敬古典

当众多评论者认为莫言和蒲松龄有很大相通，新作与《聊斋》《阅微草堂笔记》有很大亲缘关系时，都忽略了莫言最大的智慧，那就是他的“反向性”。蒲松龄把很多“听闻”加工成了自己的文人创作。莫言则把许多自己虚构的立意，偏偏假托成听来的街谈巷议、乡野传说与历史记忆。在气质上，莫言把很多后现代的乖谬、戏仿和黑色幽默融进来，耐人琢磨，别有讽谕。

如《诗家》的故事就是多重反讽。一方面所谓的诗书传家，却生出三个不孝子。三个儿子据说都有诗才，这其实是在说德与才的关系，哪个更重要。县官认为只要有才就可免罪，让三个儿子当堂作诗，结果他们所谓的诗才，是大拍县官的马屁诗。县官听了大喜，反倒把父亲打了四十大板。表面看，莫言借用了曹植七步成诗的桥段，其实，这里面有指鹿为马的荒谬，明明是狗屁诗才，但偏偏喜欢受用，颠倒黑白。这一点，和《聊斋志异·司文郎》里的不辨美丑善恶，异曲同工。

《仙桃》里开篇就和《崂山道士》一样，有个修仙的主题，吃了仙桃可以长生不老。村中求仙者有一堆，都没法攀岩去摘，这时有个能人杜乐，发明机械“抛石机”，虽能击落桃，但却总被仙鹤噙去。有意思的是，莫言把这个修仙故事，嫁接了一个革命尾巴。游击队利用抛石机，立下大功。“游击队奖励杜乐，赠其蟠桃一筐。”杜乐那时早就死了，这个结尾生生把仙桃变成了祭桃，原先一个摘不到，现在成了一筐。莫言幽默的“恶意”，可见一斑。

如果说上述故事都离莫言本人太遥远，那么《深巷》和《锦衣》就是作家自嘲获奖后的烦恼。朋友邀“我”去他家咖啡馆喝咖啡，馆名“深巷”。进馆就看到“大开门的假货赝品”——一幅署名“莫言”的书法。很多人只会觉得，这其实就是李逵遇李鬼的尴尬。然而，这时作家的八个字，才是自嘲的关键，这幅字“字迹秀美，法度森严”。当“我”问怎么回事，他憨笑说：“替你扬名呢！”莫言的嘲讽是双关的，一面在说这种本末倒置，倒打一耙的赖痞气，另一面或许也在“自黑”：其实莫言真身的字，写得还没赝品好看呢。

《锦衣》看上去最有灵异志怪气，和《聊斋》一样，既有幽魅的夜会，也有人形和动物的异态变化。然而，直到结尾，才发现这不过是“叙事圈套”。那只鸡说“吾本天上昴星官，贬谪人间十三年，今日期满回宫去，有啥问题找莫言。”这不正是获诺奖后，莫言不堪其扰的真实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