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回来。”广州女医生陈燕玲低声呢喃，她即将被推入手术室，经历一场长达十余个小时的生死考验。

这一天是佛诞日，病床前，丈夫拉着她的手，不断打气鼓劲，可她听不到，也感受不了。她的心脏病已十分严重，数月前还能生活如常的她，此刻身上却布满管子，意识模糊。

想要救命，唯有换心。

数小时后，她脆弱的心脏直接暴露在无影灯下，医生一条条切断神经，钳住血管，取出原属于她的，再放入无名好心人捐的。几经缝合，当血液重新涌入血管，一颗苍白的心脏瞬间染红，开始规律跳动。

手术台旁，导演程工全副武装，持一台佳能C300摄影机，屏息拍摄。一年后的2018年末，这一场景被剪入非虚构电影《生活万岁》的结尾，登陆全国院线，并在网络平台播映。

此时，距程工理想的上映时间仍稍早一些，他本计划在来年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公映，“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和工作的，想想自己这一年该怎么生活跟工作，可以（给人们）鼓鼓劲、打打气”。

这或许是近一段时间期待最多、口碑最好的国产真实题材影片之一。它仅用94分钟，便呈现了14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样貌——有广州大排档卖螺卖唱为生的红人明哥；有拉萨以蹬三轮为生的河南老人；有在妻子坟前烧信祭拜的老红军；还有带着女儿开出租的单亲妈妈……

他们普通，却历经磨难，生活不易。

有人疑惑，他们的生活都这么苦，怎么就万岁了？

导演程工觉得，是因为即便在困境之中，他们活得比我们很多人都幸福。

“我不是在做一个卖苦的片子，我希望我们能降低一点自己的欲望，让‘燃点’低一点。生活里，如果什么幸福感都没有，那我们比他们更悲哀。”

60分的人生感动90分的观众

任长箴是《生活万岁》的导演之一。她仍记得，一个朋友看后感慨，若说社会精英是90分以上的人，《生活万岁》的主人公全都是60分甚至不及格的人，他们的生活与追求和90分的人截然不同，“但这些生活才是真的生活”。

类似感慨，不在少数。这些坐在大银幕前的人，多是城市中产、高校学生等高分人群，其生活条件和状态远超银幕中人，可若论生活的智慧和直面苦难的坚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自愧不如。

这正是电影《生活万岁》想表达的主题：记录人在困境中努力生活的故事，让更多人看到生活中的光亮。

任长箴将其凝练成九个字“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最后三字，也是这部电影最初的英文片名。

困境，是片中人的共通点。

如电影最初那名以卖油墩子为生的上海奶奶，一双儿女早同她断了往来，儿子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都要她来负担。她只好卖房抵债，抵不掉的就靠卖油墩子还。

拍摄时正值盛夏，油锅烧得滚烫，但即便是这样的日子，她也要带上老伴出门售卖。她曾感慨：“老了苦才是真的苦”，但更盼着能把钱还清，过上好日子。

这些真实生活的酸甜苦辣，深深打动着银幕前的人们。

《生活万岁》剧照

如何筛选被拍摄对象，是不是一定要找穷的、惨的，或者必须要有残疾人、老人等特定群体，是人们最常抛出的问题。

程工的回答往往只有三个字，“特别对”，这来自他多年执镜的直觉。

一直以来，他对人本身的关注，均远超过对钻研人物所处时代、地域、阶级等特殊符号的兴趣。这种聚焦普通中国人，不断去标签化的特质，亦呈现于《极地》《进藏》等代表作中。

而在副导演张祎看来，这种“对”则具化为一种人每天在困境中生活，仍能拥有充分动力和积极性的伟大和坚强。

为搜寻具有这种闪光点的人，他们开始全国寻人，听起来犹如大海捞针。他们特地建了一个微信群，30多个人随时把“有意思的人”转到群里讨论，有的曾被媒体报道，也有经朋友或公益组织推荐的。

此后还要“摸底”，通过多轮电话、面谈，甚至共同生活1-2天，摸清被拍摄对象的身份、性格、家庭、故事等情况，用程工自己的话说，要“细到一个月挣到3000元，每100元是怎么花的。”

“不是谁穷谁苦我们就拍谁，这不是标准。”张祎回忆，调研过程中，一些肢体残缺的，或形式大于内容的群体，均未入选，这些标签化的人物“反而越往后（调研）越来越（觉得）普通”。

筛到最后，剩下41个普通人，他们散落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愿意付出时间分享自己的故事，也不会在镜头前过于夸张或局促。

3个月，拍41个故事，分配到每个被拍摄对象的时间，只有不到5天。

时间紧迫，为完成拍摄计划，团队分成4个摄制组，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拍摄，每组只有一个导演、摄影、录音、制片、助手，和一台佳能摄像机。

一边拍，一边还要找其他拍摄对象，程工均有参与。

人选方面，程工有时会提出特定的要求。比如他想要拍孤独，这才有了爬上瞭望塔，俯视万里林地，只靠无线电信号与人世相联的森林防火员。亲情之外，他还想拍爱情，这才有相伴一生从未得见，只能靠声音和触觉感知对方的盲人夫妻。

后一个故事的冲击力尤其巨大，卖惨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常有人问，你们拍盲人是不是为了赚眼泪？张祎却觉得，盲人夫妻反而是全片最温暖的故事，“因为我们是拍他们的爱情，而不是去挖他们的不幸。”

她不希望人们只看到片中人的苦和惨，甚至生出一种倍感庆幸的优越感，而是应该觉得自己也应和他们一样，努力生活。

“你像那卖油墩子的奶奶一样欠了那么多钱，你还有没有勇气这样每天早出晚归去工作，你能像那个‘单车猎人’一样，住在一个都是臭虫的地方，你还愿意留在这个城市，还愿意去收拾单车吗？有时候如果把你放在那境遇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并不如他们。”张祎说。

黄金搭档时隔八年的续作

《生活万岁》上海点映时，十余名特殊观众涌入影院，他们是8年前同名纪录片的主人公。监制、后期导演苏灿书是他们的邀请人。8年前，正是她的一个又一个电话，促成他们参与纪录片的拍摄。

这些电话号码均被她记在笔记本上，这么多年，她一直没舍得丢。

近10年过去，苏灿书感慨，他们不仅从镜头中的拍摄对象，变成了镜头外的观众，有的生活轨迹也发生巨变。一对以修表为生的老夫妻，痛失独子一夜白头，可现在他们已走过全球50多个国家，试着享受二人世界。还有一名游船总监，拍摄时，她的儿子尚在腹中，如今已长成一个帅小伙。

也有人仍坚持拍摄时的生活状态，“那跟我们一样，都在做一件事情多好。”她说。两部《生活万岁》间，苏灿书一直跟随程工团队，参与纪录片创作。

“当时拍完旧版《生活万岁》的时候，就特别想做全国各个城市的《生活万岁》，因为觉得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味道。”如今，这一想法终于在新版电影中实现了。相比旧版，她觉得，新版《生活万岁》由于不再聚焦单个城市，呈现的人物阶层和面貌要更为丰富。

其实，熟悉程工与任长箴这对黄金搭档的人，亦无法忽视二人八年前的这场合作。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制片人将二人叫到香山一家咖啡厅，提出希望二人合作，拍摄反映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故事，为上海世博会献礼。

当时，制片人便将这组纪录片定名为“生活万岁”，想拍45个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生活虽不如意，却能活出精彩。

任长箴回忆，制片人当时想法很多，他提到有机会应该跳出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到齐齐哈尔、铁岭等小城市，拍当地人的生活。“这话等于就被小工（程工）记住了。”

最初，二人合作并不算愉快。

15集的纪录片任务分下来，程工10集，任长箴5集。当时，程已有成熟的团队，任刚从央视出来2-3年，只身一人，从团队和精力上，她感觉二人“并不是特别匹配”。

“包括对事物的看法认识，很多东西都不大一样，我没有意识到，‘生活万岁’这个题目下应该是什么人，但他一下就get到那个点了。”任长箴仍记得，程工在咖啡厅提供的餐巾纸上写写画画，修自行车的、送快递的，各色底层人物跃然纸上，对于拍摄对象，他早就了然于胸。这与新版《生活万岁》颇为相似。

“他认为活着就是生活，而我还有点文艺小清新，（更关注）生活品味、生活调调。”但任长箴并未完全领会，央视出身的她更擅长拍摄城市中产和社会精英，她转而寻找设计师、国际学校教师等“偏上的人物”，拍他们生活中的小情趣。

其中一集，一名室内设计师辞去工作，在上海一个小弄堂里自由执业。砖砌的小院内外，摆满各式绿植与盆景，梅雨落下，满目青绿。任长箴甚至跟拍她如何选新房，如何利用自己设计师的直觉，让工人移走了老房主人的一棵橘树。

选人方面，二人起初分歧不断，谁也不服谁。

任长箴记得，有一次两人刚采访完一个备选拍摄对象，在回程的金杯车里，程工一直难掩兴奋、滔滔不绝，任长箴却觉得“有点没意思”，没再搭腔。“后来他就说，你怎么能不兴奋？你弄的不兴奋，你就不愿意拍片子。”挨了一顿批评，任长箴没再说话。

现在回想，她觉得，当时自己拍摄的，的确“没有太多质感”，而程工的部分“真是挺好的，谁也模仿不了”。

这番磨合后，二人合作越发紧密，也打造出不少高口碑的作品。

尽管外界一致认为，新版《生活万岁》，是二人继旧版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和《极地》后的第四次公开合作，实际上，两部《生活万岁》间，程工与任长箴一直出现在彼此的作品中。

《生活万岁》剧照

常有记者问，两人如何配合分工，谁拍了哪几个故事，仿佛大家分别捏好馒头，凑进同一个蒸笼。

“我们不是这种分工方法。”在任长箴看来，他们更像是碱面或者酵母，当对方缺某一味料时，便将彼此揉进面团，做好馒头。互补，才是对二人合作的概括。

程工则管任长箴叫“总参谋长”，既因为她理解他，也因为她常能提供一些他没想到的角度。

新版《生活万岁》也是如此。拍摄完成后，两人各剪辑了一版含15个人物故事的样片，但无论人物取舍还是叙事逻辑，均有所不同。程工觉得，任版更从容，也为影片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如任版样片中，就多出了成都青年宋龙超的故事。他时常打扮成小丑，到病房探望被癌症缠身的孩子们。其实，这个时常对着镜子，反复模仿网络上职业小丑表演风格的年轻人，同样身患癌症，他想用有限的余生减轻患者痛苦。

而对另一个二人均有选取的故事：一个喜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年男人，白天是带领大量游人游览故宫的导游，晚上则要挤进仄小的平房里，耐心照顾病重而固执的老父亲，任长箴则扩充了故事素材。

这些改变，最终均被收进成片中。

有趣的是，当年制片人曾举例到齐齐哈尔拍小人物，一度差点在新版《生活万岁》中实现。

他们对焦齐齐哈尔一名退休女工，年轻时，她以一分之差高考落榜，人生轨迹从此改变。和那些考上大学、生活发达的同学相比，她的人生一路走低，工厂下岗，家人重病，为了给老人、丈夫、儿子看病，她花光积蓄，四处借债。

日子再穷苦，她从没想过抛弃家人，或者自暴自弃，而是每天一睁眼就想着要出去工作，卖包子、刷白墙，这样才有钱还债，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这段故事由张祎执导，她仍记得女工家院落里有两棵海棠果树。拍摄时，满树都是紫红色的果子，吃不完时，女工便把它们做成果酱，一些送给接济她的邻居，一些则供在丈夫坟前，这是他生前最爱的食物。这也触动了程工，“他看到那个红红的果酱，就特别喜欢这个大姐，于是选了她。”

但考虑到“拍摄呈现的状态难免让人觉得过于低迷”，齐齐哈尔女工的故事还是被拿掉了。

《生活万岁》剧照

非虚构电影：做房间里的苍蝇还是大象

“编剧 程工”，当这行鲜有观众关注的小字出现在影片最后，着实令人意外。

但任长箴看来，编剧并非故事片中写好剧本，让被拍摄对象照本表演的角色，而是在有限的拍摄周期内，按照客观规律，促成一些真实细节发生的催化剂。

不同于观众对其“纪录片”的定位，《生活万岁》实为一部非虚构电影，这一概念在国内十分新鲜。

但对这一概念的冠名者，也是该片的制片人、联合发行人张悦而言，“非虚构”并不陌生。这位曾在内地多家媒体担纲的资深媒体人，转战视频创业领域前，本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创作人，他坚信真实好故事的力量。

不同于叫好不叫座的纪录片，无论文学还是影视作品，“非虚构”既是品质和口碑的保证，其市场前景也备受期待。

尤在国内电影市场，如《踏血寻梅》《我不是药神》《湄公河行动》等影片由于取材自真实事件，改编相对扎实，均被归为非虚构类别。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这一非虚构特稿，也以高价拍出影视改编权。

这些均显示，虚假浮夸的电影情节已很难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以真实的故事内容、饱满的人物特征、合理的叙事逻辑为代表的非虚构电影，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观众和市场的喜爱与认可。

但对绝大多数国内观众而言，故事片是虚构的，纪录片是真实的，但非虚构电影却是一个较为暧昧的概念。

任长箴解释，纪录片也有流派，一派为浸入式拍摄，即拍摄者始终冷眼旁观，只记录，而不干涉被拍摄对象的生活，就好比“墙壁上的苍蝇”，长期跟拍，用时间换故事，也被称为真实电影。另一派则被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即拍摄者在合理范围内，打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双方处于合作关系，不仅情感上要达到默契和贴近，还要“共同商量干点什么”，更贴近非虚构电影的创作方式。

“房间里的大象都是一些人情练达，懂生活的人。”任长箴记得，曾有一位瑞典纪录片大师说，如果他想要让拍摄对象被石头绊倒，那块石头，一定是他温柔地放在其脚下的，但“绊倒”并非出自导演之手，而是生活走向如此，导演只是促成即使没有摄像机也可能发生的事。

“那莫不如在摄像机在的时候发生吧！”她说。

《生活万岁》曾有这样一个镜头，深夜的重庆街头，灯色朦胧，舞女黄真真恍惚地在街心伫立，眼眶肿着，满脸泪痕。不久前，她正与朋友寻街摊喝酒，喝着喝着，她翻起一个对方未作回复的聊天记录，突然大哭不止，这与她素来活力四射的样子，反差极大。

这时观众才明白，黄真真失恋了，这个曾大喊着“睡醒了又是一条好汉，明天就好了”的年轻女孩，内心也有柔软脆弱的地方。

其实，这场“戏”是人为促成的。

任长箴回忆，拍摄前，摄制组才得知黄真真失恋了，考虑到此时的人倾诉欲极强，特别希望同朋友或有共同经历的人诉说，他们特地牵线促成了这场深夜聚会，才记录下这个让任长箴印象最深的场景。

但，促成并不意味着弄虚作假，或要求黄真真等人照剧本演出失意的样子。

“朋友是真的，饭馆是真的，谈论的内容是真的，情绪也是真的，只不过这场饭局有可能发生在三天以后，被导演调到了今天，否则有可能一两个星期也没等到（这个场景自然发生）。”

任长箴认为，非虚构是一种提高拍摄效率的方法，也是一种纪实。但它必须有底线，即在人情练达、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情世故的情况下，且不伤害主人公的前提下，在主人公的愿望范围内促成和达成。

时间虽然有所提前，却丝毫不影响拍摄场景的真实性，虚实交叠，即是“房间里的大象”这一创作流派的技术体现，亦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

如今，电影顺利上映，这既是程工、任长箴、张悦等主创首个搬上大银幕的电影作品，也是国内第一个尝试分线发行的类型片。

程工虽不关注作品之外的事情，却希望能把《生活万岁》一直做下去。他计划下一部对焦城市中产，这个在本作中被拿下的群体。他曾比喻，《生活万岁》就像一碗老百姓喝的菜粥，很朴实，如果放什么鲍鱼海参之类的，就不合适了。

但现在，他想要用一部纪录片来记录“鲍鱼海参”的生活，他们为上千元的牛仔裤、数万元的车子和付不起的房子挣扎、拼搏，他们同样面临困境，同样逆境求生、努力活着，便是一种“生活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