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故事能高于生活本身
2019/02/25 | 卢伊 | 收藏本文
摘要:一部94分钟的非虚构电影,呈现了14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样貌。《生活万岁》记录了困境中的人们努力生活的故事,让更多人看到生活中的那束光。
“我会回来。”广州女医生陈燕玲低声呢喃,她即将被推入手术室,经历一场长达十余个小时的生死考验。
这一天是佛诞日,病床前,丈夫拉着她的手,不断打气鼓劲,可她听不到,也感受不了。她的心脏病已十分严重,数月前还能生活如常的她,此刻身上却布满管子,意识模糊。
想要救命,唯有换心。
数小时后,她脆弱的心脏直接暴露在无影灯下,医生一条条切断神经,钳住血管,取出原属于她的,再放入无名好心人捐的。几经缝合,当血液重新涌入血管,一颗苍白的心脏瞬间染红,开始规律跳动。
手术台旁,导演程工全副武装,持一台佳能C300摄影机,屏息拍摄。一年后的2018年末,这一场景被剪入非虚构电影《生活万岁》的结尾,登陆全国院线,并在网络平台播映。
此时,距程工理想的上映时间仍稍早一些,他本计划在来年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公映,“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和工作的,想想自己这一年该怎么生活跟工作,可以(给人们)鼓鼓劲、打打气”。
这或许是近一段时间期待最多、口碑最好的国产真实题材影片之一。它仅用94分钟,便呈现了14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样貌——有广州大排档卖螺卖唱为生的红人明哥;有拉萨以蹬三轮为生的河南老人;有在妻子坟前烧信祭拜的老红军;还有带着女儿开出租的单亲妈妈……
他们普通,却历经磨难,生活不易。
有人疑惑,他们的生活都这么苦,怎么就万岁了?
导演程工觉得,是因为即便在困境之中,他们活得比我们很多人都幸福。
“我不是在做一个卖苦的片子,我希望我们能降低一点自己的欲望,让‘燃点’低一点。生活里,如果什么幸福感都没有,那我们比他们更悲哀。”
60分的人生感动90分的观众
任长箴是《生活万岁》的导演之一。她仍记得,一个朋友看后感慨,若说社会精英是90分以上的人,《生活万岁》的主人公全都是60分甚至不及格的人,他们的生活与追求和90分的人截然不同,“但这些生活才是真的生活”。
类似感慨,不在少数。这些坐在大银幕前的人,多是城市中产、高校学生等高分人群,其生活条件和状态远超银幕中人,可若论生活的智慧和直面苦难的坚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自愧不如。
这正是电影《生活万岁》想表达的主题:记录人在困境中努力生活的故事,让更多人看到生活中的光亮。
任长箴将其凝练成九个字“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最后三字,也是这部电影最初的英文片名。
困境,是片中人的共通点。
如电影最初那名以卖油墩子为生的上海奶奶,一双儿女早同她断了往来,儿子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都要她来负担。她只好卖房抵债,抵不掉的就靠卖油墩子还。
拍摄时正值盛夏,油锅烧得滚烫,但即便是这样的日子,她也要带上老伴出门售卖。她曾感慨:“老了苦才是真的苦”,但更盼着能把钱还清,过上好日子。
这些真实生活的酸甜苦辣,深深打动着银幕前的人们。
《生活万岁》剧照
如何筛选被拍摄对象,是不是一定要找穷的、惨的,或者必须要有残疾人、老人等特定群体,是人们最常抛出的问题。
程工的回答往往只有三个字,“特别对”,这来自他多年执镜的直觉。
一直以来,他对人本身的关注,均远超过对钻研人物所处时代、地域、阶级等特殊符号的兴趣。这种聚焦普通中国人,不断去标签化的特质,亦呈现于《极地》《进藏》等代表作中。
而在副导演张祎看来,这种“对”则具化为一种人每天在困境中生活,仍能拥有充分动力和积极性的伟大和坚强。
为搜寻具有这种闪光点的人,他们开始全国寻人,听起来犹如大海捞针。他们特地建了一个微信群,30多个人随时把“有意思的人”转到群里讨论,有的曾被媒体报道,也有经朋友或公益组织推荐的。
此后还要“摸底”,通过多轮电话、面谈,甚至共同生活1-2天,摸清被拍摄对象的身份、性格、家庭、故事等情况,用程工自己的话说,要“细到一个月挣到3000元,每100元是怎么花的。”
“不是谁穷谁苦我们就拍谁,这不是标准。”张祎回忆,调研过程中,一些肢体残缺的,或形式大于内容的群体,均未入选,这些标签化的人物“反而越往后(调研)越来越(觉得)普通”。
筛到最后,剩下41个普通人,他们散落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愿意付出时间分享自己的故事,也不会在镜头前过于夸张或局促。
3个月,拍41个故事,分配到每个被拍摄对象的时间,只有不到5天。
时间紧迫,为完成拍摄计划,团队分成4个摄制组,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拍摄,每组只有一个导演、摄影、录音、制片、助手,和一台佳能摄像机。
一边拍,一边还要找其他拍摄对象,程工均有参与。
人选方面,程工有时会提出特定的要求。比如他想要拍孤独,这才有了爬上瞭望塔,俯视万里林地,只靠无线电信号与人世相联的森林防火员。亲情之外,他还想拍爱情,这才有相伴一生从未得见,只能靠声音和触觉感知对方的盲人夫妻。
后一个故事的冲击力尤其巨大,卖惨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常有人问,你们拍盲人是不是为了赚眼泪?张祎却觉得,盲人夫妻反而是全片最温暖的故事,“因为我们是拍他们的爱情,而不是去挖他们的不幸。”
她不希望人们只看到片中人的苦和惨,甚至生出一种倍感庆幸的优越感,而是应该觉得自己也应和他们一样,努力生活。
“你像那卖油墩子的奶奶一样欠了那么多钱,你还有没有勇气这样每天早出晚归去工作,你能像那个‘单车猎人’一样,住在一个都是臭虫的地方,你还愿意留在这个城市,还愿意去收拾单车吗?有时候如果把你放在那境遇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并不如他们。”张祎说。
黄金搭档时隔八年的续作
《生活万岁》上海点映时,十余名特殊观众涌入影院,他们是8年前同名纪录片的主人公。监制、后期导演苏灿书是他们的邀请人。8年前,正是她的一个又一个电话,促成他们参与纪录片的拍摄。
这些电话号码均被她记在笔记本上,这么多年,她一直没舍得丢。
近10年过去,苏灿书感慨,他们不仅从镜头中的拍摄对象,变成了镜头外的观众,有的生活轨迹也发生巨变。一对以修表为生的老夫妻,痛失独子一夜白头,可现在他们已走过全球50多个国家,试着享受二人世界。还有一名游船总监,拍摄时,她的儿子尚在腹中,如今已长成一个帅小伙。
也有人仍坚持拍摄时的生活状态,“那跟我们一样,都在做一件事情多好。”她说。两部《生活万岁》间,苏灿书一直跟随程工团队,参与纪录片创作。
“当时拍完旧版《生活万岁》的时候,就特别想做全国各个城市的《生活万岁》,因为觉得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味道。”如今,这一想法终于在新版电影中实现了。相比旧版,她觉得,新版《生活万岁》由于不再聚焦单个城市,呈现的人物阶层和面貌要更为丰富。
其实,熟悉程工与任长箴这对黄金搭档的人,亦无法忽视二人八年前的这场合作。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制片人将二人叫到香山一家咖啡厅,提出希望二人合作,拍摄反映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故事,为上海世博会献礼。
当时,制片人便将这组纪录片定名为“生活万岁”,想拍45个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生活虽不如意,却能活出精彩。
任长箴回忆,制片人当时想法很多,他提到有机会应该跳出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到齐齐哈尔、铁岭等小城市,拍当地人的生活。“这话等于就被小工(程工)记住了。”
最初,二人合作并不算愉快。
15集的纪录片任务分下来,程工10集,任长箴5集。当时,程已有成熟的团队,任刚从央视出来2-3年,只身一人,从团队和精力上,她感觉二人“并不是特别匹配”。
“包括对事物的看法认识,很多东西都不大一样,我没有意识到,‘生活万岁’这个题目下应该是什么人,但他一下就get到那个点了。”任长箴仍记得,程工在咖啡厅提供的餐巾纸上写写画画,修自行车的、送快递的,各色底层人物跃然纸上,对于拍摄对象,他早就了然于胸。这与新版《生活万岁》颇为相似。
“他认为活着就是生活,而我还有点文艺小清新,(更关注)生活品味、生活调调。”但任长箴并未完全领会,央视出身的她更擅长拍摄城市中产和社会精英,她转而寻找设计师、国际学校教师等“偏上的人物”,拍他们生活中的小情趣。
其中一集,一名室内设计师辞去工作,在上海一个小弄堂里自由执业。砖砌的小院内外,摆满各式绿植与盆景,梅雨落下,满目青绿。任长箴甚至跟拍她如何选新房,如何利用自己设计师的直觉,让工人移走了老房主人的一棵橘树。
选人方面,二人起初分歧不断,谁也不服谁。
任长箴记得,有一次两人刚采访完一个备选拍摄对象,在回程的金杯车里,程工一直难掩兴奋、滔滔不绝,任长箴却觉得“有点没意思”,没再搭腔。“后来他就说,你怎么能不兴奋?你弄的不兴奋,你就不愿意拍片子。”挨了一顿批评,任长箴没再说话。
现在回想,她觉得,当时自己拍摄的,的确“没有太多质感”,而程工的部分“真是挺好的,谁也模仿不了”。
这番磨合后,二人合作越发紧密,也打造出不少高口碑的作品。
尽管外界一致认为,新版《生活万岁》,是二人继旧版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和《极地》后的第四次公开合作,实际上,两部《生活万岁》间,程工与任长箴一直出现在彼此的作品中。
《生活万岁》剧照
常有记者问,两人如何配合分工,谁拍了哪几个故事,仿佛大家分别捏好馒头,凑进同一个蒸笼。
“我们不是这种分工方法。”在任长箴看来,他们更像是碱面或者酵母,当对方缺某一味料时,便将彼此揉进面团,做好馒头。互补,才是对二人合作的概括。
程工则管任长箴叫“总参谋长”,既因为她理解他,也因为她常能提供一些他没想到的角度。
新版《生活万岁》也是如此。拍摄完成后,两人各剪辑了一版含15个人物故事的样片,但无论人物取舍还是叙事逻辑,均有所不同。程工觉得,任版更从容,也为影片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如任版样片中,就多出了成都青年宋龙超的故事。他时常打扮成小丑,到病房探望被癌症缠身的孩子们。其实,这个时常对着镜子,反复模仿网络上职业小丑表演风格的年轻人,同样身患癌症,他想用有限的余生减轻患者痛苦。
而对另一个二人均有选取的故事:一个喜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年男人,白天是带领大量游人游览故宫的导游,晚上则要挤进仄小的平房里,耐心照顾病重而固执的老父亲,任长箴则扩充了故事素材。
这些改变,最终均被收进成片中。
有趣的是,当年制片人曾举例到齐齐哈尔拍小人物,一度差点在新版《生活万岁》中实现。
他们对焦齐齐哈尔一名退休女工,年轻时,她以一分之差高考落榜,人生轨迹从此改变。和那些考上大学、生活发达的同学相比,她的人生一路走低,工厂下岗,家人重病,为了给老人、丈夫、儿子看病,她花光积蓄,四处借债。
日子再穷苦,她从没想过抛弃家人,或者自暴自弃,而是每天一睁眼就想着要出去工作,卖包子、刷白墙,这样才有钱还债,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这段故事由张祎执导,她仍记得女工家院落里有两棵海棠果树。拍摄时,满树都是紫红色的果子,吃不完时,女工便把它们做成果酱,一些送给接济她的邻居,一些则供在丈夫坟前,这是他生前最爱的食物。这也触动了程工,“他看到那个红红的果酱,就特别喜欢这个大姐,于是选了她。”
但考虑到“拍摄呈现的状态难免让人觉得过于低迷”,齐齐哈尔女工的故事还是被拿掉了。
《生活万岁》剧照
非虚构电影:做房间里的苍蝇还是大象
“编剧 程工”,当这行鲜有观众关注的小字出现在影片最后,着实令人意外。
但任长箴看来,编剧并非故事片中写好剧本,让被拍摄对象照本表演的角色,而是在有限的拍摄周期内,按照客观规律,促成一些真实细节发生的催化剂。
不同于观众对其“纪录片”的定位,《生活万岁》实为一部非虚构电影,这一概念在国内十分新鲜。
但对这一概念的冠名者,也是该片的制片人、联合发行人张悦而言,“非虚构”并不陌生。这位曾在内地多家媒体担纲的资深媒体人,转战视频创业领域前,本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创作人,他坚信真实好故事的力量。
不同于叫好不叫座的纪录片,无论文学还是影视作品,“非虚构”既是品质和口碑的保证,其市场前景也备受期待。
尤在国内电影市场,如《踏血寻梅》《我不是药神》《湄公河行动》等影片由于取材自真实事件,改编相对扎实,均被归为非虚构类别。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这一非虚构特稿,也以高价拍出影视改编权。
这些均显示,虚假浮夸的电影情节已很难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以真实的故事内容、饱满的人物特征、合理的叙事逻辑为代表的非虚构电影,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观众和市场的喜爱与认可。
但对绝大多数国内观众而言,故事片是虚构的,纪录片是真实的,但非虚构电影却是一个较为暧昧的概念。
任长箴解释,纪录片也有流派,一派为浸入式拍摄,即拍摄者始终冷眼旁观,只记录,而不干涉被拍摄对象的生活,就好比“墙壁上的苍蝇”,长期跟拍,用时间换故事,也被称为真实电影。另一派则被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即拍摄者在合理范围内,打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双方处于合作关系,不仅情感上要达到默契和贴近,还要“共同商量干点什么”,更贴近非虚构电影的创作方式。
“房间里的大象都是一些人情练达,懂生活的人。”任长箴记得,曾有一位瑞典纪录片大师说,如果他想要让拍摄对象被石头绊倒,那块石头,一定是他温柔地放在其脚下的,但“绊倒”并非出自导演之手,而是生活走向如此,导演只是促成即使没有摄像机也可能发生的事。
“那莫不如在摄像机在的时候发生吧!”她说。
《生活万岁》曾有这样一个镜头,深夜的重庆街头,灯色朦胧,舞女黄真真恍惚地在街心伫立,眼眶肿着,满脸泪痕。不久前,她正与朋友寻街摊喝酒,喝着喝着,她翻起一个对方未作回复的聊天记录,突然大哭不止,这与她素来活力四射的样子,反差极大。
这时观众才明白,黄真真失恋了,这个曾大喊着“睡醒了又是一条好汉,明天就好了”的年轻女孩,内心也有柔软脆弱的地方。
其实,这场“戏”是人为促成的。
任长箴回忆,拍摄前,摄制组才得知黄真真失恋了,考虑到此时的人倾诉欲极强,特别希望同朋友或有共同经历的人诉说,他们特地牵线促成了这场深夜聚会,才记录下这个让任长箴印象最深的场景。
但,促成并不意味着弄虚作假,或要求黄真真等人照剧本演出失意的样子。
“朋友是真的,饭馆是真的,谈论的内容是真的,情绪也是真的,只不过这场饭局有可能发生在三天以后,被导演调到了今天,否则有可能一两个星期也没等到(这个场景自然发生)。”
任长箴认为,非虚构是一种提高拍摄效率的方法,也是一种纪实。但它必须有底线,即在人情练达、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情世故的情况下,且不伤害主人公的前提下,在主人公的愿望范围内促成和达成。
时间虽然有所提前,却丝毫不影响拍摄场景的真实性,虚实交叠,即是“房间里的大象”这一创作流派的技术体现,亦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
如今,电影顺利上映,这既是程工、任长箴、张悦等主创首个搬上大银幕的电影作品,也是国内第一个尝试分线发行的类型片。
程工虽不关注作品之外的事情,却希望能把《生活万岁》一直做下去。他计划下一部对焦城市中产,这个在本作中被拿下的群体。他曾比喻,《生活万岁》就像一碗老百姓喝的菜粥,很朴实,如果放什么鲍鱼海参之类的,就不合适了。
但现在,他想要用一部纪录片来记录“鲍鱼海参”的生活,他们为上千元的牛仔裤、数万元的车子和付不起的房子挣扎、拼搏,他们同样面临困境,同样逆境求生、努力活着,便是一种“生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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