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门”主角斯诺登，终于结束在莫斯科机场中转区的“蜗居生活”，获准在俄自由移动，可能是临时庇护，但不排除他加入俄国籍的可能。恰好今年的G20峰会和2014年冬奥会，都由俄罗斯主办，美国不断有参议员给奥巴马施压，要求奥巴马或抵制冬奥会、或改变峰会会址。虽然这些提案都被驳回，但奥巴马能否参加G20峰会，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明确表示，如俄为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对两国的双边关系，包括军事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

斯诺登事件虽已近残局，但无人能确定何时终盘。斯诺登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愿向他提供避难的三个拉美国家，更像一种政治姿态，有心却无力提供实际的帮助。斯诺登向德、法等12个欧洲国家提出的避难申请，也无一国受理。可见，在“合作共赢”的国际语境下，他背叛美国政府的行为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使任何国家都不愿为了某个个人，与美国进行无法预测结果的政治对峙，因为那无益于相关国家的自身利益。

斯诺登对美国政府网络监控的爆料，从人权层面讲，显然属于正义行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目的是想纠正美国政府的这种错误行为，他目前未出售美国国家机密，也未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他想寻求的仅仅是正义。即便在美国本土，三成以上的受访者仍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和英雄，因为他揭露了美国政府侵害公民隐私、破坏网络自由和基本人权的秘密。只有两成多的受访者认为他是国家公敌与叛徒，因为他为所谓正义感损害了国家利益。这种强烈的争议性，注定了斯诺登会成为展示国家利益与人权之间矛盾的传奇人物。他让各国民众意识到，应当警惕国家权力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他让人们思考，为国家利益进行的秘密监控是否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在反恐监控和保护公民隐私权双重需要条件下，怎么才能达至平衡？

美国政府向外推行的价值观一直是人权大于主权，但斯诺登事件恰恰是一个反证。斯诺登是人权语境中的英雄，是国家利益语境下的叛徒，他的爆料对美国政府长年标榜的公共形象造成了伤害。但如何评判斯诺登，对美国政府仍是一个难题。斯诺登事件让更多的民众发现了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人权的真实关系。美国政府为加强反恐力度，捍卫公共安全这一目标没有错，但对于这类监控项目，民众不仅要有可能被监控的知情权，更需要有监督机制，来确保监控者的这种权力不被滥用。所以奥巴马最近宣称，正计划与美国自由派及人权组织展开公开对话，来成立范围广泛的监督委员会，调查监视项目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随着美式监控的曝光，其他国家的监控项目也浮出了水面。斯诺登对《卫报》爆料称，英国政府通信总局的作为，甚至比美国还恶劣。调查显示，过去18个月时间内，该局对多条承担国际电话及互联网信号的光缆系统进行秘密监控，不但拦截与存储了海量的私人电邮、通话、浏览记录等数据，还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彼此共享信息。德国《明镜周刊》也披露，德国联邦情报局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1亿欧元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目前德国通过的“技术成长计划项目”，就是为增加技术侦查人员、提高计算能力和服务器性能，为更好更全面地监控德国的跨境数据交流。印度运行的中央监控系统，也将范围扩展至各州，最终实现无漏洞监控全国所有电话用户及互联网用户。可以说，这是一场无法看到边际的网络监控战，在虚拟的数据世界里，人权、道德、国家竞争与国家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国家都难以保持自身在网络中的道德制高点。传统的公民隐私权在各国都受到了挑战，这或许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接纳斯诺登的原因之一。

换个角度看，作为特工的斯诺登对本国情报系统的揭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视为犯罪。即便某些国家或个人站在不同的价值观与立场上，对此事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如果本国出现类似事件，相信处理手法也会和美国类似，否则就等于在鼓励本国的特工叛逃。对这一事件的法律与价值逻辑，还是应保持清醒区分的。一般人或许能理解国家安全行为中的窃听与情报收集工作，但对网络世界中的类似行为却大为反感。其实，两者的行为是相似的，这也是斯诺登事件后，没有任何发达国家敢于公开否认本国没有类似行为的原因。只是，正常的情报收集与全面侵犯公民隐私行为有一点根本不同：当人类越来越多的行为和信息是以数据方式存在时，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方式来收集情况，将成为各国情报工作的常态。类似“棱镜”这样的项目，如果监管的漏洞太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确实有侵犯公民隐私的可能，但它并不是已经形成了大范围的侵犯，而只是存在这种风险。斯诺登事件不仅让我们反思国家利益和公民人权之间的关系，也会让我们重新讨论和思考网络世界中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哪些属于可以使用的公共记录，哪些属于不能随意侵犯的个人权利。当网络上的一切行为都被数据化后，如何加强对这类监控系统的监管与监督，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如何不让国家机器对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监控，其实是每个国家都已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