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书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

大陆甫公布的第二季GDP成长率仅7.5%，勉强达到官方设定目标的下限，这样的成绩实在难以令人开心。6月份的综合经济数据显示，物价指数年增率由2.1%上涨至2.7%，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由-2.9%小升至-2.7%，均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官方和汇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均较5月下滑，显示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在成长减速的情况下，官方推出了被称为“克强经济学”的一系列举措，以因应经济形势。学界概括为三方面：其一是调结构；其次是去杠杆；第三就是无刺激措施。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大量资本注入，诸多领域同时启动投资开发，造成沿海城市经济动能虽强，但也积累了很多负面效应，例如房地产飙涨、流动性泛滥、初次分配不均，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公开数据显示，大陆在2000年基尼系数就超过4.0，个人所得严重不均，成为社会不稳的潜在因素。我们看到，大陆官方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劳工由内陆地区分流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城镇，又因为房地产价格太高而无法在城市落脚，加上户籍等其他社会因素制约，又逼使他们回流农村，无法在城镇稳定就业，成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隐患和阻力。

“克强经济学”将调结构放在正确位置，也就是说，注重环境的永续、节约能源，重视分配正义、不再过度追求高成长，转而强化内需、扩大民间消费能力等，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上述各领域都应该齐头并进，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结构平衡的基础上，发展的成果才能确保。

至于不出台刺激措施，我的理解就是避免过度投资。投资对大陆经济仍然很重要，诸多领域必须靠投资，但关键在于是否将资金投放在正确的部位。地方政府以批地方式取得资金后，因为不能有效调配资源，经常看到一窝蜂地争抢项目上马，过度投资。以钢铁产业为例，产能超出需求约1/3，供过于求，显示出资源分配的明显不适当。

大陆的经济体系是国企独大，在资源配置上享有大量政策优惠，数量上高达九成九的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能得到的融资支持力道不足，他们或因担保品不足，或因规模有限，取得资金非常不容易。这就衍生出一种变相的融资模式，有些融资机构向国企取得资金，再转手变相加码贷放给中小企业，从中牟取厚利。这种形态各异的民间融资或称影子银行，其实是畸形的金融体系，使中小企业的负担更重。

大陆现在在利率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显示出比较大的灵活性。但金融监管体制应该更务实，对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也应尽早跟上国际，与之接轨。

政府不出台刺激方案，意在配合调结构，一并将资金流向掌握住，避免促成过度的无谓投资。我的建议是，调结构一定要看准中国大陆长期的发展趋势。举例来说，一胎化之下，中国快速进入高龄社会，未来伴此而生的老人年金、退休福利和医疗保健、银发族休闲等等，这类与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相关的产业和经济趋势，要在调结构时一并考虑。政府有责任让老人晚年生活幸福而有尊严。

大陆的保险事业近年虽有开展，总体保险额度虽然庞大，平均每个人的保险额却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健全的保险事业在大陆还有很大提升发展的空间。政府运用合理的赋税制度，藉由健全的保险医疗体系，让领取年金的退休老人，可以多元适性发展晚年生活，这一系列的领域就至少包括政府的福利政策、退休制度、税制，均有赖妥善规划，也要有好的财务来因应。

大陆经济是一个严重依赖出口的庞大经济体。目前经济下行，与欧美经济疲弱有一定关系；大陆官方高调反腐、严厉打击奢靡之风，也使得经济数据要付出点代价。所以，如果要树立清廉政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取得成果，否则牺牲掉经济数字又不能实质清廉，得不偿失。

目前，大陆有意舍弃若干经济成长，不再追逐过高的GDP，我个人乐见其更均衡地有效投资，抑制房地产的同时，更要注重扶持策略性产业，协助中小企业取得融资，但扶持力度宜适中，时间长短要拿捏，目的在促进其长期竞争力。

对台湾企业来说，未来与大陆之间最可能的经济关系就是扮演“重要的策略伙伴”。这有赖彼此放下心防，降低门坎更为开放，以自己的发展经验和管理实务，与大陆企业一起提升制造业、服务业的管理能力和产业实力，先经后政，共创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