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描写格调靠什么提升?
2018“最差性描写奖”揭晓,评选套路25年未变
2019/01/25 | 俞耕耘 | 收藏本文

2018年12月,美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弗雷的小说《卡特琳娜》受到老牌英国杂志《文学评论》评委们的“青睐”,成为“最差性描写奖”的新晋获奖作品。弗雷自嘲地回应:“我为自己得到这个有声望的奖感到荣耀,点赞给所有候选人,你们在过去一年为我提供了好多个小时让人愉悦的阅读经历。”弗雷的幽默在于,他理解如果没有其他提名作品的比较陪衬,自己还得不到这个奖项。
美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弗雷
《文学评论》2018年12月-2019年1月刊
性描写是文学作品里最微妙、最深入的私人化表述,对主题、情节和人物有重要的功能意义。有意思的是,这一奖项的评选范围将情色文学剔除,评委们大多从严肃文学、畅销书作家和获奖作品里遴选出一些糟糕的性描写段落。然而,这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怎么写恰到好处,什么是必要,什么是多余,如何写才算优雅?
弗雷的“暴露写作”
《卡特琳娜》这部小说其实故事老旧,写了一位美国作家杰伊和挪威模特卡特琳娜在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情爱生活。从主题就能看出,这位畅销书作家对类型设置的喜爱:作家风流、模特美艳、跨国恋情,还自带“年代戏”的底色。男主人公杰伊,一位想成为作家的美国年轻人,为了“追随自己的心和下半身”,在巴黎纵欲玩乐,和挪威女模特开始了性爱历险。小说与“垮掉文学”的基调没什么区别,读者还能从中辨别出一点《戏梦巴黎》的影子,只不过缺少真实的时代因素与精神契机。
小说《卡特琳娜》封面。
詹姆斯·弗雷的写作沉迷在自恋、臆想和暴露的趣味里。在评委们的评语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汇是“浮夸”和“机械”。就连性爱的场景也是老桥段——浴室激情、停车场里、出租车后座。浮夸意味着性爱描写的不真实,有大量虚饰的东西。女主人公的设置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情感逻辑。不懂克制,用反复、频率和次数冲撞读者的视觉感官。短短的浴室性爱描写,竟8次写到射精。甚至,读者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上头式的”性成瘾写作。可见,他是靠“实力”拿的奖:性描写时长过分,体量巨大,气势撼人。
其实,早在2004年,弗雷就靠回忆录《百万碎片》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同名电影的改编更是助力不少。然而,这也说明弗雷有靠自我暴露作为噱头的写作倾向。他总有不那么“诚实”的一面,《百万碎片》所标榜的非虚构回忆录,讲述自己吸毒瘾君子的经历却虚构了很多事实。
年轻时,酗酒、吸毒,弗雷一样不落。1993年,他在戒瘾中心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才戒了毒。弗雷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作者,但他缺乏把私人经验写成“别人故事”的能力,即虚构能力。评委们认为,《卡特琳娜》里“多次而冗长的可疑性爱描写战胜了所有人,关于卡特琳娜的多处性幻想足以让他把这个奖拿好几遍。”
评委们的“可疑”表述,既是对情节和人物的不解,也是对作家的不信任。至少,他的性描写充溢了震惊、反感与不适尴尬,男主人公那种不得而知的自命不凡,究竟如何就顺风顺水地征服了卡特琳娜?卡特琳娜像一个“待捕猎物”,成为性爱工具的客体,和20世纪20年代那种头脑空洞的摩登女郎并无分别。
在精神性和时代性的窥探上,弗雷显得乏善可陈。甚至,他原本就志不在此。《文学评论》杂志的评委们,大多忙着愤怒和批评,却没有人解释作家的身体器质和性描写之间的潜在关联。一个曾经长期吸毒,之后戒毒的作家,大脑组织必然留下实质性的损伤。他的中枢系统能和常人一样吗?他的性描写,大量残留着犹如毒瘾发作的性瘾喷发,那是原有身体经验在写作里的“蚀刻”。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就能理解作家的症候所在。
评委瞄准文坛巨匠
也许是为了让奖项始终保持严肃性、话题性和影响力,避免沦为自娱自乐的调侃行为,《文学评论》杂志的评委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盯梢”各大知名文学奖获得者,绝不放过名家大师的性描写。所以,在最差性描写奖的提名历史上,有不少作品恰是布克奖、普利策奖、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公开叫板”,为博关注的策略。不过,评奖委员们可是认为,他们有通过评奖监督并提升作品性描写品味格调的使命责任。目的是“以柔和的方式劝阻作者在小说中进行没有说服力的、马虎的、令人难堪的、多余的性爱描写”。这种说法既是讨巧的,也用意显见:优秀作品不等于没有败笔废话,即使大师名作,也有马虎的地方。如果删节这些不当性描写,作品将更加纯粹。
奖项创始人:奥伯伦·沃夫
本·奥克瑞、阿摩司·奥兹、保罗·索鲁、约翰·班维尔、乔纳森·利特尔、理查德·弗兰纳根、德鲁卡、村上春树,这些声名显赫的大奖作家,都在“最差性描写奖”历年入围、获奖名单中出现过。甚至,诺曼·梅勒、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也被这个羞耻的奖项“围困”。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的《林中城堡》就从侧面说明荒怪和性描写嫁接会产生什么效果,其实是一种滑稽的狂欢成分。他大费周章地沉醉描绘精子、卵子的相遇结合,就像在小说里安排了显微镜、培养液一样,这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学兴趣,慢慢游弋在故事之外。“每个孤独的精虫,都游走于子宫的汪洋,那卵子大得就像巡洋舰”。甚至,他把男性器官描述为“柔软如一团粪便”,也是极力在隐喻恶魔诞育时的恶心前兆。因为这个性事的产品正是希特勒,原本男女的交欢就成了魔鬼的附身发作。
象征和隐喻在性描写的过程中其实很难把握,过分夸饰的观念描写,只会变得生硬刻意,丧失美感、质感。“最差性描写奖”的评委认为,糟糕往往各具特点。比如写得太科学、严肃、客观不行,太自然主义、太写实不行;太虚假、太矫情不行,太套路、太跳戏也不行。
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布瑞达》里就有段发生在“人行道上的激情表演”,读完好像上了一堂“生理卫生课”,地点和情节之间造成了强烈的反差与断裂。此外,拉什迪的几句描写也触动了评委神经,也许他们能嗅到一种“无生机”的数字化性爱倾向。“她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只有一个小火盘在她腰下燃烧,令干柴烈火,热上加热。于是,我们互相抚摸5个地方,用7种方式接吻,最后用9种姿势缠绵。”如此看来,评委们对含蓄逗引、吊胃口的性描写,也是心存不满的。
那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慢慢拆分、解剖,分步骤来个“描写慢动作”呢?这是另一极端,评委依旧不会买账。汤姆·沃尔夫的分解动作就像鬼畜版一样:“他们的舌头,滑啊滑啊滑啊滑。他那只手,聚精会神地、全面探索她的躯体,而不仅仅是那些耳鼻喉科的洞口。”显然,作家既指代下半身的“通道”,又挖苦了性形式的花样百出。只不过,评委并不在意这些讽刺,他们的意见是:在性描写里,不要乱打哑谜。
相比而言,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2009年被提名,就不是只因其描写尺度大,而更是上升到题材的敏感、道具的花样,以及场景的喷血了。他的小说《卑贱之人》始终是让人心悸不安的作品,他直接写到了三人性场景、同性女子间的强暴行为,以及那令人不齿的窥淫欲望。罗斯为什么怀着被上帝凝视的惶恐,也要执意写令他自己都深感危险的禁忌深渊?更重要的是,这种性描写是原始性和非自然性的怪异结合。或许罗斯在创作中陷入了犹如古希腊剧场创作中的酒神迷狂。
性描写有时是不可分析的,因为它充满了犹如激情犯罪时的不可控,任何评委的事后评点,显然都无法真正进入作家创作时的意识世界。甚至作家本人也会惊异于到底写出了什么,到底是潜意识在喷发,还是一种不可抑制的人类学的兴趣。
最有意思的是,主办方还为长期陪跑提名的大师厄普代克增设了“终身成就奖”。因为他已连续四年入围该奖,被评委嘲讽“表现超级稳定,每次不乏亮点”。但是,厄普代克始终把性作为人类的伟大命题、小说的严肃主题,但他处理的时候,似乎并不得心应手,没有显示出非写不可的必要性。
女作家性描写优于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奖颁发的历史中,只有三位女作家获得过头奖。这是否意味,女作家的性描写就优于男性?《文学评论》的评委们给出的官方回应是:“过去有很多女作家写出了特别糟糕的性爱,但是今年男性更胜一筹。其实在候选大名单里有好几位女性,但我们最终认为她们还不够差。”此说法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却其实隐藏了男作家的潜在问题——自以为是的中心主义。
女作家怪异迭出的性比喻同样令人咋舌。蕾切尔·约翰逊将“爱抚的手指”比作“被灯罩困住的一只飞蛾”,把男人的舌头比喻为“像正在舔装着奶油碟子的猫,不落下一滴”。她的小说有很多兽性的隐喻,形成了动物性对人性的侵入与混同。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性描写里,你也会发现男性作家“无所不在的物化女性”。身体机器、无生命化的操纵、反应和控制模式,让性描写陷入到空洞的功能描述的危险里。“他会一动不动,全神贯注,任我所为,像大提琴任弓弦弹奏那样,等我演奏”。(《红外线》)德鲁卡更是把男人身体比作女人手中的“控制杆”(《幸福前一天》)。这与印度获奖作家巴哈尔,用汽车超速行驶隐喻性行为全程的手法不谋而合。“她不断给你的机器注满油料,你的转速表达到了新高。不能再等了,否则会失去最佳时间。她把布加蒂牌小汽车的油门踩到了头。你或许想,她可以像大众汽车那样匀速行驶,从你的油箱中挤出最大的里程。但她却让汽缸全力燃烧,将道路吞噬殆尽。”本·奥克瑞的《魔幻时代》里的“开关设置”,也呈现了一种机械时代的性爱:“当他的手抚过她的乳头时,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一下就将她点燃了。他的手是这么地烫,他抚摸着她的腹部,就像要焊穿了她。”
向情色文学偷师
如果说“最差性描写奖”评选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就是“只言有病,不开药方”。难道把这些评委所挑选的蹩脚段落,怪异比喻全摘除、清扫了,作品就提升了吗?这个问题是存疑的。首先,评委们并不能准确判断出作家是因为失误,还是有意为之。其次是眼光问题,有些生动的比喻只不过可比性隐晦,评委不能理解而已。如果没有了怪异新奇,是否性描写会重新陷入“汗流浃背、体液淋漓、波涛汹涌”的陈词滥调里?
性描写的难度其实也源于作家身份自我认知的问题。为什么“最差性描写奖”要排除情色文学和情色作家?情色文学和严肃文学里的性描写到底有没有可比性?这个问题其实是把性作为形式、还是内容、抑或是目的的区别。
许多名家大师不屑于情色文学,他们在身份认知上和情色作家早早划清了界限。这也让严肃作家的性描写显得有时并不“专业”,生疏且在技术上实现不佳。
西方中世纪作家并不会刻意区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或低俗文学: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对于教士淫秽勾引的描写;拉伯雷《巨人传》里充斥的插科打诨的黄色笑话;就连莎士比亚也大量玩些双关的“荤段子”。在漫长的阅读接受史中,即使大师们也遭到了删节和查禁。
“最差性描写”的标准,也同样面临着时代变易、口味变迁的考验。正如,我们如今同样能看到萨德侯爵的充满硬性色情的虐恋小说,《危险的关系》这样有伤风化的书信小说。D·H劳伦斯原本被查禁的作品现在成了一种健康自然的性爱观。纳博科夫《洛丽塔》的不伦描写,也能有唯美主义般的艺术永恒。亨利·米勒在看似癫狂的性描写里,也有时代精神的诗意律动。
这些前辈大师没有背上“精神包袱”。在本质上,把性“归罪化”,刻意隐晦化、象征化、观念化处理,势必会造成力不能逮、有心无力的矫揉造作。性描写也是一种“身体练习”,而一些大作家面临的真正困厄是,年事已高,过着真正禁欲谨慎的生活。他们早已远离年轻时激素喷发的性事经验,只靠回忆来捕捉残留的身体记忆。那些评委们没说出来的合适写法,或许情色文学反倒能带来一些“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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