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美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弗雷的小说《卡特琳娜》受到老牌英国杂志《文学评论》评委们的“青睐”，成为“最差性描写奖”的新晋获奖作品。弗雷自嘲地回应：“我为自己得到这个有声望的奖感到荣耀，点赞给所有候选人，你们在过去一年为我提供了好多个小时让人愉悦的阅读经历。”弗雷的幽默在于，他理解如果没有其他提名作品的比较陪衬，自己还得不到这个奖项。

美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弗雷

《文学评论》2018年12月-2019年1月刊

性描写是文学作品里最微妙、最深入的私人化表述，对主题、情节和人物有重要的功能意义。有意思的是，这一奖项的评选范围将情色文学剔除，评委们大多从严肃文学、畅销书作家和获奖作品里遴选出一些糟糕的性描写段落。然而，这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怎么写恰到好处，什么是必要，什么是多余，如何写才算优雅？

弗雷的“暴露写作”

《卡特琳娜》这部小说其实故事老旧，写了一位美国作家杰伊和挪威模特卡特琳娜在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情爱生活。从主题就能看出，这位畅销书作家对类型设置的喜爱：作家风流、模特美艳、跨国恋情，还自带“年代戏”的底色。男主人公杰伊，一位想成为作家的美国年轻人，为了“追随自己的心和下半身”，在巴黎纵欲玩乐，和挪威女模特开始了性爱历险。小说与“垮掉文学”的基调没什么区别，读者还能从中辨别出一点《戏梦巴黎》的影子，只不过缺少真实的时代因素与精神契机。

小说《卡特琳娜》封面。

詹姆斯·弗雷的写作沉迷在自恋、臆想和暴露的趣味里。在评委们的评语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汇是“浮夸”和“机械”。就连性爱的场景也是老桥段——浴室激情、停车场里、出租车后座。浮夸意味着性爱描写的不真实，有大量虚饰的东西。女主人公的设置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情感逻辑。不懂克制，用反复、频率和次数冲撞读者的视觉感官。短短的浴室性爱描写，竟8次写到射精。甚至，读者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上头式的”性成瘾写作。可见，他是靠“实力”拿的奖：性描写时长过分，体量巨大，气势撼人。

其实，早在2004年，弗雷就靠回忆录《百万碎片》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同名电影的改编更是助力不少。然而，这也说明弗雷有靠自我暴露作为噱头的写作倾向。他总有不那么“诚实”的一面，《百万碎片》所标榜的非虚构回忆录，讲述自己吸毒瘾君子的经历却虚构了很多事实。

年轻时，酗酒、吸毒，弗雷一样不落。1993年，他在戒瘾中心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才戒了毒。弗雷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作者，但他缺乏把私人经验写成“别人故事”的能力，即虚构能力。评委们认为，《卡特琳娜》里“多次而冗长的可疑性爱描写战胜了所有人，关于卡特琳娜的多处性幻想足以让他把这个奖拿好几遍。”

评委们的“可疑”表述，既是对情节和人物的不解，也是对作家的不信任。至少，他的性描写充溢了震惊、反感与不适尴尬，男主人公那种不得而知的自命不凡，究竟如何就顺风顺水地征服了卡特琳娜？卡特琳娜像一个“待捕猎物”，成为性爱工具的客体，和20世纪20年代那种头脑空洞的摩登女郎并无分别。

在精神性和时代性的窥探上，弗雷显得乏善可陈。甚至，他原本就志不在此。《文学评论》杂志的评委们，大多忙着愤怒和批评，却没有人解释作家的身体器质和性描写之间的潜在关联。一个曾经长期吸毒，之后戒毒的作家，大脑组织必然留下实质性的损伤。他的中枢系统能和常人一样吗？他的性描写，大量残留着犹如毒瘾发作的性瘾喷发，那是原有身体经验在写作里的“蚀刻”。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就能理解作家的症候所在。

评委瞄准文坛巨匠

也许是为了让奖项始终保持严肃性、话题性和影响力，避免沦为自娱自乐的调侃行为，《文学评论》杂志的评委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盯梢”各大知名文学奖获得者，绝不放过名家大师的性描写。所以，在最差性描写奖的提名历史上，有不少作品恰是布克奖、普利策奖、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公开叫板”，为博关注的策略。不过，评奖委员们可是认为，他们有通过评奖监督并提升作品性描写品味格调的使命责任。目的是“以柔和的方式劝阻作者在小说中进行没有说服力的、马虎的、令人难堪的、多余的性爱描写”。这种说法既是讨巧的，也用意显见：优秀作品不等于没有败笔废话，即使大师名作，也有马虎的地方。如果删节这些不当性描写，作品将更加纯粹。

奖项创始人：奥伯伦·沃夫

本·奥克瑞、阿摩司·奥兹、保罗·索鲁、约翰·班维尔、乔纳森·利特尔、理查德·弗兰纳根、德鲁卡、村上春树，这些声名显赫的大奖作家，都在“最差性描写奖”历年入围、获奖名单中出现过。甚至，诺曼·梅勒、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也被这个羞耻的奖项“围困”。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的《林中城堡》就从侧面说明荒怪和性描写嫁接会产生什么效果，其实是一种滑稽的狂欢成分。他大费周章地沉醉描绘精子、卵子的相遇结合，就像在小说里安排了显微镜、培养液一样，这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学兴趣，慢慢游弋在故事之外。“每个孤独的精虫，都游走于子宫的汪洋，那卵子大得就像巡洋舰”。甚至，他把男性器官描述为“柔软如一团粪便”，也是极力在隐喻恶魔诞育时的恶心前兆。因为这个性事的产品正是希特勒，原本男女的交欢就成了魔鬼的附身发作。

象征和隐喻在性描写的过程中其实很难把握，过分夸饰的观念描写，只会变得生硬刻意，丧失美感、质感。“最差性描写奖”的评委认为，糟糕往往各具特点。比如写得太科学、严肃、客观不行，太自然主义、太写实不行；太虚假、太矫情不行，太套路、太跳戏也不行。

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布瑞达》里就有段发生在“人行道上的激情表演”，读完好像上了一堂“生理卫生课”，地点和情节之间造成了强烈的反差与断裂。此外，拉什迪的几句描写也触动了评委神经，也许他们能嗅到一种“无生机”的数字化性爱倾向。“她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只有一个小火盘在她腰下燃烧，令干柴烈火，热上加热。于是，我们互相抚摸5个地方，用7种方式接吻，最后用9种姿势缠绵。”如此看来，评委们对含蓄逗引、吊胃口的性描写，也是心存不满的。

那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慢慢拆分、解剖，分步骤来个“描写慢动作”呢？这是另一极端，评委依旧不会买账。汤姆·沃尔夫的分解动作就像鬼畜版一样：“他们的舌头，滑啊滑啊滑啊滑。他那只手，聚精会神地、全面探索她的躯体，而不仅仅是那些耳鼻喉科的洞口。”显然，作家既指代下半身的“通道”，又挖苦了性形式的花样百出。只不过，评委并不在意这些讽刺，他们的意见是：在性描写里，不要乱打哑谜。

相比而言，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2009年被提名，就不是只因其描写尺度大，而更是上升到题材的敏感、道具的花样，以及场景的喷血了。他的小说《卑贱之人》始终是让人心悸不安的作品，他直接写到了三人性场景、同性女子间的强暴行为，以及那令人不齿的窥淫欲望。罗斯为什么怀着被上帝凝视的惶恐，也要执意写令他自己都深感危险的禁忌深渊？更重要的是，这种性描写是原始性和非自然性的怪异结合。或许罗斯在创作中陷入了犹如古希腊剧场创作中的酒神迷狂。

性描写有时是不可分析的，因为它充满了犹如激情犯罪时的不可控，任何评委的事后评点，显然都无法真正进入作家创作时的意识世界。甚至作家本人也会惊异于到底写出了什么，到底是潜意识在喷发，还是一种不可抑制的人类学的兴趣。

最有意思的是，主办方还为长期陪跑提名的大师厄普代克增设了“终身成就奖”。因为他已连续四年入围该奖，被评委嘲讽“表现超级稳定，每次不乏亮点”。但是，厄普代克始终把性作为人类的伟大命题、小说的严肃主题，但他处理的时候，似乎并不得心应手，没有显示出非写不可的必要性。

女作家性描写优于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奖颁发的历史中，只有三位女作家获得过头奖。这是否意味，女作家的性描写就优于男性？《文学评论》的评委们给出的官方回应是：“过去有很多女作家写出了特别糟糕的性爱，但是今年男性更胜一筹。其实在候选大名单里有好几位女性，但我们最终认为她们还不够差。”此说法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却其实隐藏了男作家的潜在问题——自以为是的中心主义。

女作家怪异迭出的性比喻同样令人咋舌。蕾切尔·约翰逊将“爱抚的手指”比作“被灯罩困住的一只飞蛾”，把男人的舌头比喻为“像正在舔装着奶油碟子的猫，不落下一滴”。她的小说有很多兽性的隐喻，形成了动物性对人性的侵入与混同。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性描写里，你也会发现男性作家“无所不在的物化女性”。身体机器、无生命化的操纵、反应和控制模式，让性描写陷入到空洞的功能描述的危险里。“他会一动不动，全神贯注，任我所为，像大提琴任弓弦弹奏那样，等我演奏”。（《红外线》）德鲁卡更是把男人身体比作女人手中的“控制杆”（《幸福前一天》）。这与印度获奖作家巴哈尔，用汽车超速行驶隐喻性行为全程的手法不谋而合。“她不断给你的机器注满油料，你的转速表达到了新高。不能再等了，否则会失去最佳时间。她把布加蒂牌小汽车的油门踩到了头。你或许想，她可以像大众汽车那样匀速行驶，从你的油箱中挤出最大的里程。但她却让汽缸全力燃烧，将道路吞噬殆尽。”本·奥克瑞的《魔幻时代》里的“开关设置”，也呈现了一种机械时代的性爱：“当他的手抚过她的乳头时，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一下就将她点燃了。他的手是这么地烫，他抚摸着她的腹部，就像要焊穿了她。”

向情色文学偷师

如果说“最差性描写奖”评选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就是“只言有病，不开药方”。难道把这些评委所挑选的蹩脚段落，怪异比喻全摘除、清扫了，作品就提升了吗？这个问题是存疑的。首先，评委们并不能准确判断出作家是因为失误，还是有意为之。其次是眼光问题，有些生动的比喻只不过可比性隐晦，评委不能理解而已。如果没有了怪异新奇，是否性描写会重新陷入“汗流浃背、体液淋漓、波涛汹涌”的陈词滥调里？

性描写的难度其实也源于作家身份自我认知的问题。为什么“最差性描写奖”要排除情色文学和情色作家？情色文学和严肃文学里的性描写到底有没有可比性？这个问题其实是把性作为形式、还是内容、抑或是目的的区别。

许多名家大师不屑于情色文学，他们在身份认知上和情色作家早早划清了界限。这也让严肃作家的性描写显得有时并不“专业”，生疏且在技术上实现不佳。

西方中世纪作家并不会刻意区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或低俗文学：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对于教士淫秽勾引的描写；拉伯雷《巨人传》里充斥的插科打诨的黄色笑话；就连莎士比亚也大量玩些双关的“荤段子”。在漫长的阅读接受史中，即使大师们也遭到了删节和查禁。

“最差性描写”的标准，也同样面临着时代变易、口味变迁的考验。正如，我们如今同样能看到萨德侯爵的充满硬性色情的虐恋小说，《危险的关系》这样有伤风化的书信小说。D·H劳伦斯原本被查禁的作品现在成了一种健康自然的性爱观。纳博科夫《洛丽塔》的不伦描写，也能有唯美主义般的艺术永恒。亨利·米勒在看似癫狂的性描写里，也有时代精神的诗意律动。

这些前辈大师没有背上“精神包袱”。在本质上，把性“归罪化”，刻意隐晦化、象征化、观念化处理，势必会造成力不能逮、有心无力的矫揉造作。性描写也是一种“身体练习”，而一些大作家面临的真正困厄是，年事已高，过着真正禁欲谨慎的生活。他们早已远离年轻时激素喷发的性事经验，只靠回忆来捕捉残留的身体记忆。那些评委们没说出来的合适写法，或许情色文学反倒能带来一些“教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