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1年，“上帝之鞭”匈王阿提拉饮马塞纳河，但面对潮水般汹涌的罗马-蛮族联军，一场血战后无奈打马退却；几乎同年，溯黄河西进叩关的南朝军队一路凯歌，却被突然杀出太行山口的鲜卑骑兵拦腰截断，只“赢得仓皇北顾”。他们似乎都逆行在了历史的单向道上。

那些大漠深处源源不断涌出的强兵劲马，究竟来自何方？那些屡屡东迁南渡的前朝衣冠，又止步何处？荒草幽径间，是否就有尧舜禹汤筚路蓝缕的通道？这又与洪荒之世穿越雨林的智人足迹有何不同？

上海博物馆的“80后”人类学者张经纬，几乎破解了所有谜团。他梳理文献，穿行关隘，历时五载，前后八稿，写成《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这本雄心勃勃的书中提出的大统一模型，不但将“北上”的史前智人之路与“南下”的文明王朝之路连为一环，还要“揭开夏商周三代迷雾，提出国家起源的新假设”。

《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

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2018年3月

天下大势，汾渭之间

学界不接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空洞言辞，也不屑“中西摇摆”“南北震荡”的笼统表述。张经纬相信，人类迁徙必然在真实空间留下痕迹。迁徙通道上应有城郭散列、人口压力传递时的文化遭遇，又将以战争载于史册。换言之，单向道上族群间的“连环追撞事故”应有记录可查。

东亚大陆地处亚欧、太平洋、印度洋三大板块的挤压之下，隆起三道交叉成网的壮观山脉：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太行山-龙门山山系，与西北-东南走向的阿尔泰山-阴山山系相交于山西大同一带，与天山-祁连山-秦岭-大别山山系相交于潼关一带。X形交叉的网眼，便是千里沃野的渭河平原和汾河谷地。渭河畔屹立着十三朝古都长安城，而汾河边纵向排列着太原、曲沃等晋国都会。

作者称这里为“地理漏斗”。来自高纬度的游牧人群，就沿着两侧山脉，“漏”进了漏斗底部的汾渭河谷。他们走出半干旱草原边缘，循河流源头顺势而下，即可直取关中和黄河北岸。从东北来，是冒顿的路、刘渊的路、拓跋焘的路、李渊的路；从西北来，是周武王之路、秦人之路、刘邦之路、吐蕃之路。他们甚至规律性地一东一西交替通过。

农耕文明在山系中的缺口堵上“塞子”，这便成了雁门关、潼关、武关等雄关险隘。如果国力强盛，更可沿着北方山脊修筑长城。汾渭地理漏斗的拉锯战，决定着天下鹿死谁手。

但这只解释了“南下”部分。坚信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张经纬，试图找到智人从云南进入，北上大河平原的道路。2010年，他转过浙西的山重水复，开进豁然开朗的鄱阳湖平原，所有困惑都柳暗花明。

迁移之路，竟是一条衔尾的蛇。

由南向北的通道，从广西桂柳北上湘南，穿洞庭湖、鄱阳湖平原，进入浙江，然后北上黄淮，直抵幽燕。这是智人北上之路。

南下和北上通道形成逆时针的闭环。环线内还有诸多圈层，凡是按逆时针迁移的人群，比反向者更为顺利。他们就在环形赛道上缓缓追逐，而这样的环路远不止一条。如果俯瞰卫星地图，原本双向延伸的路，会变成一个个啮合的“齿轮”。上述的“环东亚大陆齿轮”与“环蒙古高原齿轮”、“环青藏高原齿轮”、“环东北齿轮”相啮合之处，有两股同向的人群交错，汇集成都市。

“以夷变夏”的周期函数

齿轮虽在，何以驱动？即人群来去的原因何在？

勾连齿轮上各地人群消长的记录，就能推断出族群移动的方向。史书上轻描淡写的“破敌十万”、“牛羊三千”，却不能等闲视之。每个战士背后都是巨大的人力、物质输送，以及相关生产体系和技术水平。看似并不频繁的战争和伤亡，也足以流民四起、叛酋啸聚。

秦始皇筑起两条长城北御匈奴、南拒百越，却征发过度，戍卒叛乱，国家倾覆；汉武帝凿通西域，北逐匈奴，却为维系遥远绿洲的补给线，把西汉活活拖垮。而被匈奴沿“环蒙古高原齿轮”顺时针驱赶的乌桓、鲜卑也开始南下。

王朝兴衰周期的真正秘密，随东汉班彪“不劳师而币加”的以夷制夷之策，徐徐揭开。他提出，只需向鲜卑、乌桓、西羌（及归附的南匈奴）提供少许金帛粮食，便可招募其为雇佣军，对抗北匈奴。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东汉的确取得汉武帝未竟的永驱匈奴的目标。但乌桓、鲜卑、西羌为换取汉朝的赏赐，大力生产牛羊，前驱奋战，经济高度依附化，社会急剧军事化；而协助羁糜游牧部落、专享口岸地利的小族长，赫然成长为边关巨酋。游牧社会人口暴涨，又收服原匈奴部众，以至不靠汉地粮食便无法生存。而农耕帝国的负担与日俱争，渐渐不堪重负。

此后，要么汉朝停止互市，导致发生大饥荒的乌桓、鲜卑叩边索粮，要么继续勉强维系战争，使疲敝不堪的雇佣兵部族哗变叛乱。结果都只有一种，部族雇佣兵在巨酋率领下攻入国都，完成“以夷变夏”的改朝换代。

只要两组文化人群之间存在生产效率势差，这种过程就循环出现，只是巨酋的名字从南匈奴呼厨邪、鲜卑檀石槐、沙陀朱邪赤心，换成铁木真、努尔哈赤，他们的子孙将打着册封他们的皇朝旗号（汉、魏、唐）定鼎中原。

重复的事在社会科学看来，便是“对照实验”材料。作者甚至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函数模型，表现一个社会生产由盛转衰时，引入“新鲜血液”，可令社会总剩余再攀高峰。

茫茫禹迹似可寻

将三代先秦带入模型，就能“走出迷雾”吗？

极有限的信史记载，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御驷马”，后代“邑之秦”，“西戎皆服”；周人先祖“季历为殷牧师”，后代“诸侯顺之”；商人先祖亥“托于有昜、河伯仆牛”……商、周、秦三代先祖都曾为“上国”放牧，获得封赏，以之号令其他放牧族群；当“上国”为东方的战争而求索无度，不及时进献牛羊的大酋长或被杀或被囚，不堪压榨的各部落联合起来，追随大酋长讨伐“上国”。这便是“汤武革命”的简明过程，与鲜卑、后金等无异。

据作者对《尚书·吕刑》中夏伐三苗的新解，夏人也曾遭更强大的先民三苗“庶威夺货”、“杀戮无辜”。最终禹“克三苗”，“平水土，主名山川”。这也说明，夏人是后来者，接手苗民的江山，将之重新命名。他们带来了农作技术（稷降播种）和法典（伯益降典），这片天地如此之新，提起它们时还需指指点点。

作者推测，夏人自鄂尔多斯，渡吕梁山，定居临汾一带后，渐次迁出太行，南渡黄河走向伊洛之滨；商人则从东北方越太行，进入汾河谷地，一路“尾随”夏人，定居黄河北岸。夏商有着漫长的共生期。至此，文献和考古依据“行到水穷处”。

可见，四夷就是中国。一旦抛开“夷夏之防”或“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二分法，避免将后世的民族、国家概念生搬硬套，便可将各文化人群混一为完整的东亚人类史。作者坦陈其借鉴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后者描述的是 1400年后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彼此塑造的全球史。

作者进而将齿轮模型推演到全欧亚大陆，发现从苏美尔、闪族巴比伦、马其顿希腊，到哈里发帝国，“外来者称王”才是历史常态。或许“非农业人群征服农业人群”，才是国家起源的真相。

精巧易碎的世界“齿轮”

“齿轮模型”和“社会变迁函数”作为本书的两大基石，贯通史前史与文明史，辅以书中大量地图、表格，说明简洁而有力，初见如窥天机。依模型分析，阿提拉所处的西进通道抵阿尔卑斯山而北折，塞纳河谷却有两股东移人流，令阿提拉无法匹敌。元嘉南朝败于拓跋焘，则是汾河漏斗使然。

然而社会科学有则铁律，越是简单的模型，便越是只能描述宏观规律，一旦陷入历史细节，便可能失效。看似精妙的齿轮模型亦然。

模型的潜伏诸多预设。第一是强地理决定论，认为在特定环境上操持特定生计类型的人群文化体，保持稳定连续，并以其为分析单元。然而，游牧人群人口来去频繁，名字改换无常；鲜卑、契丹、女真等农牧林混合政权，首领有策略地利用农业帝国以自肥，其权力集中度也足以“逆行”迁徙中原。

第二是古今可重复性，假定数万年尺度下地貌无大变化。在有铁路之前，山川的确变化有限。但小冰河期以来的气候变迁，令结冰线南移、湿润区北移，对牲畜物种，乃至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不可忽略；江河泛滥改道、湖沼围垦、土地荒漠化或植被蔓延，更会波动迁移路径。

第三是强调长期忽略短期。作者刻意弱化如孙武破楚入郢、成吉思汗灭花拉子模等军事奇迹对模型的破坏性干扰。

此外，由于人口数据缺失、地名考据不完全，一条双向迁移通道，既可以视为一个齿轮的最外环，也可视作另一单独的反向齿轮，其划分可以相当随意性。另外，模型侧重战争（文化遭遇）记录，对长距贸易、祭祀、通婚等缓慢物质交换缺乏考察，以致解释考古遗址中的物质交换时，也套用战争模式。

总之，模型调试任重道远，这本小书言有尽而意无穷。所幸张经纬预告，其对“世界齿轮”和上古东亚的探讨将单独成书，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