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居中国》: 搅动欧亚众生的世界“齿轮”
2019/01/25 | 邱实 | 收藏本文

公元451年,“上帝之鞭”匈王阿提拉饮马塞纳河,但面对潮水般汹涌的罗马-蛮族联军,一场血战后无奈打马退却;几乎同年,溯黄河西进叩关的南朝军队一路凯歌,却被突然杀出太行山口的鲜卑骑兵拦腰截断,只“赢得仓皇北顾”。他们似乎都逆行在了历史的单向道上。
那些大漠深处源源不断涌出的强兵劲马,究竟来自何方?那些屡屡东迁南渡的前朝衣冠,又止步何处?荒草幽径间,是否就有尧舜禹汤筚路蓝缕的通道?这又与洪荒之世穿越雨林的智人足迹有何不同?
上海博物馆的“80后”人类学者张经纬,几乎破解了所有谜团。他梳理文献,穿行关隘,历时五载,前后八稿,写成《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这本雄心勃勃的书中提出的大统一模型,不但将“北上”的史前智人之路与“南下”的文明王朝之路连为一环,还要“揭开夏商周三代迷雾,提出国家起源的新假设”。
《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
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2018年3月
天下大势,汾渭之间
学界不接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空洞言辞,也不屑“中西摇摆”“南北震荡”的笼统表述。张经纬相信,人类迁徙必然在真实空间留下痕迹。迁徙通道上应有城郭散列、人口压力传递时的文化遭遇,又将以战争载于史册。换言之,单向道上族群间的“连环追撞事故”应有记录可查。
东亚大陆地处亚欧、太平洋、印度洋三大板块的挤压之下,隆起三道交叉成网的壮观山脉: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太行山-龙门山山系,与西北-东南走向的阿尔泰山-阴山山系相交于山西大同一带,与天山-祁连山-秦岭-大别山山系相交于潼关一带。X形交叉的网眼,便是千里沃野的渭河平原和汾河谷地。渭河畔屹立着十三朝古都长安城,而汾河边纵向排列着太原、曲沃等晋国都会。
作者称这里为“地理漏斗”。来自高纬度的游牧人群,就沿着两侧山脉,“漏”进了漏斗底部的汾渭河谷。他们走出半干旱草原边缘,循河流源头顺势而下,即可直取关中和黄河北岸。从东北来,是冒顿的路、刘渊的路、拓跋焘的路、李渊的路;从西北来,是周武王之路、秦人之路、刘邦之路、吐蕃之路。他们甚至规律性地一东一西交替通过。
农耕文明在山系中的缺口堵上“塞子”,这便成了雁门关、潼关、武关等雄关险隘。如果国力强盛,更可沿着北方山脊修筑长城。汾渭地理漏斗的拉锯战,决定着天下鹿死谁手。
但这只解释了“南下”部分。坚信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张经纬,试图找到智人从云南进入,北上大河平原的道路。2010年,他转过浙西的山重水复,开进豁然开朗的鄱阳湖平原,所有困惑都柳暗花明。
迁移之路,竟是一条衔尾的蛇。
由南向北的通道,从广西桂柳北上湘南,穿洞庭湖、鄱阳湖平原,进入浙江,然后北上黄淮,直抵幽燕。这是智人北上之路。
南下和北上通道形成逆时针的闭环。环线内还有诸多圈层,凡是按逆时针迁移的人群,比反向者更为顺利。他们就在环形赛道上缓缓追逐,而这样的环路远不止一条。如果俯瞰卫星地图,原本双向延伸的路,会变成一个个啮合的“齿轮”。上述的“环东亚大陆齿轮”与“环蒙古高原齿轮”、“环青藏高原齿轮”、“环东北齿轮”相啮合之处,有两股同向的人群交错,汇集成都市。
“以夷变夏”的周期函数
齿轮虽在,何以驱动?即人群来去的原因何在?
勾连齿轮上各地人群消长的记录,就能推断出族群移动的方向。史书上轻描淡写的“破敌十万”、“牛羊三千”,却不能等闲视之。每个战士背后都是巨大的人力、物质输送,以及相关生产体系和技术水平。看似并不频繁的战争和伤亡,也足以流民四起、叛酋啸聚。
秦始皇筑起两条长城北御匈奴、南拒百越,却征发过度,戍卒叛乱,国家倾覆;汉武帝凿通西域,北逐匈奴,却为维系遥远绿洲的补给线,把西汉活活拖垮。而被匈奴沿“环蒙古高原齿轮”顺时针驱赶的乌桓、鲜卑也开始南下。
王朝兴衰周期的真正秘密,随东汉班彪“不劳师而币加”的以夷制夷之策,徐徐揭开。他提出,只需向鲜卑、乌桓、西羌(及归附的南匈奴)提供少许金帛粮食,便可招募其为雇佣军,对抗北匈奴。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东汉的确取得汉武帝未竟的永驱匈奴的目标。但乌桓、鲜卑、西羌为换取汉朝的赏赐,大力生产牛羊,前驱奋战,经济高度依附化,社会急剧军事化;而协助羁糜游牧部落、专享口岸地利的小族长,赫然成长为边关巨酋。游牧社会人口暴涨,又收服原匈奴部众,以至不靠汉地粮食便无法生存。而农耕帝国的负担与日俱争,渐渐不堪重负。
此后,要么汉朝停止互市,导致发生大饥荒的乌桓、鲜卑叩边索粮,要么继续勉强维系战争,使疲敝不堪的雇佣兵部族哗变叛乱。结果都只有一种,部族雇佣兵在巨酋率领下攻入国都,完成“以夷变夏”的改朝换代。
只要两组文化人群之间存在生产效率势差,这种过程就循环出现,只是巨酋的名字从南匈奴呼厨邪、鲜卑檀石槐、沙陀朱邪赤心,换成铁木真、努尔哈赤,他们的子孙将打着册封他们的皇朝旗号(汉、魏、唐)定鼎中原。
重复的事在社会科学看来,便是“对照实验”材料。作者甚至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函数模型,表现一个社会生产由盛转衰时,引入“新鲜血液”,可令社会总剩余再攀高峰。
茫茫禹迹似可寻
将三代先秦带入模型,就能“走出迷雾”吗?
极有限的信史记载,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御驷马”,后代“邑之秦”,“西戎皆服”;周人先祖“季历为殷牧师”,后代“诸侯顺之”;商人先祖亥“托于有昜、河伯仆牛”……商、周、秦三代先祖都曾为“上国”放牧,获得封赏,以之号令其他放牧族群;当“上国”为东方的战争而求索无度,不及时进献牛羊的大酋长或被杀或被囚,不堪压榨的各部落联合起来,追随大酋长讨伐“上国”。这便是“汤武革命”的简明过程,与鲜卑、后金等无异。
据作者对《尚书·吕刑》中夏伐三苗的新解,夏人也曾遭更强大的先民三苗“庶威夺货”、“杀戮无辜”。最终禹“克三苗”,“平水土,主名山川”。这也说明,夏人是后来者,接手苗民的江山,将之重新命名。他们带来了农作技术(稷降播种)和法典(伯益降典),这片天地如此之新,提起它们时还需指指点点。
作者推测,夏人自鄂尔多斯,渡吕梁山,定居临汾一带后,渐次迁出太行,南渡黄河走向伊洛之滨;商人则从东北方越太行,进入汾河谷地,一路“尾随”夏人,定居黄河北岸。夏商有着漫长的共生期。至此,文献和考古依据“行到水穷处”。
可见,四夷就是中国。一旦抛开“夷夏之防”或“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二分法,避免将后世的民族、国家概念生搬硬套,便可将各文化人群混一为完整的东亚人类史。作者坦陈其借鉴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后者描述的是 1400年后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彼此塑造的全球史。
作者进而将齿轮模型推演到全欧亚大陆,发现从苏美尔、闪族巴比伦、马其顿希腊,到哈里发帝国,“外来者称王”才是历史常态。或许“非农业人群征服农业人群”,才是国家起源的真相。
精巧易碎的世界“齿轮”
“齿轮模型”和“社会变迁函数”作为本书的两大基石,贯通史前史与文明史,辅以书中大量地图、表格,说明简洁而有力,初见如窥天机。依模型分析,阿提拉所处的西进通道抵阿尔卑斯山而北折,塞纳河谷却有两股东移人流,令阿提拉无法匹敌。元嘉南朝败于拓跋焘,则是汾河漏斗使然。
然而社会科学有则铁律,越是简单的模型,便越是只能描述宏观规律,一旦陷入历史细节,便可能失效。看似精妙的齿轮模型亦然。
模型的潜伏诸多预设。第一是强地理决定论,认为在特定环境上操持特定生计类型的人群文化体,保持稳定连续,并以其为分析单元。然而,游牧人群人口来去频繁,名字改换无常;鲜卑、契丹、女真等农牧林混合政权,首领有策略地利用农业帝国以自肥,其权力集中度也足以“逆行”迁徙中原。
第二是古今可重复性,假定数万年尺度下地貌无大变化。在有铁路之前,山川的确变化有限。但小冰河期以来的气候变迁,令结冰线南移、湿润区北移,对牲畜物种,乃至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不可忽略;江河泛滥改道、湖沼围垦、土地荒漠化或植被蔓延,更会波动迁移路径。
第三是强调长期忽略短期。作者刻意弱化如孙武破楚入郢、成吉思汗灭花拉子模等军事奇迹对模型的破坏性干扰。
此外,由于人口数据缺失、地名考据不完全,一条双向迁移通道,既可以视为一个齿轮的最外环,也可视作另一单独的反向齿轮,其划分可以相当随意性。另外,模型侧重战争(文化遭遇)记录,对长距贸易、祭祀、通婚等缓慢物质交换缺乏考察,以致解释考古遗址中的物质交换时,也套用战争模式。
总之,模型调试任重道远,这本小书言有尽而意无穷。所幸张经纬预告,其对“世界齿轮”和上古东亚的探讨将单独成书,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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