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早已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以至于模糊了本来面目。

当我们观察现代文学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张爱玲形象时，她真的像一个“插满flag的老将军”。无论她的作品是反动派小资文学，还是进步的现代派文学；无论她本人是谜一样的传奇女性，还是她达到了女性文学的高峰，我们都根据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人生境遇的需要，从她那里拿去一点点认同和期待。

是的，“认同”，它构成了读者、作者和时代的情绪三角关系，《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一书 的作者正是在“认同”这一心理学概念下，展开了他的研究和写作。

《 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

邵迎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8年10 月

以弗洛伊德心理学解读张爱玲

“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哲学概念，“认同”问题的出现与现代社会进程的阵痛密切相关。在现代，我们成为碎片，而无法找到认同的整体，我们处在剧烈的飞速的变化之中，而无法找到确定性。在《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中，作者哈罗德说：

“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星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这种撕裂感，这种碎片化体验，也正是邵迎建先生在张爱玲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倾诉中敏锐地把握到的。作者以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为基础，以李欧梵先生对现在作家的研究为参照，完成了这样一部资料翔实、剖析细腻的佳作。

正因为认同危机是现代性的重要症候，张爱玲和她的文学又处在“中国现代性”发生的阶段，因而这种基于“认同”视角的分析便更有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多重意义。

本书的前半部分旨在描述和勾勒张爱玲在上海成长的经历，以及她与那个城市和她的家族碰撞的轨迹，而这种轨迹也是她自我认同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在文学研究中，对作家研究采用这种小语境研究的方式，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这摒弃了老旧的阶级观念，也超越了传统的大背景描述的观念，它寻找着最为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和人生事实，在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心理对话的过程中，描述出了作家成长的过程。

这让我们想起《俗世威尔》（will in theworld），格林布拉特在对莎士比亚做着同样的事情。“will”一词，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是莎士比亚姓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也有意志和欲望的含义，作者通过这样的研究猜测着莎士比亚的隐秘心思，就像本书作者也在猜测着张爱玲的欲望一样。

作者用“风土”一词概括这一切，这实在是奥妙无穷。在当前批评语汇下，如果说时代背景，则显得大而无当，而若总是谈文化语境，似乎有一点用西方套子套中国现实的弊端。

“风土”二字甚好，带着东方独特的玄妙，带着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和灵性因子。在对风土的勾勒中，则同时注意到了外在环境和精神土壤。

开篇部分，作者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作为重要参照，把张爱玲人生中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每个欲望发展期对应起来。这种解释和审读是非常新鲜的，张爱玲不再是一个披着审美学生光环的作家，而是被还原成了一个以待审视的标本。

而从材料的角度讲，这一部分不仅采取了张爱玲本人的文字，诸如《对照记》中的回忆细节等，也吸取了张子静在《我的姐姐》中的记述；此外，还有对张爱玲的老师许地山相关的文字和回忆，这一切尽最大可能地还原了这样一个作家的成长现场，生长出了一部学术著作的丰富的细节。

好的文学创作需要细节，好的研究何尝不是如此？拥有更丰富真实第一手的细节资料，也就拥有了健壮的骨骼和丰满的血肉。

性别话语背后的女性文学

除了“风土”挖掘和还原，作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尤见功力。小说中人的经历、成长、爱情和幻灭，都被敏锐地发现并娓娓道来，作者发现了每个书中女性的认同危机，而这种认同危机是一种共同的认同危机——一个女性同时要完成她自我的认同和她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的认同。

现实中人的痛苦和认同的幻灭与挫败有关，而小说中人的悲剧则与认同错位有关。

传统叙事的冲突构建方式，着眼于人与人的冲突以及人与命运的冲突，而个体心理内部的冲突挣扎是现代以来小说的重要特点。

在这方面张爱玲的把握精妙而令人称道。本书作者也在认同理论的背景下发掘着这样一条隐秘的线索，并对其进行阐释。

例如在阐释《茉莉香片》时，作者说：“背负着求爱不得的母亲与父亲的悲剧命运，融合着病弱的母亲和暴虐的父亲的血，懦弱的传庆摇身一变，成为暴君的一幕，表现出站在肯定的认同与否定的认同的交叉路口，身处认同危机的年轻人逆反的可能性……”

再如，作者反思傅雷等批评家对《金锁记》的评论时，说道：“试问在传统的制度和文化之中，男性主体尚且发狂，灵魂一分为二，女性的灵魂又该何去何从而成四分五裂的灵魂的母体，生出女儿的灵魂呢？”

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作者又出惊人之语：“按照男性的理想，被男性一手塑造的纯洁的白女人，对男人来说是乏味的，一旦她仿效男性由纯白变成鲜红，又给予男性致命的打击，男性霸权文化的矛盾，最终反弹回男性自身，导致他们的自我认同分裂。”

经过这种充满张力的叙事和对女性在世界中位置的探索，作者最终给予了张爱玲“地母”这一称谓。如果说关于成长轨迹的勾勒是还原与剖析的话，那么关于张爱玲“地母”形象的塑造，则又增添了神话色彩，这构成了这本著作的两种格调。

对风土的剖析，最终把她还原为文学生物学标本，而结尾对她文学地位的定位，则把她形塑成了神像。

作者从胡兰成的话出发，认为鲁迅与张爱玲的差异是超人与人的差异，是启蒙者与市民的差异，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因此鲁迅铁肩担道义，高举着理念的大旗进行批判和战斗，代表着男性话语；张爱玲则代表着革命的女性话语，温柔细致，渗透到人的毛孔之中。

因此，在传统文学史上张爱玲的难于定位，也恰恰是因为女性文学话语的缺失、大地的母性的声音的缺失导致的。

不过，如果说鲁迅“超人”的位置早已被官方学界和民间肯定的话，“地母”的位置则那么容易被认同。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说：“妇女绝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充分得到了它要描述和再现的对象的同意；即使在复数的情形，它也是一个麻烦的词语、一个争论的场域、一个焦虑的起因。

如果一个人‘是’女人，这当然不是这个人的全部；这个词不能尽揽一切，不是因为有一个尚未性别化的‘人’，超越他/她的性别的各种具体属性，而是因为在不同历史语境里，性别的建构并不都是前后一贯或一致的，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

因此，‘性别’是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会里分离出来，它是在这些交会里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

在某种复杂的性别话语背后，对女性作家进行盖棺定论似乎是更难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本书让我们能有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张爱玲，并发现自己作为研究者从未见过的一些有趣资料和阐释。而在这些作品与作者的对话中，我们自己的认同问题，也会得到一种关照。

作为学术著作，它扎实耐读；作为文学读物，它有料有趣。书中没有提供一种一蹴而就的答案，也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的认同。

作者在结尾说：“然而最终如同那只又热又熟又清又湿的秋之歌，她以不让世人知道逐日的独特死法，即把自己的骨灰撒到任何一个空旷的荒野的遗言，完成了向常识世界的最后一次挑战，重建了自身的位置。”

作为张爱玲发烧友或研究者的话，这本书也挑战着我们关于张爱玲文学形象的一些常识，重建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就像哲人拉康所说，每一次认同都是一次误认。

也许，认同是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