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国近现代金融史，几乎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像交通银行那样，与如此多的历史人物交集。

西风东渐的清末，为收回路权及适应金融贸易的国际规则，迫切需要成立一家金融机构，同时借以辅助大清统一币制。光绪皇帝御笔亲批，成立交通银行，通过经营四政收支及一般商业银行业务，推行国币，在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晚清到军阀割据时代，这家官商合股的银行辗转在段祺瑞、袁世凯、张勋、曹汝霖、梁士诒、张謇等各军阀和民国人士之手，成为旧时军政府的钱袋子；其后又成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直至被红色政权改造接管，成为社会主义商业银行。

这家在中国成立时间最早的金融机构的历次变身，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千姿百态。它经历的百年风雨，也折射出中国近代金融斑驳离奇的历史，其中的跌宕起伏故事又成为民族史的一个缩影。

数次停兑和五四行动

交行清末成立之初，其官股纯由清政府邮传部拨款，商股则大都来自官僚和金融企业界人士，官僚中又以交通系官员，如梁士诒、曹汝霖、任振采等人为主。单梁士诒名下约有一二千股，化名在子女或亲戚名下，由这些人代持。

李鸿章侄子李经楚虽未列第一大股东，却以其声望，成为交行第一任总理。商人身份的李经楚与人在合肥开设银号“义善源”，在全国有二十多家分店，李就任交行总理，公私不分，长期占用交行的大量资金。以至于义善源倒闭时，积欠交行280余万两，银行濒于停业，朝中大员之前忌惮李家势大，不敢言语，此时也频发难，李经楚被迫引咎辞职。

众股东推选梁士诒为交行总理，梁士诒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是袁的忠实班底。梁士诒初掌交行时，交行虽为商业银行性质，但其实已获袁的授权，有了管理金库的国家银行地位。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后，梁士诒带头组织请愿，积极为袁称帝筹款，到是年年底，交行已为财政部垫款达3420余万元，相当于同期存款总额的75%，以致库存空虚，于1916年发生了第一次停兑风潮。

此时袁世凯已倒台，作为鼓吹帝制的祸首梁士诒遭通缉闻风逃亡海外。“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接任。时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实际权力则被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曹汝霖和梁士诒一样政商两栖，不仅担任交通银行总理，还在段祺瑞内阁中兼任财政总长和外交总长，协助段总理借款、包办国债等事务。

段祺瑞重新组阁以后，交行政治献金式的垫款仍有增无减，库存现银，多为政府借垫，丧失了金融机构的相对独立性。财政吃紧，躲在幕后操控的梁士诒等人主张发行不兑现纸币，堵住库存现金继续下泻危机。

消息走漏，大官僚、政客们抢在前头提取现银。安徽督军倪嗣冲、官僚及大资本家段芝贵即分别向中交两行先后提取现银达130万元以上，致使两行库存更加枯竭，挤兑已难于应付。段祺瑞政府于是匆匆忙忙以国务院名义直接下令停止兑现。交行自停兑以来，业务几陷停顿。

此前曹汝霖已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担任交通银行总理不久，他又与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内阁的私人幕僚西原龟三签订了借款500万日元的合约，成为“西原借款”的一部分，后又代政府借款2000万日元。得到借款后，停兑风潮逐渐得到解决。尽管如此，借款条约的签订出卖了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

交行最初为挽回民族利权而建，而今却戏剧性地成为了出卖主权的工具。其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起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北京学生遂展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新交通系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被学生称为“卖国贼”，学生游行至赵家楼附近时火烧了曹宅。后来五四运动进一步扩大，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运动。政府迫于压力免除曹、陆、章三人职位。

这期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由于交行垫款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成功，梁士诒即于1918年1月被撤销通缉，5月，选为交行董事会会长。在众人支持下，梁士诒又执掌交行，但组阁仅一个月，即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攻击下台。同年（1922年）四月，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败退出关外，梁士诒以战争祸首罪名再遭通缉。

不久北伐战争爆发，军阀势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受国民政府通缉，梁又旋往香港，新旧交通系逐渐在政坛中敛迹，暂时缓和了交行与政治交缠纠葛的命运。

沦陷区的金融业

接掌交行的国民政府将其与中央、中国、农民列为四大银行，四大行的钞票，都由英美厂家承印。其后中央、农民两行开始一部分委托国内印刷厂家承印，中华书局承印中央银行钞票，大业公司承印农民银行钞票。

抗日战幕拉开后，因钞票需要骤增，完全仰给国外，既嫌远水难救近火，又嫌印价太大，才以一部分委托国内厂家印制，商务印书馆承印中国银行10元券，大东书局承印交通银行1元、5元、10元券。四行发行部都由沪移港，印券事务也多移至香港，英美印制的钞票都运至香港，各地需用钞票，统一由香港供给，太平洋战争日形紧张后，有一部分英美厂家承印的钞票，改由仰光进口。

抗战时，交行大部分重要人员撤至香港，董事长胡笔江和总经理唐寿民驻香港指挥业务，内地另还有个交行总处同时存在。但战时交行管理层人员却命途多舛，当时胡笔江曾担任了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的委员，为宣传抗战，募集物资和钱款积极奔走。

1938年8月，胡笔江与宋子文、董事徐新六等离沪赴香港在港遥控交行事务后，胡笔江和徐新六奉孔祥熙电召，乘“桂林”号飞机飞往梧州，转赴重庆商讨战时金融计划。飞至珠江口中山县境内，被5架日军战斗机追击，被迫下降，“敌机以机枪扫射，‘桂林’号机被伤坠水……胡的遗体后在海边搜获，由香港殡仪技士先行注药防腐。”

胡笔江死后，蒋介石拟请杜月笙为交通银行的董事长，但杜月笙与钱新之为结拜兄弟，情同手足，杜月笙认为钱新之过去曾任协理，对交通银行的历史与发展情况比较熟悉，同时眼下交通银行的职员中，可能一部分还是钱新之的旧部，因此，杜月笙向蒋介石竭力推荐钱新之为董事长。钱新之与蒋介石原来有关系，在杜月笙竭力推荐之下，蒋介石就下令任命钱新之为交通银行董事长。

但战事阴影下，迁移至港的交行随之也沦陷。时任交通银行驻港负责人回忆，日军开进香港后二三天，即派一姓大并的带一持长步枪的日军到交行，嘱马上派一代表随他同到军部谈话，这位大并原是台湾银行香港分行高级行员，能操粤语、英语。他反复陈述：“此次皇军到港，是以英国人为敌人，你们中国人是友邦国民，我们是要亲善相待的。少时大佐问话，你应照实对答，不要害怕”云云。

交行负责人被带到香港“胜斯”旅馆大楼的一大房间，那时中国银行郑铁如已先在，彼此相视作一苦笑。房中很长的桌子后面早等候五个军官，中座者问话，由大并任翻译，闲话并不很多，无非在港任务，来港共多少人，库存物数以及钞票印运等情形，最后对他们说：“你们的库房和铁箱都应由我们加封，以后如有存物取物必要，应向我们申请启封，存取后仍由我们重行加封”等语，并交表格数种，即据实填报。

回行后，金库各处已被贴上封条，仅港币可申请取用，其余都不准动，日军对于港钞、英镑票、美金票及金银等，系以军票收换，港币换率，初是二港（币〕换一军〔票〕，不多时改为四港〔币）换一军票，后又改为八港〔币〕换一军〔票〕。

香港交行损失惨重，金银资产被日军掳掠无数。沦陷后，四行人员除原属香港分行人员外，仅留绝少数人（交通仅一二人）任留守，备咨询，余都纷纷离港，有的回沪，有的各回家乡。

伪交行的整节运动

时至1948年，物价疯狂上涨，法币面临崩溃，国民政府于是开始实行新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同时勒令人民和银行钱庄将持有的金银外汇全部缴存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交通银行被迫交出外汇美金760余万。淮海、平津战役后，钱新之、赵棣华眼看大势已去，于是把交行的外汇头寸陆续转移至菲律宾交行，在解放前夕，二人已将外汇抽逃殆尽，随后逃往香港。

1949年，国共内战战局已定，交通银行随同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宣告了旧中国交通银行的结束。留置中国大陆之交通银行各部则被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归国有，续称“交通银行”。

对这样一家被定性为伪政府官僚资本企业的银行，陈毅一纸命令，对它进行接管。饶漱石当时提出采用接手北平所采取的“赶毛驴”式的办法，或者叫做“赶羊”，办法很形象，如羊有头，把头赶走，其他的都跟上来了。譬如上海中纺公司是个拥有35家工厂的大托拉斯，就不能分开打乱接收，而应按照系统，先找着总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讲明，“这些过去属于国民党的产业，今天已变成人民财产了，我代表政府来接收，请你们先把中纺公司的文件档案交代清楚。”

等清单造好，军代表签字盖章后，即可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接了，但是暂时不收，仍请你们负责管理，以后有困难可以来找我们。如果出了毛病惟你们是问。”并宣布原职原薪，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这叫做“自上”，然后把毛驴从总公司赶到分公司，直到各个车间，就叫做“而下”。

交行总行处被视为是伪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全部接管后由中共的人民银行代替之，并进行所谓的“整节”运动，主要负责人一般不轻用，其余人员可量才录用。

接管这个有着22个单位、一千七八百名员工的交通银行，工作繁多，先要盘点家底。

交行资财方面事先有计划外逃的主要是外汇，总行计有225万余美金，38000余英镑，其他行有576万美金，英镑106000余；其他还有零星外币但为数不多。所有总处、沪行与国外同业往来的印鉴及密码均被“港总处”所注销，嗣后即不能动用，事实上就是全被移转逃避。除此之外，固定资产、车辆、物资等转移的很少。

交行信托部名下，有启兴轮一艘，又与津行合购之孟通拖轮一艘，皆被国军迫驶舟山。清查中，也发现浑水摸鱼者，如泸行营业部名下有人力车2辆，原寄放沪行仓库，被一员工占用，经此次清点查觉，该员已承认错误，以食米四石半抵债。

按伪金融机构接管办法，被接管银行金库存款一律收归国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存款资产尽数被充公。对于被接管银行之债务，人民政府在法律上不负偿还的责任，但为照顾私人利益起见，各银行债权清理完毕及将国家债务清理后，再行规定各伪银行的债务清偿办法。

银行债权债务的清偿，一律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以伪金圆券为计算单位者，则按军管会规定的第一次比价（伪金圆券10万元折人民币1元）折合，以外币或实物为计算单位的，均照原规定办理，在必要时折合人民币计算。

中共建政前夜，交行除了董事长钱新之、总经理赵棣华外，全系统一千多人追随离境的不到十个。而依据清查的记载，昔日交行这些高层奢靡的生活细节被逐一发现，如前总经理赵棣华家中一切用具、开支大半由行出账，设备方面大如电扇、电灯、门帘，小至箕骨、草纸、火柴亦均由行供给，雇用之工友十余人，伙食、薪工全部由行方负担。

前总稽核兼信托部经理在高恩路、爱裳路两处住所的开支都由行方出账，在账面可以查考的，如设备装置费、家具修理费、水电燃料使用费、购置大小日用品费用、私人捐款、其子私人汽车的汽油费，女儿婚住屋的修缮费等不一而足。在旧交行，享受这些特种权利的又岂止以上两人。

两岸交行的尴尬

1953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部依据苏联经验，认为交通银行公私合营的性质与中国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监督操作上的重大机密存有矛盾，建议成立专业银行，办理基建投资预算方面工作，后称中国建设银行。1958年起，除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外，交通银行内地行的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2月11日，邓小平来到上海，对比深圳迸发的活力与生机，他直言不讳地说：“上海的变化太小了！……能不能变得快一些，让我下次来这里时感到耳目一新？”

受小平同志的鞭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影响，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上海市政府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综合性银行。针对新银行的行名，当时存在不少争议。大多数人认为从香港设有分行、在北京保留总管理处或总行的银行中选择一个名称，有利于借助原有银行的品牌开展业务，“交通银行”就比较符合条件。另一些人主张称作“金城银行”——一家总部在天津的老牌私人银行，在华北具有较大影响力。一些老银行家则认为可以启用一个新的名称，不必沿用旧名。

争议之下，筹备新银行的小组决定去香港调研之后再进行考量，香港之行让他们看到香港的活力，交行在中资银行中资产也算雄厚，故而坚定了将新银行命名为“交通银行”的信心。

诸事确定后，1985年，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1986年10月25日，看似普通的一天，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低调地开始了试营业，上海市江西中路200号迎来了交通银行40年来在内地的第一笔历史性存单。1987年2月14日，国务院任命原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为交通银行总经理。

但营业后交行的命名问题依然没有画上句号。国共内战后原交行迁移至台，因而当时在台湾也存在一个“交通银行”。在国际上两家银行都译作“Bank of Communications”，因此在国际业务上常有混淆，不清楚情况的人常常搞错银行。

而国际上很多人不清楚大陆的交通银行并非台湾的交通银行，因此，在开展国际业务时，账单上的两个交通银行常常被不明就里的人混为一谈——大陆交行的钱被寄到台湾去了，或是台湾交行的钱被打到大陆交行的账上。

曾担任三届副行长的陈恒平处理过不少类似的事情：“有时候（外方）把他们的钱划到我们这里去，把我们的钱划到他们那里去，（双方）一看不对就划到对方那里去，相互还是比较友好的。”

台湾交通银行也经常感到非常苦恼，一部分台湾民众和海外人士拿着大陆老交行一年后的股票，向台湾银行要求兑现；大陆的老交行曾经在英国发过债券，一些持有债券的人要求台湾交行承担偿付责任；还有一些解放初期离职的大陆交行老职工，向台湾交行要求补发遣散费。

大陆交通银行方面对台湾交行负责人说：“你不必苦恼，你完全可以介绍到我们这里来，大陆早已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持有交通银行股票的，财政部当时有一笔500多万的经费专门用于兑付，兑付的条件是股票的继承人要有一致的意见，因为不少股权是祖父辈买下的，继承人分布在不同地方，兑付前首先要达成共识。

但也正因如此，两岸的银行人有了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最终由于两家银行不堪其扰，而追根溯源，大陆交行才算是延续1908年成立的交行之正统血脉，是经光绪皇帝御批组建的，从1908年至今的档案完整地保存在南京历史第二档案馆，包括历年来发行的全套纸币；而台湾的交通银行是1961年才成立的，没有前期的史料，历年发行的纸币档案也不完整。

这场“重名乌龙”以台湾交行将英文名改为“Chiao Tung Bank Co.”而告终。大陆交行将“Bank of Communications”的名称保留至今。

“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争论

交行重组之初，虽是为了克服四大专业银行分工过于明确带来的弊端，进行金融改革，但半路启程，不免在四大行的夹缝中求生存。第二任总经理戴相龙接替李祥瑞担任交行总经理时，交行总资产仅530亿元，分支机构66个，不足农行的三十分之一。交行与专业银行存在着业务冲突，因而当时存款较少、贷款能力有限的交行生存十分不易。

本想通过交行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干出一番天地，现在却依旧面临生存的问题。为不负人民银行行长报告中“继续办好交行”的希望，戴相龙开始探索交行改革之路。交行根据政策方向支持经济联合和企业集团，探索综合性经营路径，组建太平洋保险公司，探寻资产与负债的平衡关系，开始统一法人的探索，在改革道路上迎难而上。

但改革也并非一番风顺。1990年2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这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改革，一时间“商业银行”四个字成为无法提及的敏感词汇，许多人误认为商业银行也姓“资”。新型商业银行出现后，每每召开研讨会，都只能说是“新建银行研讨会”、“综合性银行学会”等。早在1988年，在中共十三大背景下，李祥瑞便提出“努力把交通银行办成一个富有改革精神的新型社会主义商业银行”。但到1990年前后，这一提法便只能噤声。

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

至此，对于改革的争议才逐渐平息，金融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商业银行得到承认，竞争开始被允许。

戴相龙见形势好转，在1992年7月的交行全国分（支）行总经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大胆探索，努力把交通银行办成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讲话，成为办行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此后，在这条“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上，交通银行成为大陆金融改革的先锋，积极在经济特区、沿海沿江开放城市扩展分支机构，取得迅速的发展。到1992年末，交行总资产已达1579亿元，实现利润27.14亿元，实现了商业银行的成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