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扎染的“赋新”之路
2018/09/25 | 张丹丹 | 收藏本文
摘要:白族扎染技艺虽已被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但因为纯手工制作、经济效益低而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公益基金的介入,试图帮助有手艺的白族妇女们摆脱贫困。
“你们披肩上这些图案都是印上去的!”几位四川游客一口咬定。在大理古城杨春燕的“守艺”扎染店里,发生了这样一幕。
这几位游客想不通,还能用什么另外的办法,可以制作出来这些蓝色布料上的白花图案吗?杨春燕向他们解释了一通,提议可以带他们去看看阿妈们是怎么“扎”和“染”的。但被一口拒绝:“百分百印上去的,不需要去看”。
杨春燕有点哭笑不得,但她也能理解,不了解这门手艺的外地人,的确很难想象“扎染”的制作。
随着白族扎染技艺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扎染”已经被很多人所耳闻,但是具体的技艺对外来人来说,还是颇为神秘。
扎染又称“绞缬染”,俗称扎花布,是将纯棉的白布,按绘制好的图案,通过对白布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使这些部分不能着色,然后染以天然的植物染料,经漂洗拆线后,染出的布,空心的部分就自然形成花纹和图案。蓝色和白色呈现出晕染和渐变的效果。古朴雅致,青翠欲滴。
西依苍山、东临洱海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周城村,被称为“白族扎染之乡”,杨春燕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在接触“妈妈制造.扎染合作社”公益项目之前,她是一名普通的白族女人。2017年3月,由国美募集20万元善款设立的周城扎染合作社正式成立,1986年出生的杨春燕成了“妈妈制造”周城扎染合作社的带头人,杨春燕和一群白族阿妈们的命运就此改变。
后继无人
七月份的云南大理,正是多雨的季节。上午还清清冷冷,不时落雨,乌云笼罩得让人觉得这天怕是好几天都晴不了了。转眼,中午天空就露出澄澈湛蓝的面容,点点白云,悠闲散布。
周城村家家户户外面挂着蓝白相间的扎染布,像是从天空直接扯下一块,自然天成,和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明白,一千多年了,这门古老的技艺唯独在这片土地上起起落落,是一点都不稀奇的。
“其实这些年,我们也培养了不少外面来学习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离开了这里,就是没有能发展得起来的”。 原大理民族扎染厂厂长,也是第一位扎染国家级非遗传人张仕绅的大儿子张人彪说。
和变幻不定的怪天气一样,扎染的花纹和图案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同一个人也难做出一模一样的作品,松紧、浸染程度的稍微差异等成就了它的独一无二。这样,每一块扎染布都成了艺术品。扎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它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杨春燕的扎染合作社,在一个白族人典型的民居“三坊一照壁”的院子里,古朴而安静。 数十个头戴着大理“风花雪月”绣花包头的白族大妈们一起做着手中的扎花活计,时不时地会聊些家长里短,大大小小盆子里栽种的花,正开得热烈,院子里充满活泼的气氛。
“弯弯的包头像洱海的新月,朴素雅致的绣花代表了上关的花,顶端洁白的缨须像苍山顶的白雪,耳际垂下的缨穗随风飘逸,这是下关的风”。
介绍完,杨春燕忽然发问:“那个包头上,你能看出哪里用了扎染的工艺吗?”扎染是贯穿着白族人生老病死的生活必需品。从孩子出生需用染有八卦图案的布包裹,到老人反复浸染的寿衣,女子出嫁的扎染嫁妆,衣裙、窗帘、桌布、床单等,无所不包。
旁边,一块扎染布盖着小背篓,岁月将它磨损出一个洞,一块做成了小板凳上的布垫,满是泥土。了解这门复杂手艺的外来人,会感到可惜。一位阿妈操着不太标准的汉话说,“我们不会觉得可惜,一块白布拿到手,我们只会想要扎出什么样好看的图案”。
记者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小方帕上扎了一只老鼠。除了腰酸背痛、眼睛酸涩外,最需要对付的还是耐心。“给你十块钱,你卖吗?”杨春燕笑着说。每当别人觉得她店里那些扎染作品贵的时候,杨春燕就会带领客人来亲自体验,完了会问:“你还觉得贵吗”?
一般一位阿妈扎染一天,只有十几二十元的收入。没人会用它来当生计。好些个阿妈对我说:“闲暇的时间才做,挣一点是一点,没法当作职业”。扎花的经济效益太低,在当地,年轻人会选择去做玉器首饰生意,因为利润空间更大,能养家。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下,除了少数真心喜爱这门手艺的,还能在坚持做扎花工艺的,一般是家境不太好的五十岁往上的阿妈。因为稍有一些本钱,会选择做生意。在扎花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与所得并不值当。这让从事这项技艺的阿妈们越来越少,而年轻人几乎断层,“传承”也就难以为继。
除了种少数自耕地,阿妈们的职业选择其实也很有限,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不会说汉话,出去工作也并不好找。另外,孩子老人要照顾,这让阿妈们更多地守护着家庭,很多人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昆明。
杨春燕9岁上小学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人毫不胆怯,但是杨父的普通话却说得很吃力,所以会尽力避免与记者较长时间的交流,而母亲干脆不会说,偶尔相视一笑或者用手势。
对于杨春燕来说,现在她正努力地做到让扎染可以成为职业,让阿妈们能利用它养家。目前,因为“妈妈制造”项目,阿妈们一天的收入能有五十上下,而且时间灵活。这个工资水平,在当地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家里的吃穿用度。
“原来你们不是骗子”
这天,黄昏时分,杨春燕的扎染合作社快要下班之际,几位从北京来的客人,一路从大理古城的门市店里,专程找到了周城村要见杨春燕。这几个人是要进行非遗文创开发的。而找到杨春燕,他们关于扎染的调研也就告一段落。
“看了那么多,只有她们家做的最特别”。其中一位人员告诉记者。
合作社的老房子门前,挂着“妈妈制造”项目设计的“吉祥”、“星河”、“大雁”等作品,和传统的扎得密密麻麻的“花”“蝴蝶”“鱼”等元素组成的扎染作品区别开来。这些更加具有现代气息的被大城市人认可的作品,主要得益于“妈妈制造”公益项目。
不同于祖祖辈辈都没有离开过云南大理的阿妈们,杨春燕两口子在外闯荡过10年,他们曾经在香格里拉开了个米线馆子,做了几年生意。因为气候原因,香格里拉的生意一般只做半年,旅游季一过,就鲜有人去。因为那里海拔高,气候寒冷、干燥,冬天要烤火盆,物价还高。回家看望老人孩子的话,开车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6个小时,十分不便。
就这样,他们的儿子做了8年的留守儿童,2016年,随着小儿子出生,夫妻俩觉得不能让孩子的成长缺少父母陪伴,于是决定将外面的生意放弃掉,回到家中。在家待业了两三个月,思考该做什么。
恰在这时,他们遇到了李柏颖。
李柏颖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妈妈制造”专项基金执行主任,也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他的团队先后在全国设立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遍布云南、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地区,吸收不同类型的民族手工项目,完成对扎染、蜡染、盘绣、剪纸等八种手工艺的记录和传承,带动当地妈妈再就业。
当时,李柏颖带着自己的团队,拿着设计好的扎染版式,挨家挨户地去敲门问“有没有人能做得出来”,但是几乎都是吃了闭门羹。
碰壁让李柏颖意识到,必须要有当地带头人。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且外地人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还有订单发下去的后续管理,怎么调配订单发到各户能让订单按时完成,这些都不是外人能轻易完成的。
最初,经当地政府机构推荐,李柏颖团队去了几个扎染的点,但是都被告知做不来。“不知他们主要的顾虑点是什么”。李柏颖后来觉得,“因为做那些旅游产品会比较快,而设计师新设计的产品需要去磨合,图案要重新打版,研究针法,要重新去熟悉那个过程,所以大家不太愿意做。而那些旧有的鱼、蝴蝶等图案,阿妈们不用打版,闭着眼睛都能扎”。
第三次他们再过来周城村的时候,还是住在杨春燕家里的小客栈。他们拿着设计好的版式,随口问当时在家坐月子的杨春燕,“村里有谁会做?”
李柏颖他们提出,给合作社的建设资金,给设计,给订单,包销售,还帮忙管控原材料。正因为条件太过优越,杨春燕不禁问:“你们是不是骗子?天上会掉馅饼?”
即使后来杨春燕带着一家一家敲门去找,得到绝大多数的回复也是,“你别费工夫了,有那么好的事情?”
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又带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杨春燕打算先自己做200条试试,她想,父亲过去也做过扎染和服装生意,如果被骗了也可以转为自销。
这些产品是融入了高端定制的概念的围巾,由著名设计师张肇达设计,比那些传统的扎染更加“洋气”和有品味。
杨春燕自小就习得扎染,于是自己细心研究针法,所谓“撒花容易,配花难”,什么图案用什么样的针法会更好看生动,是需要开动脑筋深思的。然后她再挨家挨户找人去扎,第一次合作顺利完成,杨春燕拿到订单款喜不自禁:“原来你们不是骗子”。
李柏颖哭笑不得:“我们待这么多天,跑好几趟就为行骗吗?”
这些作品现在获得外面人的认可,可是当时很多棘手的问题杨春燕自己都没有想到。
比如,起初妈妈们出于“好心”总要将设计模版的图案改掉,认为不好看,“你这个图案太稀疏了”,“这整个一块布上怎么才四分之一个圆形,缺的那些哪去了”。杨春燕指着老宅子墙上挂着的几幅新设计的作品对记者说。这些融入了外来现代化设计理念的作品,对白族传统扎染以密集、对称花纹为美的观念形成冲击。
“刚开始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去说服她们”。
张肇达的设计,立足传统符号当代化重构。以其中一个作品《星河》为例,是重新把河流、星星这些元素提取、组合,完成了一幅新图案。这些作品后来不仅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里有很好的反响,有的还拿到纽约、巴黎、洛杉矶、剑桥甚至联合国,去办展,拍卖,让中国元素走向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制作流程熟悉起来的话,比传统作品,在制作上工艺更加简单,反而能够提高效率。“这就叫设计驱动。”李柏颖说。
把手艺人推到一线去
“妈妈制造”在选择传统手工艺的时候,最优先考虑的是当代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成品才是人能频繁应用的。
这两年做下来,李柏颖得到的一个经验是,要根据每个合作社、带头人和当地的文化去制定不同的帮扶方案,去给他们“赋能”,扶助几年,让他们可以独立运营,鼓励他们做自己的品牌。
在带头人的选择上,“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也有初出茅庐的创业者,首先要有传承、要有想把传统手工艺当代化这种愿望。第二,确实有能力。这两点之外,再来考虑它是一个成熟企业,还是一个小白”。
杨春燕在李柏颖眼中,就是管理上欠缺经验,但是在设计一些新的图案上往往能有自己想法的年轻人,又行动力极强。所以在资金、设计、个人管理能力、订单供应链管理和原材料控制都要给予她帮助。
另一个扎染合作社大理巍山县兴巍民族工艺厂,是由副厂长郭丽珍为带头人的合作社,他们已经很成熟,缺的就是设计和销售通路。“每个合作社要给它诊断,没有完全一样的合作社。”
带动妈妈就业是最关键的一个考量指标。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半年内,根据当时签的合同协议来评判合作社是继续下去还是撤牌。考评的标准包括,合作社到期有没有带动妈妈们就业,有没有产品创新,以及对阿妈进行培训,有没有将妈妈们制作的产品推出去,如果不符合规定,合作社会自动终止合作协议。
如今,因为“妈妈制造”项目,杨春燕的表妹,一个90后女孩,也做起了扎染。这是从前年轻人不屑花时间去做的活计。订单多的时候,大理市有两三百个阿妈同时开工,先把活分到各家,完工后再收回。
在杨春燕的合作社里,已过天命之年的张用月,在一群白族阿妈中最为爽朗健谈。
90年代初,张用月夫妻俩带着村子里一些村民外出去铺路,后来被骗,上面拖欠了40万的工资。作为包工头的丈夫一时接受不了,一走了之,留下老父亲和三个儿子,再没回来过。
这二十多年来,面对讨债的村民、嗷嗷待哺的儿子、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她想过死,想过逃离。但是,“我不能跑”。
为了生活,她可以说是全村最拼的白族妇女,开饭馆,帮别人办酒席,在杨春燕口中,“为了养孩子,她连开KTV都干过”。
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她没有求助于任何外人。几十年一天没歇过的日子里,她凭一己之力,将40万的债务还了大半,翻修了家里陈旧的老房子,照顾公公到了90岁安度晚年,还给三个儿子都讨了媳妇。儿子们没有赌博吸毒做坏事,还一个个都很孝顺,又给她添了小孙子和小孙女。这是张用月最骄傲的事。
在从前,做扎花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如今她又重新拾起扎花。在合作社扎花是悠闲自在的一天,而她出活又快又好,拿到不错的扎花收入,可以补贴一大家子10口人的用度。
“一定要推手艺人,让他们到第一线上去”,李柏颖强调。因为腾讯公益的支持,还有一些拍卖款项,李柏颖团队正将它们用到对阿妈们的培训,以及建立新的合作社上去。
在销售推广的文案里,他们会标明,这部分产品来自于某个地区,哪一家合作社,出自哪些手艺人之手,让大家知道背景,将传承落实到了人身上,帮助他们自我推广。
“要带来区域化的销售,让他们认为靠这双手挣钱。妈妈们的核心动力就一个,都希望多拿大的订单,订单越多,能带动的人员就越多。”这是李柏颖团队目前正在致力于做的。
星火传承
从新疆的考古发掘中,扎染在两汉时期就有了。唐宋时期,传播到大理。宋代段氏大理国灭亡之后,扎染逐渐传到民间来。到民国末年,解放初期,扎染进入了低谷。改革开放以后,扎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发扬。扎染的今天,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1941年出生的张仕绅,是原大理市民族扎染厂厂长,他二十多年来,把一个无名小厂办成海内外知名的企业,产品远销到日本、美国等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各大城市。在他手上创新发展了传统扎染的扎法、花色品种。
如今家中,还保存着大量当年留存下来的花色样卡,外面包裹的泛黄的白棉布标示出了岁月。
“一心为公”的老父亲,如今已经去世了。大理州扎染的传承人张人彪子承父业。他对记者讲起父亲的往事。
1959年,18岁的张仕绅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不久,赶上“四清”运动,上面派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洱海边成片的板蓝根被全部除去;染坊被封;工作队将土靛染料被集中起来,泼上了大粪。
张仕绅和队长、技术员等很舍不得。工作队白天倒,他们就夜里去偷。把大粪扒开,拿桶装回来。偷了100多斤板蓝根渣子,悄悄保留下来。一两年后工作队走了,他们又开始悄悄种板蓝根,不过最多也不过种十来亩。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冒着危险保留住了用板蓝根制作染料的手艺。文革结束之后,正因为当时偷偷保存下来的“星火”,周城扎染逐渐复苏,并且发展传承下来。
张家老宅子的二层,空空荡荡,但是墙上挂着大大小小扎染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占了大半面墙的《麒麟图》,两只麒麟栩栩如生,凛凛威风能从扎染布中袭来。作品还能看到在外面难得一见的针法,一看便知是精品。
经张人彪的女儿张霞介绍,这幅作品,光是设计就用了2年,具体扎花浸染爷爷和父亲又做了一年。
这个作品当时一共有3幅,一幅在五年前以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美国人,后来又捐赠给博物馆一幅。自爷爷去世后,张霞愈发觉得非常惋惜。“当时家里的老人都在,版样也还在,就没想那么多”。现在她想着要再做点什么。
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张霞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也极度不愿学习扎染,因为那样她将终日带着一双蓝手,在同龄小姑娘中显得难看又尴尬。去年爷爷的去世,她忽然提出要学习扎染,承接扎染世家。张人彪为此展颜:“我也就放心了”。
214国道横穿周城村,路旁,还可见破旧的墙上挂着的周城民族扎染厂的招牌。多方冲击下,2006年,民族扎染厂正式倒闭,经过收购重建,现在是“璞真”扎染博物馆。
和新兴文化旅游结合的博物馆里摆放着一些经过创新设计的、更贴近生活的文创产品。博物馆的创始人段树坤指着门口挂着的一幅幅大的传统扎染布,又指了指“捆扎”(一种较为容易的扎染方法)出的丝巾。
“那个传统的图案,一位阿妈几天才能扎出一个,只卖100元上下,而那个丝巾,一人一天能扎20条,一条卖380元”。
段树坤自己也觉得,“我们的确是从后一种中赚取了很多钱,但是,我自己私心里最想做的,还是前一种,如果再不做,很多技艺就要丢失了。”
1990年代,段树坤用小竹篓背着自己家的扎染产品,100多斤的重物,从丽江到昆明,一家一家去问,为了开拓市场。改革开放初期,还较为封闭,但是“必须走出去”是段树坤那时候就已经深刻意识到的了。
2000年左右,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大学生、背包客会不时光顾段树坤的染坊,但是他们没什么钱,又很喜欢这个扎染手艺,于是提议,他们自己设计,用他家的材料染一下。这些人无意间带来了外面现代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段树坤从他们的一些设计中得到启发,出了一些爆款的产品。那时候,从段家拿货的,都要排着长队。他们就此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12年,段树坤和段银开夫妇二人筹资400万元,收购了原扎染厂并且修建了以白族居民“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为基本建筑形式的“璞真”扎染博物馆,收集整理、挖掘、抢救几经失传的传统图谱、模版、传统扎染品。夫妻俩现在也分别是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技艺”传承人。
“现在市场做得乱,价格低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手艺也面临失传的危险”。和“妈妈制造”的理念相似,段树坤认为,整个周城村联合起来,走高端化路线,带动更多的阿妈就业,创新才能更好的传承。
在做“妈妈制造”的一年里,杨春燕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一次,一个记者在她家里问正在玩耍的大儿子,“你会做这个吗?”他肯定地点头说:“会。”杨春燕一惊,担心他大言不惭会出丑,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他这门技艺。没想到他拿起针线就像模像样地上手了。“妈妈,你天天扎那些,我看都看会了”。这让杨春燕感受到耳濡目染传承的奇妙。
如今,每次去北京开会,参加一些时装比赛,见识到各界名流,这让经常自嘲初中毕业的杨春燕时常会感到恍惚。
年轻的夫妻俩将扎染作为毕生的事业。在家乡传承扎染手工艺,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带来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重要的一点,他们一家四代能每天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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