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披肩上这些图案都是印上去的！”几位四川游客一口咬定。在大理古城杨春燕的“守艺”扎染店里，发生了这样一幕。

这几位游客想不通，还能用什么另外的办法，可以制作出来这些蓝色布料上的白花图案吗？杨春燕向他们解释了一通，提议可以带他们去看看阿妈们是怎么“扎”和“染”的。但被一口拒绝：“百分百印上去的，不需要去看”。

杨春燕有点哭笑不得，但她也能理解，不了解这门手艺的外地人，的确很难想象“扎染”的制作。

随着白族扎染技艺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扎染”已经被很多人所耳闻，但是具体的技艺对外来人来说，还是颇为神秘。

扎染又称“绞缬染”，俗称扎花布，是将纯棉的白布，按绘制好的图案，通过对白布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使这些部分不能着色，然后染以天然的植物染料，经漂洗拆线后，染出的布，空心的部分就自然形成花纹和图案。蓝色和白色呈现出晕染和渐变的效果。古朴雅致，青翠欲滴。

西依苍山、东临洱海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周城村，被称为“白族扎染之乡”，杨春燕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在接触“妈妈制造.扎染合作社”公益项目之前，她是一名普通的白族女人。2017年3月，由国美募集20万元善款设立的周城扎染合作社正式成立，1986年出生的杨春燕成了“妈妈制造”周城扎染合作社的带头人，杨春燕和一群白族阿妈们的命运就此改变。

后继无人

七月份的云南大理，正是多雨的季节。上午还清清冷冷，不时落雨，乌云笼罩得让人觉得这天怕是好几天都晴不了了。转眼，中午天空就露出澄澈湛蓝的面容，点点白云，悠闲散布。

周城村家家户户外面挂着蓝白相间的扎染布，像是从天空直接扯下一块，自然天成，和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明白，一千多年了，这门古老的技艺唯独在这片土地上起起落落，是一点都不稀奇的。

“其实这些年，我们也培养了不少外面来学习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离开了这里，就是没有能发展得起来的”。 原大理民族扎染厂厂长，也是第一位扎染国家级非遗传人张仕绅的大儿子张人彪说。

和变幻不定的怪天气一样，扎染的花纹和图案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同一个人也难做出一模一样的作品，松紧、浸染程度的稍微差异等成就了它的独一无二。这样，每一块扎染布都成了艺术品。扎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它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杨春燕的扎染合作社，在一个白族人典型的民居“三坊一照壁”的院子里，古朴而安静。 数十个头戴着大理“风花雪月”绣花包头的白族大妈们一起做着手中的扎花活计，时不时地会聊些家长里短，大大小小盆子里栽种的花，正开得热烈，院子里充满活泼的气氛。

“弯弯的包头像洱海的新月，朴素雅致的绣花代表了上关的花，顶端洁白的缨须像苍山顶的白雪，耳际垂下的缨穗随风飘逸，这是下关的风”。

介绍完，杨春燕忽然发问：“那个包头上，你能看出哪里用了扎染的工艺吗？”扎染是贯穿着白族人生老病死的生活必需品。从孩子出生需用染有八卦图案的布包裹，到老人反复浸染的寿衣，女子出嫁的扎染嫁妆，衣裙、窗帘、桌布、床单等，无所不包。

旁边，一块扎染布盖着小背篓，岁月将它磨损出一个洞，一块做成了小板凳上的布垫，满是泥土。了解这门复杂手艺的外来人，会感到可惜。一位阿妈操着不太标准的汉话说，“我们不会觉得可惜，一块白布拿到手，我们只会想要扎出什么样好看的图案”。

记者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小方帕上扎了一只老鼠。除了腰酸背痛、眼睛酸涩外，最需要对付的还是耐心。“给你十块钱，你卖吗？”杨春燕笑着说。每当别人觉得她店里那些扎染作品贵的时候，杨春燕就会带领客人来亲自体验，完了会问：“你还觉得贵吗”？

一般一位阿妈扎染一天，只有十几二十元的收入。没人会用它来当生计。好些个阿妈对我说：“闲暇的时间才做，挣一点是一点，没法当作职业”。扎花的经济效益太低，在当地，年轻人会选择去做玉器首饰生意，因为利润空间更大，能养家。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下，除了少数真心喜爱这门手艺的，还能在坚持做扎花工艺的，一般是家境不太好的五十岁往上的阿妈。因为稍有一些本钱，会选择做生意。在扎花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与所得并不值当。这让从事这项技艺的阿妈们越来越少，而年轻人几乎断层，“传承”也就难以为继。

除了种少数自耕地，阿妈们的职业选择其实也很有限，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不会说汉话，出去工作也并不好找。另外，孩子老人要照顾，这让阿妈们更多地守护着家庭，很多人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昆明。

杨春燕9岁上小学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人毫不胆怯，但是杨父的普通话却说得很吃力，所以会尽力避免与记者较长时间的交流，而母亲干脆不会说，偶尔相视一笑或者用手势。

对于杨春燕来说，现在她正努力地做到让扎染可以成为职业，让阿妈们能利用它养家。目前，因为“妈妈制造”项目，阿妈们一天的收入能有五十上下，而且时间灵活。这个工资水平，在当地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家里的吃穿用度。

“原来你们不是骗子”

这天，黄昏时分，杨春燕的扎染合作社快要下班之际，几位从北京来的客人，一路从大理古城的门市店里，专程找到了周城村要见杨春燕。这几个人是要进行非遗文创开发的。而找到杨春燕，他们关于扎染的调研也就告一段落。

“看了那么多，只有她们家做的最特别”。其中一位人员告诉记者。

合作社的老房子门前，挂着“妈妈制造”项目设计的“吉祥”、“星河”、“大雁”等作品，和传统的扎得密密麻麻的“花”“蝴蝶”“鱼”等元素组成的扎染作品区别开来。这些更加具有现代气息的被大城市人认可的作品，主要得益于“妈妈制造”公益项目。

不同于祖祖辈辈都没有离开过云南大理的阿妈们，杨春燕两口子在外闯荡过10年，他们曾经在香格里拉开了个米线馆子，做了几年生意。因为气候原因，香格里拉的生意一般只做半年，旅游季一过，就鲜有人去。因为那里海拔高，气候寒冷、干燥，冬天要烤火盆，物价还高。回家看望老人孩子的话，开车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6个小时，十分不便。

就这样，他们的儿子做了8年的留守儿童，2016年，随着小儿子出生，夫妻俩觉得不能让孩子的成长缺少父母陪伴，于是决定将外面的生意放弃掉，回到家中。在家待业了两三个月，思考该做什么。

恰在这时，他们遇到了李柏颖。

李柏颖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妈妈制造”专项基金执行主任，也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他的团队先后在全国设立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遍布云南、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地区，吸收不同类型的民族手工项目，完成对扎染、蜡染、盘绣、剪纸等八种手工艺的记录和传承，带动当地妈妈再就业。

当时,李柏颖带着自己的团队，拿着设计好的扎染版式，挨家挨户地去敲门问“有没有人能做得出来”，但是几乎都是吃了闭门羹。

碰壁让李柏颖意识到，必须要有当地带头人。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且外地人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还有订单发下去的后续管理，怎么调配订单发到各户能让订单按时完成，这些都不是外人能轻易完成的。

最初，经当地政府机构推荐，李柏颖团队去了几个扎染的点，但是都被告知做不来。“不知他们主要的顾虑点是什么”。李柏颖后来觉得，“因为做那些旅游产品会比较快，而设计师新设计的产品需要去磨合，图案要重新打版，研究针法，要重新去熟悉那个过程，所以大家不太愿意做。而那些旧有的鱼、蝴蝶等图案，阿妈们不用打版，闭着眼睛都能扎”。

第三次他们再过来周城村的时候，还是住在杨春燕家里的小客栈。他们拿着设计好的版式，随口问当时在家坐月子的杨春燕，“村里有谁会做？”

李柏颖他们提出，给合作社的建设资金，给设计，给订单，包销售，还帮忙管控原材料。正因为条件太过优越，杨春燕不禁问：“你们是不是骗子？天上会掉馅饼？”

即使后来杨春燕带着一家一家敲门去找，得到绝大多数的回复也是，“你别费工夫了，有那么好的事情？”

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又带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杨春燕打算先自己做200条试试，她想，父亲过去也做过扎染和服装生意，如果被骗了也可以转为自销。

这些产品是融入了高端定制的概念的围巾，由著名设计师张肇达设计，比那些传统的扎染更加“洋气”和有品味。

杨春燕自小就习得扎染，于是自己细心研究针法，所谓“撒花容易，配花难”，什么图案用什么样的针法会更好看生动，是需要开动脑筋深思的。然后她再挨家挨户找人去扎，第一次合作顺利完成，杨春燕拿到订单款喜不自禁：“原来你们不是骗子”。

李柏颖哭笑不得：“我们待这么多天，跑好几趟就为行骗吗？”

这些作品现在获得外面人的认可，可是当时很多棘手的问题杨春燕自己都没有想到。

比如，起初妈妈们出于“好心”总要将设计模版的图案改掉，认为不好看，“你这个图案太稀疏了”，“这整个一块布上怎么才四分之一个圆形，缺的那些哪去了”。杨春燕指着老宅子墙上挂着的几幅新设计的作品对记者说。这些融入了外来现代化设计理念的作品，对白族传统扎染以密集、对称花纹为美的观念形成冲击。

“刚开始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去说服她们”。

张肇达的设计，立足传统符号当代化重构。以其中一个作品《星河》为例，是重新把河流、星星这些元素提取、组合，完成了一幅新图案。这些作品后来不仅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里有很好的反响，有的还拿到纽约、巴黎、洛杉矶、剑桥甚至联合国，去办展，拍卖，让中国元素走向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制作流程熟悉起来的话，比传统作品，在制作上工艺更加简单，反而能够提高效率。“这就叫设计驱动。”李柏颖说。

把手艺人推到一线去

“妈妈制造”在选择传统手工艺的时候，最优先考虑的是当代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成品才是人能频繁应用的。

这两年做下来，李柏颖得到的一个经验是，要根据每个合作社、带头人和当地的文化去制定不同的帮扶方案，去给他们“赋能”，扶助几年，让他们可以独立运营，鼓励他们做自己的品牌。

在带头人的选择上，“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也有初出茅庐的创业者，首先要有传承、要有想把传统手工艺当代化这种愿望。第二，确实有能力。这两点之外，再来考虑它是一个成熟企业，还是一个小白”。

杨春燕在李柏颖眼中，就是管理上欠缺经验，但是在设计一些新的图案上往往能有自己想法的年轻人，又行动力极强。所以在资金、设计、个人管理能力、订单供应链管理和原材料控制都要给予她帮助。

另一个扎染合作社大理巍山县兴巍民族工艺厂，是由副厂长郭丽珍为带头人的合作社，他们已经很成熟，缺的就是设计和销售通路。“每个合作社要给它诊断，没有完全一样的合作社。”

带动妈妈就业是最关键的一个考量指标。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半年内，根据当时签的合同协议来评判合作社是继续下去还是撤牌。考评的标准包括，合作社到期有没有带动妈妈们就业，有没有产品创新，以及对阿妈进行培训，有没有将妈妈们制作的产品推出去，如果不符合规定，合作社会自动终止合作协议。

如今，因为“妈妈制造”项目，杨春燕的表妹，一个90后女孩，也做起了扎染。这是从前年轻人不屑花时间去做的活计。订单多的时候，大理市有两三百个阿妈同时开工，先把活分到各家，完工后再收回。

在杨春燕的合作社里，已过天命之年的张用月，在一群白族阿妈中最为爽朗健谈。

90年代初，张用月夫妻俩带着村子里一些村民外出去铺路，后来被骗，上面拖欠了40万的工资。作为包工头的丈夫一时接受不了，一走了之，留下老父亲和三个儿子，再没回来过。

这二十多年来，面对讨债的村民、嗷嗷待哺的儿子、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她想过死，想过逃离。但是，“我不能跑”。

为了生活，她可以说是全村最拼的白族妇女，开饭馆，帮别人办酒席，在杨春燕口中，“为了养孩子，她连开KTV都干过”。

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她没有求助于任何外人。几十年一天没歇过的日子里，她凭一己之力，将40万的债务还了大半，翻修了家里陈旧的老房子，照顾公公到了90岁安度晚年，还给三个儿子都讨了媳妇。儿子们没有赌博吸毒做坏事，还一个个都很孝顺，又给她添了小孙子和小孙女。这是张用月最骄傲的事。

在从前，做扎花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如今她又重新拾起扎花。在合作社扎花是悠闲自在的一天，而她出活又快又好，拿到不错的扎花收入，可以补贴一大家子10口人的用度。

“一定要推手艺人，让他们到第一线上去”，李柏颖强调。因为腾讯公益的支持，还有一些拍卖款项，李柏颖团队正将它们用到对阿妈们的培训，以及建立新的合作社上去。

在销售推广的文案里，他们会标明，这部分产品来自于某个地区，哪一家合作社，出自哪些手艺人之手，让大家知道背景，将传承落实到了人身上，帮助他们自我推广。

“要带来区域化的销售，让他们认为靠这双手挣钱。妈妈们的核心动力就一个，都希望多拿大的订单，订单越多，能带动的人员就越多。”这是李柏颖团队目前正在致力于做的。

星火传承

从新疆的考古发掘中，扎染在两汉时期就有了。唐宋时期，传播到大理。宋代段氏大理国灭亡之后，扎染逐渐传到民间来。到民国末年，解放初期，扎染进入了低谷。改革开放以后，扎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发扬。扎染的今天，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1941年出生的张仕绅，是原大理市民族扎染厂厂长，他二十多年来，把一个无名小厂办成海内外知名的企业，产品远销到日本、美国等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各大城市。在他手上创新发展了传统扎染的扎法、花色品种。

如今家中，还保存着大量当年留存下来的花色样卡，外面包裹的泛黄的白棉布标示出了岁月。

“一心为公”的老父亲，如今已经去世了。大理州扎染的传承人张人彪子承父业。他对记者讲起父亲的往事。

1959年，18岁的张仕绅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不久，赶上“四清”运动，上面派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洱海边成片的板蓝根被全部除去；染坊被封；工作队将土靛染料被集中起来，泼上了大粪。

张仕绅和队长、技术员等很舍不得。工作队白天倒，他们就夜里去偷。把大粪扒开，拿桶装回来。偷了100多斤板蓝根渣子，悄悄保留下来。一两年后工作队走了，他们又开始悄悄种板蓝根，不过最多也不过种十来亩。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冒着危险保留住了用板蓝根制作染料的手艺。文革结束之后，正因为当时偷偷保存下来的“星火”，周城扎染逐渐复苏，并且发展传承下来。

张家老宅子的二层，空空荡荡，但是墙上挂着大大小小扎染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占了大半面墙的《麒麟图》，两只麒麟栩栩如生，凛凛威风能从扎染布中袭来。作品还能看到在外面难得一见的针法，一看便知是精品。

经张人彪的女儿张霞介绍，这幅作品，光是设计就用了2年，具体扎花浸染爷爷和父亲又做了一年。

这个作品当时一共有3幅，一幅在五年前以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美国人，后来又捐赠给博物馆一幅。自爷爷去世后，张霞愈发觉得非常惋惜。“当时家里的老人都在，版样也还在，就没想那么多”。现在她想着要再做点什么。

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张霞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也极度不愿学习扎染，因为那样她将终日带着一双蓝手，在同龄小姑娘中显得难看又尴尬。去年爷爷的去世，她忽然提出要学习扎染，承接扎染世家。张人彪为此展颜：“我也就放心了”。

214国道横穿周城村，路旁，还可见破旧的墙上挂着的周城民族扎染厂的招牌。多方冲击下，2006年,民族扎染厂正式倒闭，经过收购重建，现在是“璞真”扎染博物馆。

和新兴文化旅游结合的博物馆里摆放着一些经过创新设计的、更贴近生活的文创产品。博物馆的创始人段树坤指着门口挂着的一幅幅大的传统扎染布，又指了指“捆扎”（一种较为容易的扎染方法）出的丝巾。

“那个传统的图案，一位阿妈几天才能扎出一个，只卖100元上下，而那个丝巾，一人一天能扎20条，一条卖380元”。

段树坤自己也觉得，“我们的确是从后一种中赚取了很多钱，但是，我自己私心里最想做的，还是前一种，如果再不做，很多技艺就要丢失了。”

1990年代，段树坤用小竹篓背着自己家的扎染产品，100多斤的重物，从丽江到昆明，一家一家去问，为了开拓市场。改革开放初期，还较为封闭，但是“必须走出去”是段树坤那时候就已经深刻意识到的了。

2000年左右，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大学生、背包客会不时光顾段树坤的染坊，但是他们没什么钱，又很喜欢这个扎染手艺，于是提议，他们自己设计，用他家的材料染一下。这些人无意间带来了外面现代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段树坤从他们的一些设计中得到启发，出了一些爆款的产品。那时候，从段家拿货的，都要排着长队。他们就此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12年，段树坤和段银开夫妇二人筹资400万元，收购了原扎染厂并且修建了以白族居民“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为基本建筑形式的“璞真”扎染博物馆，收集整理、挖掘、抢救几经失传的传统图谱、模版、传统扎染品。夫妻俩现在也分别是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技艺”传承人。

“现在市场做得乱，价格低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手艺也面临失传的危险”。和“妈妈制造”的理念相似，段树坤认为，整个周城村联合起来，走高端化路线，带动更多的阿妈就业，创新才能更好的传承。

在做“妈妈制造”的一年里，杨春燕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一次，一个记者在她家里问正在玩耍的大儿子，“你会做这个吗？”他肯定地点头说：“会。”杨春燕一惊，担心他大言不惭会出丑，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他这门技艺。没想到他拿起针线就像模像样地上手了。“妈妈，你天天扎那些，我看都看会了”。这让杨春燕感受到耳濡目染传承的奇妙。

如今，每次去北京开会，参加一些时装比赛，见识到各界名流，这让经常自嘲初中毕业的杨春燕时常会感到恍惚。

年轻的夫妻俩将扎染作为毕生的事业。在家乡传承扎染手工艺，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带来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重要的一点，他们一家四代能每天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