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一直是民众最关心的事。《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收官，30天征集的意见超过13万条，关注度远超其他法律草案。

1980年出台的个税法，至今已有七次修订，这次修订的幅度最大。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涵盖范围从工资薪金所得扩大至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综合加总；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增加了反避税条款。

一般民众最关心的还是起征点。大部分专家或民众的意见，都认为草案拟定的5000元起征点过低，至少应提高至7000元。确定怎样的起征点，主要看物价变动水平。7年里，一些大城市房价翻了接近两倍，房租至少也翻了一倍多，个税起征点只增加了不到50%，显然差距太大。从刺激内需、扩大消费的角度讲，起征点过低只会使居民消费更为不振。

然而，由于职工收入增长水平较慢，起征点也不可能过高，否则它覆盖的人群会非常少。记得上一轮起征点调至3500元时，只覆盖30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这次还未看到相关数据。由于不同的城市，收入和物价水平不同，是否应当将个税起征点交由各地自己确立，是这次争论较多的问题。这一提议看似公平，其实会对经济落后地区构成二次伤害，不仅会减少低收入人群应享受的制度红利，还可能引起人才涌入大城市等副作用。统一起征点，可增加经济落后地区民众的实际收入，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社会公平。综合来看，将起征点适当调高，是众望所归的。

这次个税修正，算是迈出了综合税制第一步。草案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项收入综合纳税，适用3%到45%的七档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距作了调整。这一改革目的，虽然是想对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费，但这样的设计，显然与提高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因这几项内容均为劳动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竟高达45%，而个税中的经营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35%，股息红利、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为20%税率，都远低于综合收入最高边际税率。正常来说，资本收入的税率应当高于劳动收入和经营收入，如果倒挂就会对科技、文化等创新型的高级人才产生挤出效应，甚至会逼迫这部分人才采取避税行为。法国曾因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导致大量高端人才移民。2017年的两会，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就建议，应将45%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理由正是担忧这一最高边际税率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质人才。

这次最大的个税改革亮点，是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这有助于实现个税调节的差异化，降低中低等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在大城市，教育、居住成本过高，是民众感受最深的压力，如果能进行扣除，当然有助于实现税收的实质公平。不过，个税法并未明确扣除标准与方式，如何进行更为简单易行的扣除办法，决定了实行的效果。客观地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综合申报，综合扣除和征税，肯定更为合理。但由于需要完成大量基础数据工作，估计这次无法一步到位。此外，也有不少民众建议应把老人赡养费用，也列入专项附加扣除之中，这至少体现了国家对子女赡养老人的关切。这当然是一个好建议，希望修法者能认真思量权衡。

本次税法修正，增加了不少反避税条款，如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需补征税款的，除补征税款，还可依法加收利息。这些条款针对的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对普通民众影响不大，但这些条款的实施，也会对富人群体有挤出效应。只此一条，就可能增加今年富人移民的动力。

个税的改革还在路上。此次改革应当说距离社会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中国明确地提出了“宽税基、简税制、低税率、严征管”，但从草案看，距此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真正合理的个税结构，应当是倒金字塔形的。比如美国，近50%的工薪阶层只占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60%多，1%的顶级收入者承担了30%多。中国则相反，个税收入的60%左右来自中低收入阶层，而20%的富裕阶层缴纳的个税只占个税收入的10%左右，中低收入者成为个税纳税主体，这种结构完全违背了国际通行的个税原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劫贫济富”。此次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值得继续关注。

美国已实施大幅度减税，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中国只有切实地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才能更好地应对国际大环境。个税改革是实现税负合理和公平极重要的一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税制的改革空间还很大，但无论怎么改，真正地增加民众的获得感与公平感，都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