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西南联合大学，这座战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在云南昆明成立的高等学府，仍然是后世仰望的教育北斗。

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旧址中，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半身胸像就是这一神话的明证。

尽管这三尊胸像的容貌都显出一副历尽沧桑的颜色，但浇筑在脸上的微笑却如假包换——这既是对他们共同作出成绩的褒奖，也是对他们人格魅力和传奇经历的颂扬。正是他们携手合作，才有西南联大。

1938年，联大从长沙迁往昆明不久，一位化名“伍生”的联大学生，就在当时校园里最流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点数了三位校长各自的特点和对联大做出的贡献：

清华校长梅贻琦“是一个书生，办事方面也不脱书生本色，少说话而很认真。他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貌，一口调谐沉着的国语。言词不大流利，但很能把握住要点，他慈善的心肠感化得学生教授心悦诚服。三个历史不同、性质不同的学校能够快快乐乐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全是梅校长内里的功夫”。

北大校长蒋梦麟则是“教育界的老前辈”，虽然他的身子“瘦得像大烟鬼，穿起西装来怪难看的”，但他仍然用瘦弱的身体撑着西装奔走于机关要员之间，“今天拜访某主席，明天又接见某委员”，这位“交际圣手”像纤细的蜘蛛一样扩张着自己的交际网，将权力和金钱吮吸到联大的事业中来，“联大能顺利的搬到昆明，借到大批的校址，安安稳稳的上课，谁能否认是蒋校长之功？”

至于南开校长张伯苓，则凭借自己“可等于蒋校长与梅校长之合”的体格重量和他一口宏亮的天津话，在国民参政会居于副议长要职。虽然“他不大到学校里来，许多同学还没有瞻仰过他的尊容，可是学校却不能少他”。因为他身居权要的身份，只要“在国府里说上三两句话，联大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不信，你去问问联大的朋友看”。

尽管这段评述不乏诙谐调侃，但它确实非常符合今人对西南联大的想象：三所北方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三位各具所长的校长领导下，联合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创造了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还有什么比三位校长更合适成为西南联大的灵魂典范呢？

但如果伍生能够逆料到联大之后几年里发生的一切，他当初对三位校长的描述可能就不会这样单纯的乐观。微笑的背后压抑着太多的情感：无奈、苦涩、烦忧、恐惧，甚至还有咒骂。

校长们的苦恼

1943年，西南联大已历五年岁月。初期迁校的颠沛漂泊都已是陈年旧事，学生们也逐渐习惯了清苦生活对自己身心的磨砺。

但蒋梦麟的悲观情绪却与日俱增：“联大苦撑五年，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其实难负”。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在蒋梦麟看来，是物质条件的匮乏：“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

虽然在今天看来，正是联大物资匮乏的窘境，成就了“刚毅坚卓”的精神，但在当时，蒋梦麟显然不认为一所大学仅靠精神就能够运转。

到1942年，昆明的物价自抗战以来猛涨300倍，而联大教职员的薪水只相应增长了五倍，生活水平等于降到了原先的1/60。

在联大学生自治会呈送的救济金申请书里，每一个字都发出饥饿的乞求：“窃生等自抗战军兴，颠沛流徙，辗转来昆，得以身受春风，就学本校，固属万幸。然以物价高涨，百物贵腾，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或灭。此生活既处于风雨飘摇，伏案又岂得安心？于是同学或弃读就商，以图苟安于片刻；或纸醉金迷，日趋堕落之深渊。长此以往，非独青年前途受戕，即教育百年大计，恐亦未能乐观也”——最后这个结果显然是蒋梦麟最恐惧看到的。

惨况和哀告，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蒋梦麟的精神，让他心灰意冷：“弟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在所难免”。

但蒋并非西南联大实际事务的管理人。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处理校外事务，往返于昆明与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之间。在1942年联大召开的42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中，他一共出席了25次，但主持会议只有三次。

真正每日忙于处理联大校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也是联大师生们最熟悉的面孔。这位沉默镇定的中年人几乎一肩挑起了联大所有校务，也因此被誉为“西南联大之母”。

他在1943年也同样承受着痛苦。3月4日，梅贻琦八旬高龄的老母在两个月前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想到母亲去世时“吾兄弟四人皆远在川、滇，未能亲侍左右，易篑之时，逝者亦或难瞑目耳，哀哉！”

这一天的下午五点，是联大常委会定期召开的时候，许多同仁劝他可以暂停会议，但梅贻琦“因有要事相商，仍下楼主持，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

但在私下里，梅贻琦难掩自己的哀恸和悲观。在接悉凶信当天的日记里，他在哀悼母亲去世的文字中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时局的看法：“惟目前战局如此，今后之一二年，其艰苦必更加甚，于今解脱，未始非老人之福”——对于未来，梅贻琦同样忧心忡忡，只是他承受悲观的能力比蒋梦麟更强而已。

学校日渐低沉的气氛，让他不时心生烦懑。在两天后的日记中，他写道：“上午在校办公，诸事益感松弛，办事人之怠忽，为之焦急，然亦无可如何耳。”

唯一置身纷繁窘境之外的，似乎只有南开校长张伯苓。1943年，他几乎全都身在重庆，对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罕有闻问。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看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个中内情，唯有张伯苓一人心知。南开全校被毁，始终是他的心中郁结，数年来栖遑奔走，干谒朱紫，只为了能够尽早复校。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将美国拉入对日作战的同盟，张伯苓才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蒋介石向张伯苓作出的“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给这位66岁的老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从1942年2月17日第一次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将全部身心罄尽到恢复南开的事业之中。这自然大大戕害他的身体。

清华大学展出西南联大校歌手稿复制品。

梅贻琦在1943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在重庆拜谒张伯苓的情景。作为南开的第一届学生，梅贻琦始终对张伯苓以师礼相待，向张伯苓“稍稍报告联大事”，在他看来，尽管张伯苓“精神尚甚健旺”，但“其病终恐成患耳”——这段日记当然是对眼前情况的描述，但也暗示了张伯苓的身心状况不允许他在南开复校与联大事务之间两者兼顾。

这恰恰是张伯苓自己的选择：联大发生的一系列状况他不可能一无所知，担任联大教务长的杨石先和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不断寄信汇报昆明校中情况，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伯苓对昆明校务有过任何特殊的指示。他默认了南开在西南联大存在感低的事实，以及他昔日的学生、如今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联大绝对的支配地位。

这位有着四十年办学经验、跨越两个朝代的教育家心中必然对三所学校之间的关系有过一番比权量力，最终做出了这个抽身事外的决定。

当他在1942年2月17日，给蒋梦麟和梅贻琦写下那封请求他们为南开复校提供襄助的信时，似乎已经推想到将会面临的困窘局面。谦恭和蔼的语气背后，是委婉地点明“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的不平等现状。

尽管张伯苓表示自己对两位校长“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但为了获得两位校长的赞助，他还是在信末重申了“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的西南联大初衷原则。

在十一天后的第二次复校会议上，他特别指出“复校时用款，除请政府协助外，并向国内国外捐募之”，丝毫没有提及向联大寻求款项和帮助。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做好了独善其身的准备。

累积的矛盾

三校师生间的矛盾与嫌隙，从刚刚迁校云南暂居蒙自时，就已初露端倪。那是在北大师生举行的校长欢迎晚会上。北大教授钱穆看到同事们“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而起因正是因为北大、南开校长都身在重庆，鞭长莫及，因此校务几乎全部由常驻昆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大权独揽。

最让这些教授感到不公的，是院系人事安排上的厚此薄彼。清华校长“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

北大教授们的抱怨并非无端泄愤，联大在院系人事安排上，“唯重清华”的态势可以说有目共睹。仅以教授们抨击的焦点文学院为例，清华教授有10人，但北大却只有6人，至于南开，则一个人也没有。在历史社会学系，清华9人，北大8人，南开仅有一人。

昔日人文重镇的北大，竟然在教职安排上不能与清华平分秋色，确实令人气沮。至于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这些理科专业，从院长到教授则全部被清华垄断，另外两所院校根本无从置喙。

在联大的五大院系中，院长一职的安排也几乎被清华收入囊中。除了被北大教授抨击的长期连任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外，工学院和理学院的院长也都被清华拿下。只剩下法商学院的院长一职由南开和北大轮流担任。但即便如此，清华的势力还是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周炳琳担任法商学院院长时，他手下的五个系主任全部由清华教授担任。

清华一家独大的态势在北大教授们眼中，自然如山压顶。但公允的说，这也是现状使然。清华在战前就已经未雨绸缪，向南方转运物资器材，规划分校，战争爆发后师生的南撤，又尤以清华最坚决也最有条不紊，撤走了全部教授。

北大却迟疑不决，直到北平被占领的三个月后，还有20名教授联名上书蒋梦麟，表达他们“总期四十年辛苦经营之学校，不致成为无人顾视之堕甑；三十余年坐幽待旦之同人，不致终虚卫校存学之初愿”立誓留在北平守护校园。

最终的结果是，清华无论是物资还是人数，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清华教师人数占总人数的50%以上，提供了图书馆三分之二的藏书和几乎全部的理工实验器材设备。

维系联大平时运作的经费，也以清华提供的数额最大，最为可靠。从1937年9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到1938年4月迁校昆明，清华共拨付了十八万九千余元，而北大拨付的金额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余元。南开因为全校被毁，尽其绵薄也仅提供了四千九百余元。

刚刚迁校云南的西南联大获得第一笔关键补助，也是由清华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拨付的25万元。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没有清华的加入，西南联大也许在1938年就会在贫乏与争吵中解散。是清华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才将这三所高校黏合在一起。

但清华的强势地位太过绝对，即使它不刻意做出高人一等的举动，仰人鼻息的局促感仍然使人如芒在背。于是，这场欢迎校长的联欢会，迅速酿成了一场独立运动：“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面对如此汹汹情势，坐在台下的钱穆决心站到台上，平息这场纷争。他质问那些喧嚷独立的师生，是不是忘了“此乃何时”？但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三校联合的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临时状况：“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

钱穆的发言暂时平息了独立分校的喧嚷。他这番坦率的发言也道出了联大师生们的共同心声。

在会上遭受攻击的清华教授冯友兰在事后回忆道：“当时一般师生对于最后胜利都有坚强的信心，都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他甚至将联大比作“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有各房自己经营的事业”。

这段话听起来像是对联大“和而不同”精神的绝佳譬喻，但联想到20世纪流行的以大家族为背景的小说，都以各房各怀私心，最终分崩离析为结局，冯友兰这番话里的讽刺意味，似乎就更浓重了一些。而之后的细碎事件，也一再证明了只要触及敏感事务，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一次没有成功的“分家”

担任联大总务长、已解决校内各类琐事纷争为日常工作的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时时感到自己身处矛盾中心。如果不是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事以“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郑天挺实在不愿肩起此职。

在日记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联大总务长的职务称为“苦海”。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三校之间的人事纠纷中。郑天挺在1941年4月的日记中提及的一件事情颇能代表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分歧。他的老同事周炳琳到办公室与他私下会晤，“谓清华大学因北大向教育部请款，部拟自从清华基金拨五十万，甚感不平，以为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在3月26日联大校务会议上提出的研究经费分配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清华校长梅贻琦就公开表示“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以委婉地拒绝了蒋梦麟对经费分配的提议。

但是，蒋梦麟与教育部商议后，仍暂从清华经费中拨出五十万，但这五十万并非补助给北大，而是作为联大经费。因此，郑天挺解释道，北大“决无分润或剥夺清华基金之意”，但这五十万元却几乎成为清华、北大分裂的又一次导火索。

清华校长梅贻琦在4月12日的日记中对蒋梦麟提出的经费补助办法“阅之极为不安，不知应如何对付也”。在次日写给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信中，他“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闷郁，不觉溢于言表耳”。17日的校务会议上，他甚至明确指出“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联大负其全责”。

尽管会议最后，还是委婉地表示“商定先由冯（友兰）、吴（泽霖）分访周枚孙（周炳琳），一探北大方面意向后再商量”，但这其实已经相当于温和版本的分家协议了。5月8日的清华教授会上，大多数清华同仁对北大的做法“多感愤慨”。

矛盾日渐升级。到5月16日，情势日益滑向分裂的深渊，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蒋梦麟）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自表同情，并望其成功”，等于坐视联大的分裂。但仅仅三天后，分裂的态势就被踩住了急刹车。

5月19日下午，梅贻琦带着一揽子分校计划面见教育部长陈立夫。当提及北大独立分校事件时，陈“摇首”，对梅贻琦表示：“如此方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

陈立夫甚至搬出战时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意旨：“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陈立夫在谈话中提到的“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自然会让人想起两年前西北联大分裂的往事。

西北联大分裂前的情势像极了眼前的西南联大。这所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洋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大学，同样也出现了一校独大和经费分配的问题。

北洋工学院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理工科高校，因此也具有睥睨其他院校的资本。北洋工学院的院长李书田从不掩饰北洋人的优越性，北洋的学生也经常对其他院校的学生流露出轻蔑的态度。校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当双方的武器从口水一路飙升到石头时，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五十万元经费”事件，差一点将西南联大也推上分裂的轨道。只是依靠教育部以权威仲裁者的强力遏制，才将分裂的念头彻底扼杀。

最终解决这个矛盾的，仍然是钱。陈立夫明确表态之后，教育部也旋即发布相应措施，为西南联大追加数十万元的预算。5月30日，梅贻琦从重庆向蒋梦麟拍发电报，“告预算追加三成”，经费问题终于得到纾缓。

分裂在经济上的理由已经不复成立，引发的风潮自然也消弭于无形。事后，北大和清华也“默契”地将这场分裂风波淡化处理，权作未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