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亮拿着手机，笑着给他刚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的母亲看，“看见没，又让我去呢。”

医院是个烦闷的地方，聊天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

给他发信息的是他同学，家住在天津西南部一个村子，“他们村里，几乎全是在做传销。”大亮说，“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在做传销，你不信吧，他给我发了好多照片，他们村的人开着豪车，不知真假。”

去年的时候，大亮跟着他这个朋友去看过，也听过一次课，里面全是讲的国家政策，还有红头文件。

“现在的传销早已经不是原来电视上报的那种，控制人身自由啊，打人啊，根本不是，连产品都没有，就跟你谈政策、谈投资、谈理想。”他神秘地笑着，“他跟我明说了，这是传销，但是越早加入，赚钱越多，说比我这在工地给人送料来钱快多了。”

“离他远点！”他母亲说话了。

“我知道，后来我说有事，先走了，他也不拦。”大亮端起一杯水递给母亲，“他这是知道你做手术了，感觉咱家急需用钱，是他发展下线的最佳时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在其官网发布《2018年一季度市场环境形势分析》显示，今年一季度查处的传销案件共有218起，数量同比增长了51.39%。

如果加上未被查处的，隐匿在黑暗中难以分辨的传销组织，伪装成优质项目和投资理财的传销行为，大多数人会张大嘴巴发现，停留在一二十年前的“传销”一词，原来从未停止演绎，而且还在不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换升级。

正如大亮所说，传销组织已经越来越少依靠暴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逃过这种寻找上升的简易通道心理，停留在脚踏实地。更可怕的是，这种心理的背后，已经不再满满的都是受害人，明知是骗局还主动参与的害人者，数量正在增多。

变换的“马甲”和拉不回的妈妈

2014年9月，浙江警方盯上了一个大型传销组织，名为“1040阳光工程”。

这种通过资本运作而获得收益的项目，从2007年开始，在南宁、武汉、合肥、贵阳等地一度风靡。其运作方式是，入伙时先交69800元，购买21份、每份3800元的份额，入伙次月，“组织”会退19000元，实际出资额即为50800元。入伙的人任务就是发展3个下线，3个下线再分别发展3个下线，当发展到29人的时候，即可晋升为老总，开始每月拿“工资”，直到拿满1040万元，就从“组织”里出局，完成“资本运作”。

当年10月，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如果当时远在北京准备考研的王落知道这个消息，也许能在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把她劝回来，当然，也有可能不行，因为他母亲对“1040阳光工程”的笃信，是他想尽任何办法也不能动摇丝毫的。

就在“1040阳光工程”被警方盯上的那个月，王落接到母亲从安徽打来的电话，用他的话说，一个农村妇女跑那么远，把他吓了一跳。打电话的意思是想开个连锁超市，希望王落过去帮着看一下。

“她含含糊糊，也不具体跟我说是在安徽的什么地方，我一听她说的就知道，那就是传销啊。”王落让母亲回家，几番劝说无效后，他给家里所有的人，父亲、弟弟和其他亲戚都打了招呼，“我妈来借钱千万不能给。”

后来王落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合肥。9月底，他唯一的弟弟也去了合肥，交了69800元，随后父亲也被骗去，还好中间给王落打了个电话，不然连工作都可能扔掉，“在那里干项目了。”几天后，他父亲人虽然回了老家，但把第三个69800元留在了合肥。

2015年2月10日，当“1040阳光工程”的十几位区域负责人开着奔驰、奥迪参加“撬动市场”年会的时候，会还未结束就被警方全盘抓获。

在这以后没多久，王落的弟弟、母亲先后回到了家乡，“她身上没钱了，直到现在，她还是相信这个项目是真的，只怪自己没能力，赚不到钱。”谁也无法说服他的母亲，自己的儿子、亲戚，甚至她向项目账号打款的时候，银行的人都提醒过她，那是传销的账号，这一切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回来后的母亲，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投资了很多其他项目，“包括现在最新的数字货币，以前还买五行币，最起码能有个东西，现在只有一个项目的资料，天天在网络上有很多群里发布，我妈就会往里投钱。”王落说，“还好她只有不多的工资，没办法，只好由着她去。”

花姐并不像王落的母亲一样跑去外地投资，这么多年来，本地的“项目”就已经让她忙得不可开交。

直到现在，她家里的一间屋子里，还堆着整整一面墙的保健品，不同品类，不同功效，隶属于不同组织，是她早年间被传销组织“坑害”的证据，这些教训，差不多花了二十几万。

这些是他们夫妻俩日夜轮换开出租车赚来的，为了摆脱那种靠出力换钱的日子，花姐一直在寻找方法。从保健品、治疗仪、化妆品，到各种纪念币，再到后来“有内幕消息的国家级项目”，她的亲友，跟着她一起经历了迭代。起初参与的人很多，花姐还能从中受益，后来越来越少，前两年开始，她只要跟别人谈相关话题，大家就会搪塞着走开。

“管不住，被骗了那么多次，还是别人说什么信什么，出个什么新的形式，就说跟以前都不一样，绝对不是传销，不是骗人的。”她原本就少言寡语的丈夫，现在觉得见到熟人都抬不起头。

“害人害己。”他说。三年前，他们搬离了居住十几年的单位家属院，唯一的儿子离了婚，原因是花姐在上次参与“项目”时，一再劝说拉亲家入股，结果一百多万元投进去后没多久，入股项目的“高层”不见踪影，在一个三线城市，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打击可想而知。

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让花姐停止，短暂的消沉后，花姐重整旗鼓，把微信当中所有认识的人拉到一个群，取名“干股帮”。早中晚各一次，花姐不断循环发布关于这个干股帮的消息，“干股帮是一个消费商生态”“0投资加入”“帮助平台发展会员，每人有一人注册赚1元，满50后赚无限代1元”“直推50人直接成为合伙人，享受无限代百分之十的购物加干股收益。”没有一个人回复，群里除了她按时打卡，其余时间是一片死水。

花姐还加入了很多数字货币的群，并且仔细研究，“现在来讲区块链已经是最前沿的技术，只要看准项目，回报是最可观的，就跟最早的互联网一样。”

她一直相信，她肯定能找到一条让自己一雪前耻、带领亲朋迅速致富的捷径。

一秒钟识破传销

2017年6月，央行货币金银局发布的“关于冒用人民银行名义发行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示”中称，“目前市场上所谓‘数字货币’均非法定数字货币，某些机构和企业推出的所谓‘数字货币’以及所谓推广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可能涉及传销和诈骗。”

自去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理财市场一片暗淡而比特币进入疯狂行情后，各地普罗大众对数字货币的追捧也跳至高点。

《江苏省互联网传销识别指南》（2017版）相比2016年的更新中，主要新增数字货币传销以及微信传销两大部分。在数字货币传销部分，《识别指南》指出，数字货币的理解需要一定的门槛，大部分投资者并不懂数字货币，很多传销分子利用这点进行传销行骗，将“数字货币”的概念与传销结合起来，形成“传销式数字货币”。据这份指南点名，珍宝币、百川币、SMI、MBI、马克币、暗黑币等26种所谓数字货币，都披着或者疑似披着数字货币的外衣进行非法传销。

199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传销，但此后的20年，传销不断变换形式，越来越具有迷惑性，难以判断，以至于从传统的实物传销到互联网金融理财再到如今借助国家政策红利的资本运作和数字货币。

4月15日晚，西安警方成功破获全国首例打着“区块链”概念的特大网络传销案，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根据官方通报，该案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涉案资金高达8600余万元。

据悉，该组织2018年3月28日起以聚集性传销、网络传销为手段，以每枚3元的价格在“消费时代”（DBTC）网络平台销售虚拟的“大唐币”，并自行操纵升值幅度，同时组织在国内外众多城市召开推介会，吸纳会员，根据会员发展下线情况，设置28级分管代理，截止到4月15日案发前，该团伙共发展注册会员13000余人。

西安一位曾经落入传销组织后自发组织成立反传销联盟的人士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称，传销最典型的“话语体系”是“几何式倍增”和“五级三阶制”。他解释称，“几何式倍增”是直销和传销通用的概念，即1变3，3变9，9变27，下线无限倍增；“五级三阶制”则是传销界的金字塔形奖金分配制度。最高级别会拿到所有的奖励——一笔百万或千万元级的财富。

多位被骗去传销组织的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以商务商会会所运作、民间小额互助理财等等为名，有的被胁迫，有的被哄骗，传销组织用一整套看似非常完美的理论给人洗脑，并在短期内不断强化，盖上“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加快建设北部湾城市群”等被曲解和误读的国家政策，极具煽动性。但究其实质，最终都逃不过拉人头，用后来者的钱填补先入者的收益，且无论下线多卖力，都不可能比上线收益高。

“七天，只用七天，就基本都能洗脑成功。”王落说，在他母亲加入传销组织那段时间，他曾尝试跟受害者家属联系，也咨询过很多反传销组织，大家交流的结果是，基本上七天后，自己的家人就完全陷入“1040万”的幻梦中。“当然，在反传销组织中也滋生了很多骗子，就是利用家属这种急迫的心理，交会费什么的。”他连叹了几口气，“唉，太乱了，什么人都有。”

升级背后的人性降级

日常流传在各个社交媒体，打着“消费返利”“消费多少返多少”“消费增值”“消费就是存钱”等口号的各类网上商城及线下商城中，潜伏着大量的新式传销，但是普通人并不知道。

《腾讯2017年度传销态势感知白皮书》发布的监测显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已累计发现涉嫌传销平台3534家，活跃参与人数3176万，且每天新增识别传销平台30个左右，其中2017年新出现的平台占比为58%。

《白皮书》称，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以无接触、网络化、地域分散化为特征的新型网络传销逐渐成为主流。在目前所有的网络传销类型中，以金融投资理财类、商城返利、虚拟币、微商类型的传销组织数量最多，其中金融投资理财类传销占比高达30%，成为新型网络传销的主要模式。

借助互联网升级的新式传销，不仅呈现明显跨区域、人员多元化等特点，而且进行得更为隐蔽。大陆官媒报道称，传销团伙利用互联网的虚拟性、跨地域性，把网络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境内安插代理人遥控指挥，资金通过“地下钱庄”汇往境外，增加了执法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和打击的难度。

一位基层经侦人员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大量的非法集资犯罪在使用传销模式的同时，还给自己披上了类似众筹、共享经济、返利销售等“新经济”外衣，并采取手段规避相关政策限制。不仅一般群众难以辨别，基层执法部门在遇到这一状况的时候也往往难以甄别。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销手段和形式的不断升级，还并不是最可怕的事。

大陆有一档颇具收视率的节目，讲述为何传销在很多地方无法扑灭，“因为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根源，”相关人士分析了易陷入传销的人群，大多是壮志难伸，迫切想改变生存环境，并且希望以一种智商运作的方式，而不是出苦大力，也就是这类人群，最易被传销勾勒出的“未来”吸引。

而这些人里，有相当部分是明确了解自己参与的“项目”是传销性质，更明白只要早进入一定可以获得收益，这些收益的来源就是自己拉进来的下家，而这些下家的成分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样的逻辑，细思极恐。

就像大亮的朋友问他，“明跟你说这是传销，但是越早进来越能赚钱，你做不做？”他拒绝了，认为不靠谱也好，过不去良心那关也罢，而他的那位朋友，并没有这一层底线的牵绊。

这才是新式的一清二楚的传销变种最可怕的地方，相比早期哄骗、暴力胁迫，它让人们自愿抛弃了自己的底线，贪婪完全打败人性。

2018年3月22日上午，“1040”非法传销案在镇江丹徒法院宣判，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其中多为“海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