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首脑会谈当天阳光和煦，韩国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一历史性会面。位于首尔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很多中学生正组团来参观。安检口外，很多人拿出手机实时跟踪会晤进程，小声议论。

4月27日，文在寅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共同民主党外交及通商首席委员蔡奎荣在其办公室接受《凤凰周刊》的专访。他笑着说，“去年见你们的时候还说，至少两年才能迎来首脑会面，这已经比绝大多数专家预测的要短了。结果，才不到一年就实现了。真的没想到啊！”谈到“萨德”问题时，他再度作出预测说，虽然该问题还没能完全解决，但现在是一个“缝合”的状态。“随着朝鲜无核化问题一步步地实现，两年内‘萨德’被撤回也是指日可待的。”

宣言达成后，未来四年有充分执行力

《凤凰周刊》：与过去两次韩朝首脑会谈相比，这一次有何不同？

蔡奎荣：我没有直接去现场参加前两次会谈，但当时负责的事务跟现在一样，所以也算一直参与商谈。

2000年金大中总统和金正日的会谈，是两国领导人的初次会晤，是互相问候、寒暄的一场会谈。当时对改善南北关系提出了比较抽象的宣言，表明南北要正常交流来往的想法。2007年的会谈包含了更多主题，特别是有关朝鲜在经济上想要寻求的帮助和协力，当时比较注重经济协力这个主题。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是卢武铉总统任期的末期，所以会谈的后续发展存在很多未知和无力。

这次会谈与过去有很大不同。首先，文在寅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因此《板门店宣言》中的内容，在未来四年间是有充分执行时间和力度的。尤其这一次的主题是非核化。此外，根据联合国协议，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正在进行中。除了人道方面的支援以外，经济上与朝鲜的任何交流或帮助都是违反国际制裁的。只有正式达成非核化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交流。

《凤凰周刊》：朝鲜之前宣布停止核导试验，国际社会予以高度赞扬。一些声音认为这是朝鲜迈向无核化的第一步，但也有一些质疑声认为，这并非无核化宣言，而是朝鲜作为拥核国的宣言。你怎么看？

蔡奎荣：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以及韩国的专家存在分歧。我的观点是，宣布核导弹试验中止的行为是迈向非核化的第一步。朝鲜已经做了很多次核导试验，现在宣布中止核导弹试验是进行核冻结，是非核化的始发点。这个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朝鲜内部，“已经完成核导弹了，所以中止核导弹试验也没关系”，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另一个是对外部而言，表达他们要进行非核化的决心。如果他们不这样宣布，那么南北会谈、美朝会谈就算进行了也没有意义。

《凤凰周刊》：要做到“全面的、可查证的、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原则，需要哪些步骤？有关各方又应当做什么准备？

蔡奎荣：如果想达到最终的核废除，需经过联合国下属机构的核查、监测，以及韩朝两国、美国、中国等确认，最后由朝鲜和美国签订和平协议，并保障朝鲜的体制安全。时期上来讲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到2020年，到时候美国会有第二次选举，大概到2020年5月为止的两年内，应该会阶段性进行核废除的程序。美朝会谈后，比较详细的有关非核化的时间表才可能出来。

《凤凰周刊》：《板门店宣言》中提到，力促韩美朝或韩美朝中会谈。如何解读这个背后的意涵？

蔡奎荣：十年前六方会谈时，美国并没有把朝核问题当一回事。现在朝鲜核武器发展如此迅速，美国充分感受到了威胁，因此这次比较主动站了出来。在朝核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核心国家是美国、韩国和朝鲜这三个国家。再是中国的立场。日本和俄罗斯只是在最后核废除协议上起到一个国际保障的作用，中间协议的过程并不会参与。

朝鲜当时之所以参加六方会谈，还有一个额外考虑，就是希望得到经济方面的援助，特别是日本的援助。因为日本过去对朝鲜半岛殖民过，上世纪50-60年代，韩国以“对日请求权”的名目得到过经济上的赔偿。但朝鲜没有拿到赔偿。因此朝鲜希望可以用类似请求权去获得经济赔偿。

现在来看，朝核问题上的核心国家是朝鲜、韩国和美国，所以才会有南北会谈、美朝会谈。之后应该还会有一次朝鲜、韩国、美国三方的会谈。这里的变数是，朝鲜最终会怎样把中国拉进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不会想把日本、俄罗斯拉进来。

比起美国，朝鲜是处于弱势的国家，所以它曾经想要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协力。但是在非核化问题的协商上，就算它想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也不会将其他国家拉进协商当事国里来。只有南北会谈、美朝会谈都成功，非核化协商达成，它或许会在经济协商中渴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参与。当事国过多的话，各自利益关系不一样，达不成协商的概率也会比较高。

达成内情：文总统的半岛哲学观

《凤凰周刊》：韩国政府是如何促成南北以及美朝对话的？

蔡奎荣：其实2016年朝鲜也试图想跟韩国对话。但当时国际社会对其压制比较严重，时任朴槿惠政权乐观地认为，朝鲜可能会屈服于外部强硬的制裁。

去年5月文总统上台后，朝鲜那边接二连三做核导弹试验，让半岛关系高度紧张。但文总统的一贯认知是，朝鲜半岛不可以有战争，所以要通过改善美朝关系，实现朝鲜非核化，签订和平协约，加深美朝正常交流，等等。这些话他在选举时就说过。大选结束后，我们一直积极去说服朝鲜和美国，不管朝鲜做核导弹试验或者其他行动，美国绝不可以先去刺激或者攻击朝鲜，一切都要通过对话来解决。

再加上文总统作为前总统卢武铉的朋友，曾担任过卢武铉政权的秘书室室长，也是2007年南北会谈的准备委员长。所以对南北关系，他是有一定的哲学观的。此前韩美总统也经过了多次通话，产生了一种信赖感，加上朝方也对他有一定信赖，这样促成了最后的美朝会晤。

《凤凰周刊》：文总统为什么会坚持这套哲学观？作为进步派政权，对朝鲜求和的做法会不会受到民间质疑？

蔡奎荣：文总统上任后，在德国柏林发表了“韩半岛和平构想”。当时朝鲜批判说这是“没有用的胡话”。因此，韩国也出现“看吧，对朝鲜实施柔化政策是不行的，他们肯定会继续做核导弹试验”之类的质疑。尤其保守势力，一直以来对文总统的批判都很重。

之前朴槿惠和李明博等保守派政权，也曾试图想跟朝鲜对话，但朝鲜还是持续核试验，于是国内批判的声音就会出现。受民意影响，当时的政权最终寻求退让，并放弃之前想要改善南北关系的意图，继续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希望等朝鲜屈服。

但文总统认为只有南北关系改善了，韩国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因为南北关系的改善远远不止安保问题，还可以改善很多社会问题。韩国在吸引外资上一直有一个劣势，一般被称为“朝鲜风险”，也就是所谓的战争风险。像我们国家向国外借款，利息其实很高的。如果南北关系改善，未来没有战争威胁的话，外国借钱给我们，利息会更低，我们能引进的外国投资也就会更多。

此外，韩国现在就业环境很严峻，通过向朝鲜投资可以创造更多就业。韩国的年轻人群体较少，而朝鲜较多，南北关系改善后，这方面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因此，以后就算不统一，只要能自由往来，就能带来很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好处。文总统就是更看重这方面的益处，不管国内舆论怎么批判，都坚持改善南北关系。

《凤凰周刊》：你是怎么理解统一的？韩国国民可以接受统一么？

蔡奎荣：过去几十年来，由于两国国家体制不一样，虽然是同胞，但国民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做到统一。而且，就算外交安保上统一了，经济体制要统一起来还是很困难的。所以短期内我并不期待统一，但是期待互相友好往来。经过至少20年或者50年的友好往来，国民的想法没有那么不一样的时候，可以期待真的统一，但那是比较遥远的事了。

中美贸易争端，韩国不站队

《凤凰周刊》：你同样也是通商代表，如何看待最近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在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问题上愈加强硬的趋势下，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应当如何抉择？

蔡奎荣：美国发起贸易争端是非常不适当、不公平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本来是通过互相销售生产成本更低的物品而进行的，但美国的生产能力比较弱，所以产生贸易赤字。可是，虽然美国产生贸易赤字，但他们有美元这个全世界通用的货币，因此再怎么贸易赤字，通过货币是可以发展经济的。现在特朗普以自己国家缺乏就业职位为由，拿关税来刁难，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目标是中国，但即便韩国是美国的同盟国，韩国也是美国的一个目标之一。在贸易上，美国也经常拿关税来刁难韩国。比如在特朗普的要求下韩美进行了FTA（自贸谈判协定）的修改。美国对洗衣机、太阳光板等产品征收的关税非常高，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韩国的出口。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安保和通商不一样，韩美之间的同盟是安保同盟，不是通商同盟，所以在贸易问题上，要以公平为准则。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赞同美国。

但另一方面，在韩国看来，中国在经济上目前不是完全开放的国家，也会做出不公正的经济行为，比如给予国内企业补贴，或者大幅提高关税不让其他国家进来等。中国虽然加入了WTO（国际贸易组织），但还没能获得欧洲公认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和欧洲的分歧之一。所以我们既不站美国边，也不站中国边，我们想要的是在WTO规则下的公平公正的经济体制。

《凤凰周刊》：最近中国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你是否注意到？

蔡奎荣：我们是很肯定中国的金融改革的。我认为这也是对美国贸易争端的回应。 韩国跟中国也签订了FTA协议，内容上还不太完善的投资和服务的部分，就涉及金融政策。现在韩中两国就FTA的后续协议在进行协商，特别是投资和服务这一部分，希望中国的金融改革可以反映到这个协商里。

《凤凰周刊》：近两年“萨德”问题一直成为中韩之间的障碍。去年年末双方达成谅解，文总统在上任的年内实现访华。你对未来的中韩关系有何期待？“萨德”问题还会继续成为障碍么？

蔡奎荣：目前来说，“萨德”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现在处于“缝合”状态。之前文总统说设置“萨德”是临时的，这意味着不会追加设置。而且我们多次强调，“萨德”是为了针对朝鲜的核导弹，不是针对中国。因此，“萨德”问题变数其实在于南北关系。如果南北关系改善，未来两年内朝鲜实现非核化的话，“萨德”被撤回也是指日可待的。

《凤凰周刊》：去年文总统访华时，曾提到要将韩国“新北方”和“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目前有没有进展？韩国未来的周边战略考虑是什么？

蔡奎荣：我也是“新南方”和“新北方”政策制定的参与人。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善南北关系，制造出韩半岛的新经济地图。通过南北间的交通、物流等等，制造经济上的协力地图，发展韩半岛新的经济形态。往北叫作新北方、往南称为新南方。

但现在，南北关系改善还是开始阶段。新北方政策的核心是与欧亚大陆在物流、交通、能源上的协力。交通上如果通过朝鲜，用铁路或高速公路连接起来，是最方便的。交通建立起来后，物流运输会变得很快；能源问题上也是，到时蒙古的太阳能资源等清洁能源就可以输送到韩国。南北关系的改善也会左右新北方政策的推行。朴槿惠政权时期，也提出了跟欧亚大陆协力的倡议，但由于没能改善南北关系，最后不了了之。

新北方政策其实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相似性。“一带一路”是通过建设铁路、港口，再发展经济。在这些方面上，新北方和新南方政策有一脉相通的感觉。

外界一般总强调美中日俄这些大国，但其实韩国的经济能力也不差，明明可以在国际社会做更多事情，但却碍于在外交上能量较小，鲜有建树。所以我们想跟东南亚国家加强交流。我们期望在对东南亚投资的过程中，中韩能够共同参与，共同投资。对于如何将“新北方”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韩国方面仍处于构想阶段，还没有详细规划。

改宪有阻力，积弊改革远未结束

《凤凰周刊》：文总统上台以来，韩国国内进行了多项改革，尤其是在清除积弊方面。最近两位前总统接连被起诉和审判。你如何评价他的改革？

蔡奎荣：对于积弊方面的改革，我认为还没有结束。朴槿惠政权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国家的体制都崩了，国家变得不像国家。李明博政权的情况是，他涉嫌收受巨额资金，但是发展项目都不了了之，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那些钱去了哪呢？国民对这些情况产生了疑心。

除了两位前总统个人的错误之外，我们的制度也有一定问题。国民都认为这些问题需要马上抓住改正，我们也正在这样做。但困难的部分是，辅助两位前总统的人以及下面的公务员，不可能都换掉。韩国公务员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便他们做了错事，但法院没判有罪，不能把他们赶走。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体制里的人有不正当行为时，可以揭露他们的系统。现在处于发展这样一个制度的过程中，也就是外界说的积弊改革。过去十年来，整个体制形成的积弊需要一点点去改革。我认为文总统这一年的积弊改革是有成果的，未来四年要一直做下去。

另外，有些意见认为这是针对朴槿惠、李明博的政治报复，但他们如果没有罪，法院也不会判他们有罪。两位前总统的被判罪，给了后面的总统一个警示。

《凤凰周刊》：文总统上台后也着手改宪事宜，最后国会未在时限内通过《公投法》修正案，好像来不及6月举行地方选举时兑现了。请问改宪背后是什么考虑？

蔡奎荣：我们上一次改宪是1987年，已经过去了30年。30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如今的宪法已经无法匹配现实需求。比如：福利、人权、经济、劳动政策等方面，国民也感受到改宪的必要性。

主要分歧是权力构造问题。现在韩国总统制是5年的单任制。1987年修改宪法时，是将独裁政权改成所有国民都可以投票的直选制，之前朴正熙当了十几年总统，全斗焕也是7年的单任制。为了提升国民投票率，当时改成5年单任制。但5年单任制也有很多问题，一是国会选举4年一次，总统选举5年一次的话，跟国会选举不太相合。中间会有很多政治问题。另外，总统在第二三年定下的政策，下一任政权不能保障其连续性。所以，为了改善5年单任制问题，出现了说要像美国那样4年两任连任制的意见。

也有意见说，韩国总统权力太大了，所以才出现朴槿惠的问题，因此有人提出要削弱总统的权力，比如把总统的权力分给国会和总理等。但总的来说，改宪问题上，大部分内容已经协商完成了，只有权力构造问题还没达成一致。

因在野党在未来执政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们主张把总统权力分给总理，总统负责外交和安保，总理负责福利、社会、经济等等。而且他们还提出，希望总理由国会投票选举，类似议院内阁制一样的制度（之前总理是由总统任命的）。之前选举的时候，各政党本来协商好要改宪，所以文总统提出来了，但在野党突然又提出这样的意见，所以变得很难协商，相当于违背了之前的约定。因此在权力构造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很难实现改宪。

《凤凰周刊》：为什么说在野党未来执政可能性很小？

蔡奎荣：从韩国政治光谱来看，进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者按30%和30%分，剩下中间40%是要争取的。由于前两任总统的问题，保守党有点走向自灭的感觉，因此中间的40%基本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现在南北正常会谈在展开，他们却说进步党只喜欢赤色分子等等，这种想法是没法争取到有正常思考而处于中立立场国民的支持的。所以我认为，未来10年，文在寅的政策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凤凰周刊》：未来五年，你对韩国的外交有怎样的期许？

蔡奎荣：未来五年，通过南北关系的改善，让朝鲜正常化、非核化，这是我们主要的对外政策。过去跟朝鲜一直是对峙状态，所以施行了利用联合国、国际社会去压制、制裁朝鲜的外交政策，如果朝鲜迈向正常化，我们可以一起商量讨论外交政策。朝鲜实现非核化的话，韩国在外交上可以发挥的能量也会增大。之前谈到的新北方政策，如果南北关系改善，可以构造韩半岛的新经济形态，经济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外交层面。往北至欧亚大陆，往南到东南亚、印度，我们在外交上的辐射力会扩大。

目前唯一担心的，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如果美国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之后中国也采取保护主义，韩国作为一个对外经济依赖性较大的国家，会非常担忧。不过随着南北关系的改善，扩大韩半岛的经济圈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