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成为网民的口头禅后，“隐形贫困人口”一词近日又火了，很多年轻人纷纷站出来抢着认领。所谓“隐形贫困人口”，按网络描述，其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类人很能花钱，看起来活得光鲜亮丽，晒旅游照、穿名牌衣、去高档场所消费；二是他们实际上阮囊羞涩，一贫如洗，可能还身背债务。

新词能火，是因它精准地把住了年轻人的脉，背后喻示着社会状态的变化——这并不只是一场“庸众的狂欢”，或对“贫穷”的集体叹息，实际上暗含了某种自我调侃的政治意味。

从现象来说，不少都市白领因无法得到大城市的房子、户口等重要资源，只好将自己的生活寄情在一些高消费的商品中，以获得某种身份象征和缓解内心的焦虑感，其目的还是渴望被更高的阶层接纳和认同。对奢侈品的消费调查显示，大陆城市奢侈品主流消费群，比欧美消费群要年轻15岁，年龄在22岁到45岁之间。全球奢侈品消费水平只占个人财富的4%，但大陆有些消费者却用个人财富的一半或更多来购买奢侈品。

应当看到，这种自嘲为“隐形贫困人口”的人群，固然与社交媒体引领的消费风潮有关，但不能不说他们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真实的贫困感——这种贫困感，有的是因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有的则是因为生活、工作及未来缺乏保障的不安全感所致。比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年轻人，现在的物质生活是丰富了，但从工作强度、生活成本、稳定感和未来前景看，眼下的年轻人并不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

欧美流行的“穷忙族”一词，不久前在国内年轻人中也风靡过一阵子。它的意思是，虽然一直在工作，却总是入不敷出，越忙越穷越穷越忙，努力工作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无法实现生活的根本改善。去年底，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一个劳动力调查显示，中国超过四成的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在50或50小时以上。“996”模式（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工作常态，越是大城市大公司，越是如此。

高强度的付出和收入增速，并赶不上房价、物价和税收的增速，感到越来越穷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年轻人，也包括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失落和焦虑感都在日益增强。高失业风险、高昂的生活成本、高不可攀的房价、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及脆弱的社会保障，不仅让许多年轻人自嘲“隐形贫困人口”，而实际上，他们和很多中年人一样，本来就挣扎在真实的贫困边缘。这不是一个隐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日益显性的残酷现实——是真正需要面对、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

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是，收入不高为何还要热衷高消费？在心理学上，这也是有解释的，人越是无力控制生存环境的情况下，越会以模式化的生活方式来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以便给自己制造一种心理假象：生活中的那些不可控因素已被控制。在日益艰难的生存现实面前，年轻人一边是鲜衣怒马的欲望，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现实，与其沉沦绝望，不如投入到消费主义的怀抱，这反倒可视为一种另类的抵抗。

在多元消费的年代，与其指责“隐形贫困人口”非理性的消费观，不如研究导致这种群体行为背后的社会原因更有意义——在社会现实没有实现理性回归以前，要求年轻人的心态和行为理性，是不现实的。给年轻人多一些关怀，多一些舒缓压力的渠道，是政府及一些社会机构应当考虑的问题。不解决高房价、高税收、高失业风险、低社会保障的状况，这类“隐性贫困人口”只会越来越多。

“我只是为了看起来富一点，才穷下来的”，这句话如今在年轻人中极度流行。这种消费观，完全不同于老一辈人“只爱储蓄不爱消费”的观念。民众一直有误区，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确实，中国人喜欢储蓄，2015年人均储蓄率46%（全球平均储蓄率只19.7%），居世界第三。但储蓄率高，并不等于居民储蓄多，因为国民储蓄包括了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国民总储蓄增长中有八成源自政府及公司部门。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的一个调查显示，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这些年由于房价、子女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养老费用一路飙升，加上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等，很多居民即使想储蓄，也无钱储蓄——这是一个很硬的、真的现实。

“隐形贫困人口”一词的火爆，并不意味中国社会的消费观念真的转变了，更不能视作富裕社会的副产品，因为它表面上是指某些特定的年轻人，而实际上，中国一半的家庭可能都在此列，这才是此词能够迅速火爆的背后主因。在自媒体时代，民众的感伤从来都是这么表现的——眼泪在眼中打转，脸上却硬露着微笑，甚至偶尔用一点粗口来保持自己虚弱的尊严——这种体会，是很多网民的共同体会。当人们不愿用正常话语来讲述或讨论社会和个人所遭遇的真实处境时，只能创作出这种密码般的新词，来寻找能引起共鸣的心灵。

因此，“隐形贫困人口”一词实际传递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无奈，人们不要低估了网民对社会真相的认知，也不要低估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热望。